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之鹰──牛汉

在现、当代诗坛，牛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中学生中间，更因为先生的数篇诗文入选了人教版教材及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学生课本，而有着无数的粉丝（fans）。

一个灰蒙蒙的冬日的下午，我们拜访了住在朝阳区八里庄一座灰暗的老居民楼里的牛汉先生。先生的书房很小，书却很多，挤满了四壁以及走廊上特制的书架。没有想像中诗人的忧郁和老年人的迟缓，眼前的牛汉先生高大魁梧，充满活力，思维敏捷，说话铿锵有力。他的热情如一缕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

这位在中国诗坛上活跃了几十年的老人，虽然屡受挫折，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对诗歌旺盛的激情和活力，如同年轻时的模样。

牛汉（１９２３～），原名史承汉，出生于山西定襄，蒙古族。１９４１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出版的诗集有《彩色的生活》（１９５１）、《爱与歌》（１９５４）、《温泉》（１９８４）、《海上蝴蝶》（１９８５）、《沉默的悬崖》（１９８６）、《牛汉诗选》（１９９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１、鹰的诞生和成长：

先生曾写过一首诗《鹰的诞生》，“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这不仅是鹰的写照，也是先生和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的写照。

先生原名史承汉，是蒙古族。他笑呵呵地解释，小时自己也很奇怪，既然是蒙古人为什么不回到茫茫大草原呢？他父亲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的祖先，从元朝到现在，生活在汉族地区太久了。有的做官，有的经商，生活安定富裕，不愿回到蒙古草地了。”他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个意思起的，是承认汉文化的含义。先生童年生活在山西农村，以放羊为生。１９３８年在甘肃天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３年入陕南城固西北联大读俄文，１９４６年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委派参与西北联大学生运动，组织学生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当时的校长刘季浑赶下了台。同年，夫妻两人在洛阳伏牛山区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收集情报时，被地方武装逮捕。万幸的是，就在被枪毙前的２０分钟，被一位革命同学通过其当土匪的老爹救下。提起这一段，先生感慨地说：“那是平生最危险的一次遭遇。”

１９４９年以后，不断的思想整肃运动紧紧追逼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胡风派”知识分子的重要成员，先生于１９５５年的５月１４日，比胡风早两天被捕，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发的拘捕令，使他成为“胡风革命集团”一案遭逮捕的第一人。先逮捕他是为了揭发胡风，先生有些激动地说，他尊崇旧道德：不出卖。自此便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苦难生涯。然而这种苦难，更激发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在这种困境中，依然创作出大量的诗作，构成了反抗者不屈的生命交响。复出后，他迅即放声歌唱，参与主持大型刊物《中国》，并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主编《新文学史料》。

先生说，他面对挫折时的坚韧的性格和无畏精神或许与他的蒙古血统有关，但重要的还是家庭的影响。先生的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并在那时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他的两位舅舅也是中共党员，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在他们身边自己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熏陶。

而母亲刚烈的性格也深深影响了他，许多年后他把对慈母的感情寄托在了一首名为《爱》的诗中。先生说，诗中所说都是事实。那是１９３１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他们家本来就只够活命的地却不给钱，母亲气愤不过，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夜行４０里，“闯进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那年先生才７、８岁。

先生这种鹰一样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吃了不少苦头。据了解他的人撰文说，过去他曾被国民党抓进监狱，被捕时因奋力反抗，被军警用枪托砸伤头部，落下了颅脑外伤后遗症，夜里有可能突然大声喊叫，也有可能走出房间，到外边游走。这从他的诗《梦游》，就可以得到印证。

２、诗与人都应当直立人间：

“诗与人都应当直立人间”，正如牛汉先生赠与记者的这句话，先生的诗同他的性格一样，慷慨激昂，对生活充满热情。他说：“诗和历史、时代血肉相连，我的诗和我所受的痛苦不可分离。我认为诗最能充分发挥我的生命潜在力，最能表达我对人生对时代的感受。我是蒙古族，我的母亲也是蒙古族后裔，姓呼延。我写诗没有规矩章法，总在躁动，总在不停地奔跑，找寻远方的水草丰美的地方，我不愿在创作领域的某个角落定居，这多半与蒙古族游牧性有关。”

先生１９４０年开始写诗，１９４１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长诗《鄂尔多斯草原》。１９４６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创作组诗《牢狱集》。经组织援救到开封，写了长诗《血的流域》、《彩色的生活》等。建国后因胡风案受牵连，曾长期搁笔。文革中的创作体现了他在困境中不屈的抗争精神，带有悲壮的情感，如《华南虎》、《悼念一棵树》等。平反后出版的诗集《温泉》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去年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先生颁发了“文学节杖奖”。该奖是马其顿作家协会设立的一项国际性文学奖，主要奖励与马其顿有着密切文化交流的国家的重要作家和诗人。

先生说，他之所以写诗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我父亲旧体诗写得很好，我家有全套的《新青年》、《新月》、《未名》、《北新》等进步杂志，都是他订的。我小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我爱诗，爱画，都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耳濡目染影响了我。”当年在天水时，作为一个有是非观念、有理想的青年，先生一直想去延安，那时目的比较单纯，只是想找名师学习木刻和绘画。但父亲阻止了他，希望他从事文学。在《父亲和树林和鸟》的诗中，先生写道，“父亲对我说：‘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那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先生说，现在来看，父亲当时可能不想让他过早参与政治。

与大多数台湾诗人那种缠绵悱恻、温婉灵秀的诗风不同，牛汉先生的诗作大多热情洋溢、催人振奋。对于这一点，先生说，这与历史环境有关，“五四”以后的个性解放、民主平等思想影响了他，而且他大学时学习俄语，受普希金的高远、厚重的诗风影响比较深。开始时他只能读翻译过来的普希金诗作，后来直接读原文，自己翻译，天天练，对普希金的诗有着深刻的体会。特别抗战以后，田间、艾青他们的战斗自由体诗，包括晋察冀地区的街头诗，都对他影响很大。先生也很喜欢余光中、郑愁予等台湾诗人的诗作，喜欢爱情诗，并很为没有创作几首爱情诗感到遗憾。

在谈到诗歌创作时，先生说，写诗不是很随便的，诗不是固化的，是有生命的，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情境、意象，它的产生过程并不简单。特别是中国诗强调的是意境和韵律，强调的是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我是老一代人，更偏重古典与现代沟通，强调诗的生命体验，强调生命的血肉感，没有真实的人生就没有我的诗。我这个人以及我经历的一切坎坷、屈辱都无法和诗剥离。”先生告诉我们，有的诗并不见得能一蹴而就，每一首诗都是他生命的结晶。

朦胧诗以后的新生代，有些老诗人看不惯，表示不理解，但先生对朦胧派诗人和新生代诗人都很理解，把他们当作朋友，很关心他们。在编《中国》（１９８５～１９８６）时他发了大量朦胧派和新生代的诗，几乎每期都发。当时他帮助顾城解决了生活上的困境，并请北岛做《中国》的特邀编辑，不坐班，每期开编辑会来，大概有一年时间。《中国》不仅发朦胧派诗，也发了好多新生代像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的诗，他们有的是第一次发表诗作。这些在《中国》发的新生代作品，当时在别的杂志是肯定发表不了的。就这样许多新生代诗人和他成了朋友，经常跑来与他交流心得，而迟子建等作家更一度是他家每周必来两次的常客。

值得一提的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它原是另外一个显得很平的名字，先生改成了《狗日的粮食》，后来得了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奖。为此，冯牧曾批评他，说破坏了规范语言。他说，冯牧不懂农民的感情，父亲叫儿子有时都叫“狗日的”。它是一种很复杂而真实的感情，对粮食一种无奈的，为它受苦但又离不开的感情，很亲切的一个词。他凭一个诗人的直觉，觉得“狗日的粮食”这句话很生动，读者一看题目就想看。

当时《中国》是年轻人的园地。《中国》实际是民办公助，丁玲从东北农垦局找到资助办起来的。丁玲去世后，因某种原因被迫停刊。《中国》存在的两年对新生代诗、先锋小说起了一定扶持作用。

３、尊重但不赞赏“下半身诗作”：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经济的日渐扩大化，经济上的外资同文化上的西方现代思想的进一步内化，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早些年已出现的人的“异化”现象，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也出现了“异化”的危机，至今仍在持续着。特别在网络文学中，这个时期出现了人数众多的以性意识、性叙事、性描写等为诗歌写作素材的“下半身”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大胆的性描写、性绯闻暴露而著称并在网络上迅速流行。

我们本来以为牛汉先生没听说过这个诗派，没想到一提到“下半身”，先生立刻便说出了沈浩波的名字。牛汉先生平淡地说，今年春天刚见过这个人。他说，或许因为年龄，或许是自己的思想老朽、陈旧的缘故，他并不赞赏这类的诗作。“性是可以写的，它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回避。但诗应该更高尚一点，更美好一点。”不过牛汉先生又强调尊重他们的创作，认为年轻人有个性很正常，经过与社会和他人的不断交流，他们自己会不断调整。

与对待朦胧诗以后的新生代一样，牛汉先生对待“下半身”诗作同样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就如他向河北师范学院的教授夏传才谈对朦胧诗的看法时所说，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历史、社会、现实中出现的混乱的极其深刻的矛盾的情况有关，要作科学的历史的分析。首先要了解这些年轻人，了解他们的作品，关心他们的成长。他们如果有不足之处，要谨慎地引导他们前进。不要大惊小怪、如临大敌地把这些年轻人置于众矢之的的被告地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诚恳地开导他们。

【编辑手记】

因为先生的年龄，他使用网络或者电脑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对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诗人的采访。

跟先生谈网络时，他说给孙女、外孙女都买了电脑，别人发过来的邮件他也能看到。但他跟外界的联系更愿意通过心灵。他说汉字的魅力和内涵是电脑所不能代替的。

跟他约好的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他家里还有病人。但实际上却一直聊到天完全暗了下来，聊到他的家人喊他吃饭，而我们在他的真正四壁被书包围着的书房里却聊兴未尽。

先生无意中拿出了他年轻时与夫人的合影，当我赞叹夫人的娟秀时，他说我也不差啊。先生是骄傲的，孩子气的。的确，已经８１岁，１米９１的他依然挺拔。

先生在整个一下午的时间里认真地跟我们梳理着他一生的经历。这个有着６６年党龄的老人一生都想当一个真正的诗人，却一直摆脱不了政治的纠缠。在他一生的三次牢狱生活里，两次是国民党的牢，一次是共产党的，而这一切都是与政治有关，与诗无关。

先生谈及影响了他一生的成仿吾，谈及在他因胡风案被捕前三天陈毅夫人张茜对他的一番意味深长的鼓励。在谈到文革时看到张茜在台上挨斗时，先生的神色是凝重的，眼中似有泪光闪烁。他说１９７９年他平反后第一个祝贺他的是张天翼。

先生对自己每一首诗创作的时间都记得很清楚，对自己所得的荣誉却很模糊，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这个创造了“新生代”、“散文这个鬼”这些词的诗人，最以此为豪。他说他跟诗一起长大，每创造一首诗都是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一首小诗都要写好几个月。诗，是在诗人体内生成的，每一首诗都是惟一的，都是有生命的。他说自由诗讲究诗的传统性精神的内涵，讲究韵律和节奏，诗本身是有生命的，每一首诗的生命感和情调都不一样。

我渴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拜望他，因为他的率性，因为他的纯真，更因为他孩子般的坦荡。因为他是一位地道的诗人，他像一个孩子，一个睿智的大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