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走访郭沫若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一天，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我，到母校北大看大字报，在中文系任教的同窗好友、现任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的陈铁民对我说：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个派要求“新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员会与他们合作批田汉，找郭沫若了解田汉的材料，“新北大文革”叫他去办此事。田汉不久前在中国作协后院挨过斗，定为“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被指派以批田名义走访郭沫若，倒不是真想去搞田汉的什么罪行材料，而是应付一下差使，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已与外界隔绝的郭老的情况。毛主席已派解放军保护郭老，一般不见外人，但他已拿到中国作协出具的证明，估计郭会接受走访。他问我愿不愿同他一起去。我当然愿意去陪访的。走访一行四人，除我和陈外，还有两位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这两位是很温和的红卫兵。

在前海西街１８号郭老寓所门口，我们把中国作协的证明递进大门上开的一个小口，门内的解放军接受后叫我们等候。我们站在门口，等了足有半小时，门开了，解放军请我们进去。郭老已在门内不远的一个小间内等着，隔壁就是解放军的值班房。

谈话是在一张长沙发上进行的，我们和郭老挨坐在一起。郭老带上助听器，这表示谈话可以开始了。大概郭老见我和陈书生模样，两位红卫兵也一脸善相，所以面带微笑，神态颇为安详。即使这样，为让他放心，我们还是预先对他声明：“今天您的谈话，我们不向外界宣传。”所谓“外界”，是指红卫兵。

我们问郭老对田汉的印象，郭老说两件事，都是生活小事。第一件是：“１９２０年春天，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留学的田汉到福冈来看望我，当时我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就读。我留他住了几天，陪他玩了几个地方，事后他却对别人说：‘乘兴而往，扫兴而归，见面不如不见’。”第二件是：“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我和田汉坐在台下前排听他们演讲，田汉打瞌睡，我碰了他一下提醒他注意影响，田汉睁眼对我大发脾气：‘你有什么了不起！爬得高，跌得重！’”这两件小事，大概连郭老心里也清楚，是上不了“革命修正主义”的纲的。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