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杰
2005年4月7日下午,我和现代文学馆的北塔如约访问老诗人牛汉先生。因为出租车司机对这一带不太熟悉,北塔就打手机问牛汉先生。当我们来到八里庄北里小区门口时,却见牛汉先生早已伫立等候了。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亲自到小区门口迎接我们这些晚辈,真使我们感到于心不安。我忙说:“牛汉先生!哪能劳您驾,亲自迎接我们!”
牛汉先生不以为意地说:“没事!我出来走走,也省得你们找了。”
身材高大、有着蒙古族血统的牛汉先生如此平易近人,且又如此体贴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实在使我感动。
我们随牛汉先生来到他的家。牛汉先生把我们让进他那兼作卧室的书房。书房不大,陈设简单,书籍却非常多,书架装满了,这还不算,还在书桌所靠的墙的上方,钉上了一个书架,又堆满了书,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不为过的。
牛汉先生向我们让座,还亲自给我们沏茶。因为与牛汉先生交往多年,还时时能在各种诗歌会议上见面,相当熟识了,所以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坐在这样一位蔼然长者面前听他说话,就好像幼时坐在慈爱的长辈面前听故事一样,不仅感到分外亲切,而且会被深深地吸引住。北塔本来与人约好,三点钟就要离开。可是他听着听着,竟忘了时间,以致那位朋友打来手机,他这才抱歉地另约时间。
深深吸引我们的是牛汉先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很难想象,从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那平静的语调中所叙述的,竟是如此坎坷、曲折,甚至还带有几分惊险的、不寻常的命运。以前,我只知道牛汉先生在建国初被打成胡风分子,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历尽磨难。而在这次访谈中,我由此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牛汉先生谈到他父亲对他的深刻影响。牛汉先生说,他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在那时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就回家当农民了。种了三四年的地后,他父亲又当了小学教员。后来,他从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毕业。说到父亲,牛汉先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父亲旧体诗写得很好,我家有全套的《新青年》、《新月》、《未名》、《北新》等进步杂志,都是他订的。我小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我爱诗,爱画,都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耳濡目染影响了我。解放后,父亲恢复了党籍,任天水地委文教部部长。我的胡风分子的问题出来后,父亲也受到株连,后来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送去劳改,干背石头的重活,历时两年,结果活活累死了!”说到这里,牛汉先生神情黯然,他觉得是他连累了父亲。我们都一时陷入沉默。
不一会儿,牛汉先生恢复了常态,我们又一次被他的叙述所深深吸引。他说到他和战友如何乔装打扮,深入伏牛山区搜集情报,险遭杀害。这段富有传奇性的惊险经历,以前我还没有听说过,真像在听一段惊险故事。
然而更吸引我们的是牛汉先生的人格魅力。
牛汉先生说,在他身上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性。游牧民族的习性就是酷爱自由,不受拘束和限制,主张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特别强调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追寻远方的人生境界的重要。正因为如此,他在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直至“文革”结束,在长达数十年的逆境和磨难中,始终维护知识分子,乃至人的尊严,不随波逐流,不谄笑媚俗,显示了一位蒙古族诗人的堂堂正气,铮铮铁骨!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牛汉像他的祖先一样,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他养育他的土地。他说:“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战争和动乱年代,我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我从来不做客观冷漠的旁观者,更不做逃兵。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劝我出国定居,我说我不会出国定居。我热爱这片土地!即使受到很大的委屈,也不能离开祖国!”
我问牛汉先生对当今诗坛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派论争的看法。牛汉先生说:“我和两派的不少诗人都认识,我觉得应该强调学术上不同看法相互交流,相互激励。年轻人嘛,好胜,吵架可以,但吵过后还是朋友。我不主张形成绝对的二元对立。对于年轻人的诗,开始我也曾感到很难读进去,有些不适应,但是仔细想想,经过宏观的、全面的、深入的思考后,觉得逐渐理解他们了,这些年轻诗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尽管他们都没有受到过长期的历史的束缚,但是这些年来,诗歌界比较空漠、浑浊,他们只能努力创造诗的出路。他们的努力应该受到肯定。”我又问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看法。他说,当时现代主义有固定的定义,已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美学界说。如奥登、里尔克等现代主义诗人,他们自有其语言特点,他们的人文历史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参照,但不能生搬硬套。我们不能完全抛弃民族传统和语言特点。“我主张写现代诗,写现代中国的诗,不要轻易宣扬主义。”他认为,语言并不是消极的工具,语言与作家是互动关系。语言是有生命的,渗透了文化和智慧。诗的语言是活的,不能按照规定好的条条框框去创作。他说,他不喜欢把“制作”、“实验”这样的词与写诗联系起来。他主张“创造”、“发现”,更喜欢用“生成”一词。“如果先有个固定的形式、固定的格式,然后表现自己的感情,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不大同意,也不理解闻一多的话:“戴着脚镣跳舞”,我不喜欢这句话。好像最聪明、最智慧、最美好的就是戴着脚镣跳舞。其实,没有脚镣跳舞不是更好吗?徐志摩当时就说过:“中国新诗需要更大的自由。”
我听他这样说,心想:这是符合他那追求自由的不羁的性格的。
“那么,您反对写格律诗了?”我问。
牛汉先生答道:“我不反对写格律诗,我没有说写格律诗就失去自由了。写格律诗可以,我不认为格律是枷锁。格律是自然形成的,是根据这首诗的节奏、意象自然生成的,这是这首诗的生命形态。一首诗有其独立存在的生命,不是重复过去,都是与众不同的艺术生命。我写每一首诗都像写第一首诗一样,不是先有固定的框框。”
我问他对目前诗歌界的看法,他说:“我对目前诗歌界不是悲观的,不是反感的,而是一种关心的,是诚恳的关心,我密切地关注目前诗歌界的变化,抱着殷切的希望,而这希望一定能实现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就像春天一定会来临一样。”
牛汉先生确实很关注目前诗歌界的情况,他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诗歌刊物和书籍,他还多次参加各种诗歌会议。所以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保持着信息的畅通。他所知道的事情甚至比我还多。除了在国内参加各种诗歌会议和活动外,牛汉先生还去过日本和韩国参加诗歌会议。今年6月7日,他还应邀赴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他的诗荣获马其顿文学节杖奖。牛汉先生向我展示了奖牌和马其顿节杖。
牛汉先生最后对我说:“我八十多岁了!别人认为是老朽了!我倒不这么看。我不是老了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麻木了!我没有麻木,没有忘掉,正面的、反面的、快乐的、悲伤的,都不会忘掉。当然,记忆力比以前还是不行了。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我要把经历过的半个多世纪的这段历史写下来。因此,我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
我们都非常赞成牛汉先生写回忆录,这是对文学史,对后世读者的宝贵贡献。
老先生一口气讲了一个下午,无论是讲者和听者都忘记了时间,我一看表,已经五点了,赶紧起身告辞。牛汉先生又执意要送我们到小区门口。当我们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他老人家仍伫立在那里,我心头不禁热浪翻滚,久久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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