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命运抗争

我也走到了我的西奈山，也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难以言语的力量，它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激励，它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看见了无数的美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表达自己，而单调的手势则远远不够用了。每次我所表达的意思不能为人所理解都会带来心情的极度恶化，还可能引发内心烦躁、痛苦、愤懑的大爆发。我感觉就好像有无数只无形的手在紧紧地抓着我，撕扯着我，不管我怎样疯狂地挣扎，想获得自由，都无济于事。长期以来，我都处于一种战斗的状态，这不仅是身体与病魔的斗争，更是灵魂深处的交战。

父母对于我的这种状况担忧难过，却又无计可施。我们家离任何一所聋哑或者盲人学校都有相当的路程，而要想找一位老师到塔斯甘比亚这样偏远的地方教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小女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亲戚，都非常怀疑像我这样一种情况难道还能接受教育吗？

母亲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依稀记得其中有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描写，这也是一位又聋又盲的女子，但她却接受了教育。然而，让母亲万分沮丧的是，创造出这套针对盲人及聋哑人教育方法的豪博士在多年前就已离开了人世。他的教育方法很有可能就此失传，即使仍然存在，又如何让我这样一个居住在阿拉巴马州遥远城镇的小女孩从中受益呢？

六岁时，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成功地医好了许多完全没有复明希望的患者。这给了父母极大的鼓舞，他们决定带我到巴尔的摩去接受治疗，希望我还有重见光明的一天。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在火车上结交了许多朋友，一位太太还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在每个贝壳上都穿上小眼，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全串起来了，这些贝壳带给了我长时间的快乐与满足。列车上的乘务员也非常和蔼，当他巡视到我们车厢检票时，我牵着他的衣角，他就会把检票用的打孔机给我玩，那对我来说可是不可多得的玩具，我蜷在座位的角落里，用它在一些碎纸片上打孔，这实在非常有趣，我能不厌其烦的玩上好几个小时。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大的布娃娃，让我带在路上玩。这个临时抱佛脚做出来的娃娃真是太可笑，太古怪了，它没有鼻子，没有嘴巴，没有耳朵，也没有眼睛，即使动用孩子们最丰富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在所有的缺陷中，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它没有眼睛，这让它显得实在太怪了。我固执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来帮我想办法，但没人能给娃娃安上眼睛。忽然间，我灵机一动，跳下了座位，找到姑妈那点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珠子递给了姑妈，意思是让她把它们缝在娃娃的脸上。姑妈拉着我的手触摸她的眼睛，以确定我的用意，我则拼命地点头。娃娃的眼睛终于缝上了，我兴奋不已，但可惜对它的兴趣也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整个旅途中，我心情一直很愉悦，没有乱发脾气，有太多的新鲜事物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让我忙个不停。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之后，齐夏姆医生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但是对于我这种状况他也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倒是鼓励我去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去找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从他那里可以得到有关聋哑及盲人儿童学校和老师的信息。采纳了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又踏上了前往华盛顿的旅途，去拜访那位从未谋面的贝尔博士。路上，父亲满怀着伤痛与忧虑，而我却浑然不知愁滋味，反而对这种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又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感到兴奋欢快。

尽管我还是懵懂无知的孩童，但是一和贝尔博士接触，我就感受到了他的亲切与慈爱，同时也理解了他为什么能赢得那么多人的喜爱与尊重。他让我坐在膝盖上玩弄他的手表，并闹响了手表，让我去感觉它的震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居然完全懂得我的手势语言，这让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会面竟成为了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它在我面前开启了一扇大门，使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使我摆脱了孤立，拥有了友谊、集体、智慧与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帕金斯学院的院长安那格诺斯先生，让他为我物色一名启蒙教师。帕金斯学院就是《美国札记》中的豪博士孜孜以求的致力于研究盲、聋、哑人教育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照博士所说写了封信，数周以后我们收到了安那格诺斯先生的亲切回信，他在信中安慰我们，并且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他已经为我找到了一名合适的教师。那是１８８６年的夏天，而等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了。

摩西走出了古老的埃及，站在了神圣的西奈山的面前，在那里接受了上帝十诫，而我也走到了我的西奈山，也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难以言语的力量，它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激励，它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看见了无数的美景。站在庄严的山顶上，我听见一个声音说：“知识就是爱，就是光明，就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