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评价郭沫若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在８０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４０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４０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１９４８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当问及对田汉《关汉卿》的看法时，郭老显得有点紧张，因为《关汉卿》当时已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他说：“这是戏。”又指指自己耳朵说：“我耳聋，听不见。”说自己不了解《关汉卿》，这显然是郭老的违心话。田汉《关汉卿·代跋》中所引的郭老致田汉的信中，明明这样写着：“我一口气把你的《关汉卿》读了，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你……”我们理解并同情一代文豪在此时此际的心态。几个月前，他在人大常委会上说自己的书没有一点价值，应该全部烧掉，这种违心话里有几多无奈的痛苦！而且北大已经铺天盖地贴出过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要是没有毛主席保护，他早已被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郭老在答一位文学界人士问时，曾说自己比不上歌德，歌德爱真实，而自己有时被迫违心（大意如此）。恐怕他所说的违心，也包括与我们的这次谈话在内。

我们问及田汉参加创造社的事，郭老不提自己如何动员田汉入创造社，只说“这事要问李初梨同志”。当我们告诉他王府井已贴满了批判李初梨的大字报，郭老愕然无语。

这时，门外街上有红卫兵的卡车开过，听得见车上红卫兵高喊着的战斗口号。郭老听到后突然变了神色，中断了谈话，下意识地一颗一颗解开又扣上自己中山装上的衣扣。我们交换眼色后认定，关于田汉的话题不能再进行下去了，这无异于对郭老的精神折磨。当我们转入询问郭老身体呀什么的话题时，郭老如释重负，我们也如释重负。他告诉我们：他比毛主席大一岁，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问他是否游泳，他说不会游泳，只打打乒乓。谈到自己早年留日生活，郭老自负地带点开玩笑口气说：“我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学校的名气比鲁迅的那个学校大得多。”他说：“我学的是小儿科。”我们问他为什么学小儿科，郭老诙谐地回答：“大人生病，活该！小儿生病不会说，可怜！”我们问他现在还能不能看病，他指着我（我坐在他贴身）：“你怕不怕死？不怕死，我替你治病。”我们大笑，郭老也笑了。走访就在笑声中结束。在“文革”时期，郭老能这样笑，是极为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