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朋友

我认为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事是能认识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并有机会和他们一起交谈。

如果我能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一一写出来，那该有多好呀。我的文章里写到了一些人，他们已经为大家所熟悉，但是另外一些人还完全不为人所知。但那些因他们而变得美好、高贵的生命，会永远记住他们。

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结识一些益友，他们像一首首优美的诗一样打动人，他们握手时注满了不可言喻的同情，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把我的愤怒、烦恼和忧虑一扫而光，使我一觉醒来，耳目一新，重新看到上帝真实世界的美与和谐，看到腐朽化成了神奇。

总而言之，身边有了这样的朋友，一切都变得如此和谐美好。一生也许只见过一次，但他们平静的脸，温柔的性格，消融了我心上这永不满足的冰块，犹如山泉灌进海洋，淡化了海水的浓度。

我认为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事是能认识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并有机会和他们一起交谈。

了解布鲁克斯主教的人，都知道和他做朋友是件多快乐的事。小时候，我喜欢坐在他腿上，把一只手放在他手心里，莎莉文小姐把他讲的上帝和精神世界的种种美妙之事，写在我另一只手上。我带着孩子的憧憬，高兴地听他讲述。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但他让我体会到生命的快乐，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而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种情感更加深厚。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他说：“海伦，世上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那就是对爱的信仰。用你的全身心去爱上帝，尽你所能去爱上帝的每个儿女，而且要牢记，世界上总是善大于恶，通往天堂之门的钥匙就在你自己手里。”他的一生正是这个伟大真理的真实写照。在他高尚的灵魂里，爱与渊博的知识以及信仰融合成一种洞察力，他懂得：上帝无处不在。无论尊卑、强弱、苦乐，上帝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布鲁克斯主教从未教我什么特别的信条，但是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两个信念──上帝是万物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上帝是爱，上帝是慈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乌云总是要被驱散的，尽管强权可能会短时间歪曲事实，但谬误终不能战胜真理。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幸福，很少会想到身后之事，但有时我会想起几位好友在天之灵。岁月如梭，虽然他们离开人间已有好多年了，但仿佛依然同我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拉住我的手，像从前一样亲热地交谈，我丝毫不会觉得惊奇。

布鲁克斯主教去世后，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几部从哲学角度论述宗教的著作，其中有斯威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但我觉得其它方法、信条，都不如布鲁克斯爱的信条，最能慰藉我的心灵。

我认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记忆中他的手温暖而有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他是个极富同情心、知识广博、待人热情的人。只要有他在场，人们就不会感到寂寞。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博士时的情形。他邀请莎莉文小姐和我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去见他。那是早春的一天，我刚学会说话不久，我们到了之后就被带进他的书房。他坐在壁炉边宽大的椅里。炉火通火，劈啪作响，他说自己正在回忆往事。

“还在聆听查尔斯河脉脉的倾诉。”我补充道。“是的”，他说，“查尔斯河与我息息相关。”

书房里有一股印刷油墨和皮革的气味，我知道屋里一定到处都是书，就伸出手去寻找，我的手指流连在一卷装帧精美的《坦尼森诗集》上。莎莉文小姐告诉我书名后，我就开始背诵：

啊！大海，

冲击吧，冲击吧，向那坚硬的岩石冲击！

但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有泪滴在了我的手上。我让我喜欢的诗人落泪了，我觉得很难过。他让我坐在他的椅子里，拿出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摸。应他的要求，我背诵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被禁闭的鹦鹉螺》。此后我还拜访过霍姆斯博士好几次，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而且越来越喜欢他的为人。

拜见霍姆斯博士后不久，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同莎莉文小姐一起去了怀特家，他的家在梅里迈克河边。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有一本用凸字体印刷的个人诗集，我从里面读到了一篇题为《学生时代》的诗。听到我清晰的吐字，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完全听懂了我的话。我问了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说他是诗中的小男孩，那女孩叫萨利，等等，有些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还背了《赞美上帝》，当我背到结束句时，他把一个奴隶的塑像放到我手里。那奴隶佝偻着的身子拖着镣铐，就好像天使把彼得带出监牢时，身上拖着镣铐的情形一样。

后来，我们进入他的书房，他为莎莉文老师亲笔题字，对她所作的工作表示钦佩，而后他对我说：“她是你精神的解放者。”他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慈爱地亲吻我的前额。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他，但是还没到践约之时，他已离我而去了。

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是我最好的一位忘年交朋友。我８岁时就认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他博学而富有同情心，在我和莎莉文老师遇到困难，身处逆境时，他用坚实的臂膀帮助我们越过了许多艰难险阻。

除了我们，黑尔博士还给无数身处困境的人以帮助。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以新义，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爱国家，爱人类，追求勤勤恳恳不断向上的生活。他宣传鼓动，而又身体力行，是全人类的朋友。愿上帝保佑他！

前面我写过与贝尔博士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他的家在靠近伯德克的布雷顿角岛上，这个小村子因查理·达德利·华纳的书而出名。后来，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他幽静的家中，我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日子。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大布烈斯河岸的田野上，我听他讲自己的实验；帮他放风筝，探索控制未来气船的方法。

贝尔博士对许多科学领域都很精通，并且善于把自己研究的每一个课题生动有趣地向你描述，一些深奥的理论知识也让人感觉到兴趣盎然。他能让你觉得，只要你再多有些时间，你就可以成为发明家。他还是个挺有幽默感，富有诗意的人。他特别喜欢孩子，当他怀里抱着一个小聋孩儿时，常常表现出真诚的快乐。他为聋人做的贡献会留存久远，并造福后世的孩子们。因为他个人的成就和感召，我们将对他满怀敬爱。

我在纽约的两年里，见过许多知名人士。虽然我已久闻他们的大名，但却从未奢望能见到他们。同他们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见面，都是在好友劳伦斯·赫顿先生的家里。我十分荣幸能够拜访赫顿夫妇温馨舒适的家，参观他们的藏书室，在那里，我见到许多才华出众的朋友给他们的留言：有真诚的祝福，也有醒世警句。

大家都说赫顿先生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人们不需要读《我所认识的男孩》，就可以了解他。他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慷慨、待人最宽厚的人。

赫顿夫人是一位难得的、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得到的精神财富越多，就越觉得她的友谊的珍贵。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取得的进步，也与她的引导和帮助密不可分。当我因学习遇到困难而泄气时，她写信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她使我真正懂得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赫顿先生给我介绍了许多爱好文学的朋友，其中有著名的──威廉·狄恩·霍尔斯先生和马克·吐温。我还见过李察·华生·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豪德·克拉伦斯·惠特曼先生。我也认识查尔士·杜德里·华纳先生，他最善于讲故事，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对人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博爱的人，对世上万物皆有爱心。有一次，华纳先生带着森林诗人──约翰·柏洛夫先生来看我。他们为人谦和，心地善良，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的才华为我所钦佩，如今又切身感受到他们待人接物的魅力。这些文学界名流，谈古论今，唇枪舌剑，妙语如珠，令人望尘莫及。就好像小阿斯卡留斯用小跑才能跟上英雄阿留斯的步伐，向伟大的命运进军一样──他们对我说了许多至理名言。

吉尔德先生给我讲起他穿越大沙漠去金字塔的月光之旅。有一次他写信给我，在签名下做出凹下去的印迹，以便我能够轻松摸出来。这让我想起，赫尔先生给我写的信上的个人签名也都刺成了盲文。我把手放到马克·吐温的唇上，读他为我讲的精彩故事。他的言行和思维方式都很与众不同，和他握手时，我分明感觉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甚至，当他以特有的、难以形容的幽默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使你觉得仿佛他就是那个温柔、又有人类同情心的伊里亚德的化身。

我在纽约还遇见了许多有趣的人，《圣尼古拉斯报》受人尊敬的编辑玛莉·玛普斯·道奇女士、《爱尔兰人》一书可爱的作家凯蒂·道格拉斯·威格因女士。他们送给我颇富情意的礼物，包括反映他们思想的书籍，给人启迪的信函以及一些让我爱不释手的照片。

可惜篇幅所限，不能尽述所有的朋友。事实上他们许多高尚纯洁的品质，非笔墨所能充分表达。甚至要讲到劳伦斯·赫顿夫人时，我的心中还犹豫不决。这里我只能再提两位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索夫人，在林德斯特时，我常去她家中拜访。她总是为别人做些好事，认识她多年来，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

令我不胜感激的另一位朋友是卡耐基先生。他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管理着庞大的事业，他出众的能力，博得大家的尊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默默不露声色地处处做好事。由于他的名望，我本不应该谈到他的，但是我得说，如果没有他的慷慨热心的帮助，我是进不了大学的。

就这样，朋友们造就了我美丽的一生。他们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将我生命的缺憾变成了美好的特权，使我在已造成的缺陷阴影中，仍然能够安详而快乐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