鲁迅，从藤野先生的身影里走来

在中国，稍具文化知识的人，可能不晓得京都奈良，横滨札幌，但鲜有不知道仙台的。只为上世纪初，那里有一所叫“仙台医专”的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可敬可爱的老师叫藤野严九郎，他教育和影响了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而这个叫鲁迅的伟大的中国人又以他超人的思想力量、精神魅力教育和影响了他的同胞，乃至成为了这个民族不死的精魂。所以追本溯源，再考察鲁迅先生的衣者状貌，交友之道和立身行事均可以清晰地看出较浓重的“仙台痕迹”。因此，“鲁迅，从藤野先生的身影里走来”这个论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成立。

一、不修边幅的藤野与衣着随便的鲁迅

教过鲁迅的老师，众矣。单是东京弘文书院期间能叫得出名字来的教师就有八位，其中有后来成为日本文法大家的三矢重松、松下大三郎和松元龟次郎；而在仙台医专正式教过鲁迅的老师，有案可稽的就有二十余位。还有给他文化启蒙的塾师寿镜吾、给他中国学问筋骨的章太炎。但他发自肺腑的声音却是：“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藤野先生）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这份感激源自与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势下──一个弱国的子民，在异国他乡饱受歧视的恶劣环境里，恰逢一个来自异国的先生给予了他平等的看待和无微不至的关爱——藤野先生不啻是仙台的“太阳”。所以由感激而萌生的崇拜之情，使得一贯特立独行的鲁迅决心要做个象藤野先生那样的人。

首先藤野是个朴素的人。文中插叙的一则掌故很耐人回味，“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马虎），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我不禁怦然心动，似乎一下子捕捉到了鲁迅终身不修边幅的奥秘所在。他在精神上实在是太想与藤野先生靠得更紧些，甚至于状貌衣者以仿效。（当然，崇敬太炎先生也是个不错的解释。章太炎首如飞蓬，衣衫褴褛，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

在几乎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都不约而同的对他的衣着状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头发约一英寸长，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的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象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这是青年作者阿累眼中的鲁迅。

“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别的花纹，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这是一九二三年十月的一天，作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许广平第一次仔细打量正在给她们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周树人的感觉。

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的同事夏丐尊回忆鲁迅：“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

“语丝”时期的朋友孙伏园回忆鲁迅：“他平常只穿旧布衣，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

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回忆道：“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像百日发（假发）的形状，脸上蓬蓬地蓄着随便须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

日本青年朋友增田涉回忆说：“因为他不大进理发店，服装也从来不注意，所以有一次，他为了看望一位英国人，要到某大厦的七楼去，管电梯的中国人当他是可疑的家伙，把他赶开说‘向那边去’！他没有法子，只好一步一步地上到七楼。”

内山书店的小伙计王宝良差点因为鲁迅衣着的寒伧而闹出笑话：因为这个“穿一件竹布长衫，脚上穿一双白色的橡皮底鞋子，有一点小胡子，咬着一个竹制烟嘴的老头，仅从衣着上看，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于是被看作了偷儿，受到特别的“照顾”。

众人眼中的鲁迅与鲁迅心里的藤野先生是多么惊人的相像！这种单纯的，发乎自然地对藤野先生外貌的模仿，实际上是对藤野先生朴素人生的一种肯定和推崇，虽然这多少带有一些童稚般的天真烂漫，但鲁迅的为人从骨子里来说也向来如此。

二、对清国留学生的看重与对日本民族的友善

在仙台期间，鲁迅是在寂寞和白眼中度过的。当着藤野先生一次次悄悄走进这个貌不惊人且孤独无助的清国留学生身边给予他学业上的悉心指教，人格上的平等看待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善意和温暖。由于难得和情境的特殊，他的这种感激之情是异乎寻常的强烈持久，并在此后整个生命旅程中都怀揣着这份感激，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君子做派，回报着藤野先生当初的爱意，始终与日本各界人士保持着友爱关系，日本人也十分珍惜这份情缘，在仙台为鲁迅建立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鲁迅与日籍人士交往很厚，只要稍稍翻检一下《鲁迅日记》就会很轻易地得到这么个鲜明的感觉。据马蹄疾先生的考证，仅一九二二年鲁迅与日本人士交往的就有（因该年的《鲁迅日记》在抗战中丢失）：

丸山昏迷，日本《新支那周刊》编辑。一九一九年到北京，因在北大旁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结缘。到了一九二二年，又因创刊日本时事政论文化综合周刊《北京周报》编稿事宜，经常出入鲁迅与周作人合居的八道湾11号寓所。而他与鲁迅的频繁交往则是在翌年，该年的《鲁迅日记》中，丸山昏迷的名字共出现十八次。于是就有了署名“昏迷生”的专论《周树人》，该文重点介绍和评论了鲁迅创作的成就，是日本开始进入鲁迅研究的序曲，是向日本单独介绍鲁迅创作成就的第一篇。

细井，《北京周报》记者，经常为鲁迅先生拍照的友人。

藤原镰兄，《北京周报》主编，是丸山昏迷的顶头上司。在丸山离开《北京周报》后，藤原继续在《北京周报》上连载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亲自以“东方生”的笔名，翻译了鲁迅的杂文《说胡须》。

清水安，一九一九年以神甫身份来中国，在北京创办崇贞学园，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为此专为结识鲁迅，进行实地采访，生动而全面地向日本介绍鲁迅。

藤冢邻，日本名古屋高等学校教授，汉学家。他的认识鲁迅是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通过丸山昏迷引见的。此后这两个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鲁迅以新印旧着《中国小说史略》寄赠藤冢邻，以答谢他曾赠予两部日译《水浒传》的厚礼。

福田诚一，鲁迅又称他ＳＦ君。一九二一年至二三年间为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二二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因故暂居在八道湾11号寓中，由鲁迅家人照顾起居，福田出于对爱罗先珂的崇敬，专来北京探视爱罗先珂，便由此与鲁迅结缘，在鲁迅家中食宿十六天，后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有信件、书籍、食品的来往。一九二九年起福田诚一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和《读者文摘》杂志社社长，时鲁迅已定居上海，八月八日，福田专程拜访鲁迅，“谈至半夜”才分手，可见友谊之深笃。

片上伸，日本评论家，鲁迅是在他来北大讲演时认识的，对他很佩服，后来一直很注意和重视片上伸的著述，并不断搜求片上伸的作品，鲁迅的藏书中就有不少他的著作。

再查《鲁迅日记》，日本人中名字出现最多的是增田涉。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初识直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两人交往竟有一百八十次。其间书信往来八十封。后来在鲁迅先生五十周年忌日，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漱平、中岛利郎合编了《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古书院出版），以纪念这对异国师生的拳拳情谊。有意思的是这二位编者又恰好是增田涉的学生。

增田涉２７岁时初到上海，经过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了５１岁的鲁迅，由于自身的学术爱好和内山的建议，他决心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他每天下午去鲁迅寓所，由鲁迅指导他先学习《呐喊》、《彷惶》直至同年冬返日，整整十个月。从《鲁迅日记》记载来看，他俩经常共进晚餐，同看电影、会见友人，亲密无间。增田返日时，鲁迅赠诗有句云：“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忆华年”。深情回忆起自己早年留日的生活，抒发了对日本人民难以忘怀的依恋。鲁迅对日本友好人士的深情厚意，赢得了日本民众的忠心爱戴和亲切回应。增田涉就说：“我要一辈子做鲁迅先生的学生，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让鲁迅精神在日本生根开花。”多年来，日本朋友对鲁迅先生在日本的遗物和手迹的细心发掘和精心保存就是明证。

其次是内山完造。《鲁迅日记》提到与他交往的事情就有一百六十五次之多。这位来自日本的温雅的书店老板成了那个寒气逼人的上海滩头鲁迅为数极少的可以敞开心扉的至友。再次是日本女歌人的本初枝夫人，她是鲁迅晚年的挚友，《鲁迅日记》提到她名字的地方有一百二十五处。

人名的罗列和数字的列举是枯燥的，但是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与日本、日本与鲁迅之间那份割不断的情缘。还是增田涉讲得中肯：“在鲁迅友情中的日本，亲切的良好部分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藤野先生所支撑着的，在对工作和学问的勤勉这点上，鲁迅屡次说日本人‘可为我们的模范’。”（《鲁迅与日本》）

因此我们就很能明白这种“鲁迅现象”：他有病总往日本医院医治。如鲁迅首次患病──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午后往山本医院诊”。此后这一个月内，接连往该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母亲生病或婴不适也均送往日本医院治疗。鲁迅生命的最后，在他病榻前的除了宋先生就是一位名叫须藤五百三的日本大夫。

鲁迅每遇不测之时，屡屡投奔的避难所总是日本友人开设的医院、旅店或是书店。如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因《京报》披露段祺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鲁迅先往莽原社躲避，三天后又转移到山本医院；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因柔石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捕，携全家至一日本人开设的花园旅店避难至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二年二月三十日，因避“一·二八”战火，又携全家及周建人一家躲入内山书店后楼。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外，鲁迅对日本人的亲和力和信赖感是他选择避难所的深层考虑。

在藤野先生本人也万难想到“因我的一点点亲切的事而一直作为恩谊加以感激的周树人君”竟将这点滴恩谊涌泉回报了他的同胞。鲁迅的著作全部译成了日文在日本流传，鲁迅为数不多的诗歌绝大多数是献给日本友人的。当我们说，鲁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时，日本人也一样感到骄傲，这种文化现象，颇耐回味。

三、垂范百代的师德与热爱青年的一生

在仙台，鲁迅从藤野先生那里汲取的不只是医学知识，更多的是做老师的规范和做长者应具的道德力量，两年的耳濡目染、两年所领受到的悉心教诲和无私关怀，竟使得这位倔犟认真的中国人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效法、去实践。

郁达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述的一件轶闻很能说明鲁迅对青年的一贯态度：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感化而跟他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是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点出路。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无独有偶，唐在《琐忆》中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是鲁迅为一青年上街补靴子，因去的时间长了些，回来时反遭到了这个青年的指责。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看来并不只是诗兴所至，随口吟来，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对青年的热爱和庄重承诺。

还是郁达夫说：“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惟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的确是青年人成长的春风春雨，是人生道路上可遇而不可求的良师益友。他甘愿耗尽自己的全部心血去扶持那些急需扶持的后生，他象一团火温暖着那些急需温暖的青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鲁迅关爱帮助青年作家的历史，看看这些灿若群星的名字──周作人、许钦文、汪静之、巴金、丁玲、沙汀、艾芜、张天翼、冯雪峰、冯至、台静农、楼适夷、曹靖华、殷夫、柔石、叶紫、欧阳山、王任叔、蒲风、聂绀弩、草明、以群、夏征农、肖军、肖红、葛琴、胡风──我们还能怀疑这个判断的正确性了么？

一个名叫孙福熙（孙伏园之胞弟）的青年作者在他的第一本文集刊行时，特于扉页上写下如下的话：“豫才先生，当我要颓唐时，常常直接或间接从你的语言文字的教训得到鞭策，使我振作起来，这次你欲付印《山野掇拾》，也无非籍此鼓励我罢了，我不敢使你失望，不得不从新做起。”两年后（１９２７年），这位作者将自己的又一本新作《北京乎》送给鲁迅，扉页上写道：“豫才先生，你是如此希望青年的前进的，所以我在《山野掇拾》出版后，想努力写成一本较好的书。”

湖畔诗人汪静之深情回忆道：“《蕙的风》原稿在一九二一年鲁迅先生曾看过，有不少请他曾略加修改，并在来信里指导我应该怎样努力，特别举出拜伦、雪莱、海涅三个人的诗要我学习。”

坚持走乡土文学之路的绍兴小老乡许钦文，因了鲁迅的提携和全方位的帮助，干脆宣称鲁迅“是我的私淑老师，我可以算作他的私淑弟子。”受过鲁迅创作上指导和生活上资助的青年作家周文在晚年还异常动情地说：“他把血液喂养了我们。”

此外像鲁迅对女师生学潮无私无畏的坚定支持，对无数青年学生披肝沥胆的帮衬指教，对新兴版画和木刻艺术青年曹白、陈烟桥、赖少其的关注奖掖，尤其是发生在鲁迅与肖军肖红之间的故事，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最充满阳光的篇章。所以无数青年感念他并终身铭记他的谆谆教诲。这当中表现最突出、最深挚的就是肖军，这位铮铮硬汉在临终之时，面对着守候在病榻前的满堂儿孙和妻子，一再呼喊的却是恩师鲁迅。

鲁迅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他的伟大是从平常做起的：一个貌不惊人、衣着随便的小老头；一个熟埝日语知恩图报的中国学者；一个把自己的心捧出来扎成火把照亮青年迷茫旅程的热烈的、温和的长者。而这由平常铸就成的伟大，都与“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的藤野先生有关。当我们一千次一万次地享用鲁迅的思想成果、增添道德力量的时候，还能不怀想日本仙台藤野先生那巨大而暖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