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
胡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记得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赞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目光透露出沉思,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个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先生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到处都是“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于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恰当地反映,所谓研究,就是细心琢磨问题的中心所在,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白话文较文言文是更可省字的。
经胡先生这一精辟的阐述和热情的鼓励,那些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同学,都受到了启迪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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