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俄罗斯之行

１９２８年夏天，苏联举办盛大的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接到苏联作家协会的热情邀请。同年九月，茨威格随同奥地利作家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他后来会议这次活动时说：“在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别兴奋，也使我受益匪浅，那就是去新的俄国。”

俄罗斯，对于茨威格来说，遥远而神秘。１９１４年，一次大战爆发前夕，茨威格想写一本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为此，他曾计划出访俄国，但是因为战争不得不放弃。十月革命后，肖伯纳、威尔斯、巴比塞、纪德等西方作家先后去过俄国，之后他们又都相继发表了对俄国或“热情满怀”或“失望沮丧”的文章。这更加剧了茨威格对俄国的好奇心。他渴望尽快地到那里去看一看，“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得出自己的印象”。另外，十月革命后，茨威格的书被介绍到俄国，高尔基还为他的俄文版全集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写的一本列夫·托尔斯泰传在俄国也流传甚广。文学上的交流又强化了他对俄国的兴趣。１９２８年的俄国之行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

去俄国的途中，茨威格就开始陷入一种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处处“都可以感到一种意气风发，充满信心和自豪的情绪”，另一方面，和车厢里年轻人的接触却又使他感到“这些人们单纯而又令人悲叹，聪明而又尚缺教养”。而在俄国的十四天，他“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欣，有时生气，始终是一股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电”。他置身于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交织着的混乱、无序和狂躁之中。他看到当家做主的工人、农民要掌握文化知识的急迫，“还不怎么识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那仅仅是因为那是书，而书则意味着‘教育’，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怀着说不出的自豪”，“颇显拘谨而又专心”地听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人员讲解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小学校里，１２岁小姑娘的课桌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索列尔（法国哲学家，曾对列宁产生过影响）的书。茨威格感到“那种俄罗斯人煽动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觉地抓住了每一个人”，使他们都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中，他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性急”，甚至“拔苗助长”。茨威格看到，在俄国，时间在忙忙碌碌和毫无效率之中悄然流逝，官吏们忙于批条子，签文件，而该办的事情却又都搞得杂乱无章。茨威格参加的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的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盛大晚会原定六点开始，可一直拖到晚上九点半。茨威格做了“托尔斯泰与外国”的专题发言后，到深夜三点才疲惫不堪地离开会场，而会议还在热烈地进行。茨威格真切地感到，在俄国“时间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中白白流去，而且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东张西望，注目而视，无休止的讨论，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某种热情”，但是，却缺少一种宁静踏实的工作精神。所以，茨威格认为：“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或许已成为“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降临到每个人身上”。１９２８年的俄国之行，使茨威格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困惑和疑虑，所以归国后，他没有像众多旅俄的欧美作家那样，迅速对俄国现实作全面的评述、或者肯定革命，预言光明的未来，或者对一些社会问题深入论述，彻底否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茨威格只是写了一篇文字不长的《俄罗斯游记》，客观地记叙了自己在俄国的零星感受，因为他觉得革命后的俄罗斯“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处于童稚期的革命政权还在发展、完善，过早地下结论是盲目的。尽管如此，俄国社会的巨变，人民激发起来的神秘热情和无法遏止的冲动，都给对政治漠然的茨威格以终生难忘的记忆。

１４天的俄国之行，最让茨威格动情的是访问列夫·托尔斯泰故居。

托尔斯泰是茨威格“从心底深深热爱”着的作家。托尔斯泰以其“非凡的人性和前所未闻的深厚情感”和他的“出类拔萃，超越了自身，超越了人类一切平庸”的伟大，令茨威格“折服”和“心醉神迷”。他把这种感情熔铸在他著名的《三作家·托尔斯泰传》中。出于对托尔斯泰晚年矛盾痛苦心境和离家出走最后抉择的深刻理解，他为托尔斯泰未完成的带有自我写照性质的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补写出著名的尾声《逃向苍天》，对托尔斯泰的晚年思想做了形象而准确的诠释。

和俄国的躁动、夸饰相对，托尔斯泰故居给茨威格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和质朴。茨威格在他的《俄罗斯之行》中说：托尔斯泰在他那“言过其实的忏悔中总是宣称他生活‘在享乐中’，住着一幢大公的房子”，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托尔斯泰的故居竟是如此的普通，普通得近于简陋。通往他家的乡村大道是“深不可测的泥泞”，“一直陷到膝盖”。他的家“只是一幢涂着白色的低矮的破房。还有他的小花园，位于森林中间，设备是简单朴素的”。他的居室内“吱吱响的木制楼梯通向楼上房间，它们都铺着白色的木制地板，地板的蜡涂得很粗糙；卧室里摆放着狭窄的铁床，简直就像军用床一般，床上铺着最简朴的粗布被褥；餐厅里摆放的是便宜的油漆家具或在农村打制的物件，晚上只有煤油灯的微弱光亮，没有一件值钱物品或真正的贵重物品，墙上挂着镶有粗糙镜框的褪色照片，书架上摆放着小册子和几乎未经整理的书籍，写字台上杂乱无章地摆放着一台爱迪生送给他的老式留声机和一块雕琢的石头，这是他白天从俄罗斯教堂出来时，工厂的工人送给他的。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斯巴达式的俭朴，丝毫没有追求舒适和生活富裕的迹象。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张防水布做的无靠背沙发，作为惟一休息的地方。它同时又是一张床，托尔斯泰和他所有的孩子，都是在这张床上诞生的。然后是一副棋盘和一架钢琴，这是惟一消遣和解除精神疲劳的标志”。看到这些近于贫寒的居室陈设，很难设想它的主人竟是一位家资丰厚的伯爵和世袭大贵族。托尔斯泰一生致力于贵族平民化人生道路的探求，他远离城市的奢华，长期生活在乡间，身穿农民的服装，和农民一起在田间耕耘，收获。他从最初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长篇小说《哥萨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到最后的长篇巨制《复活》，都艺术地再现了他这一人生探索的执著热情和痛苦的矛盾。他把贵族放弃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平民化理想的追求中实现道德的自我更新，作为挽救贵族颓势，解决社会问题的良策，无疑是不现实的。１９１０年１０月底，风烛残年的托尔斯泰悄然离家，几天之后，孤寂地死在偏僻的阿斯塔波沃夫火车站站长公务室内。这还是他无法挣脱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所带来的痛苦的结果。尽管如此，他终生对平民化道路的探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家居的简单、粗陋就是他人生追求的真实再现。

更令茨威格难忘的是托尔斯泰的墓地。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来抒发自己的感想。他说：“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托尔斯泰以他的资财和地位，荣誉和贡献，比任何人都更有权来炫耀他的高贵、华美和高不可攀，然而他却彻底挣脱了市俗的一切羁绊，义无反顾地去追寻人的本质的平凡。“完全按照他的意愿”修建的坟墓，只是“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的“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它“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只有一道“从来没有封闭过”的“稀疏的栅栏”。它是如此的平凡和普通，“就像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像一个不知名的士兵”。托尔斯泰墓葬的自我选择和设计，包孕了他对功名利禄、金钱、地位的彻底否定，以及他对平民化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回归平凡，回归大众，回归自然，这萦绕在墓地上的声音，回荡在茨威格的耳畔。和到死都不忘侪身于名人之列的莎士比亚、歌德、拿破仑相比，托尔斯泰质朴无华的墓地折射出他永不褪色的人性的魅力和光辉，“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