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晚期思想的变化

高尔基在他一生的晚期，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到了在这之前所犯的错误，作了多次诚恳的自我批评，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成为苏联十月革命的热情颂扬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捍卫者。本文将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实事求是地说明高尔基这个时期思想变化的过程，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作出正确的评价。

一

高尔基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离开彼得格勒，到国外治病。他经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在出国时，他的思想已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赞扬列宁，肯定十月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历史必要性”，但是仍然不大赞成使用暴力。大概由于他尚未改变抽象人道主义立场和弄清革命暴力革命暴力的区别，因此在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争论中支持罗曼·罗兰。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希望罗曼·罗兰抛弃“精神上独立”的幻想，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学说，认清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求得个性的真正自由和独立。罗曼·罗兰不同意巴比塞的意见，责备他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奉行政治经济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精神和为暴力辩护，要求把精神放在首位，以此出发来寻找未来革命的方式。高尔基在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５日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赞同罗曼·罗兰的观点，说他自己也一直在宣传道德在斗争中的必要性，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引罗曼·罗兰为同道，表示要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１９２２年６月１日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承认：“关于残酷性的问题是我的一个感到痛苦的问题，我还不能摆脱它。”（《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第２４２页）这里讲的也是他不大赞成任何暴力的问题。

从１９２２年４月起，高尔基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俄罗斯农民的札记，后来汇集在一起出了单行本。他在这篇总题为《论俄罗斯农民》的长篇文章里发表了不少片面的观点，指责俄罗斯农民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本性，说他们特别残酷。他认为所有农民都是敌视共产党人的，根本否定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高尔基的文章发表后，《消息报》曾对它进行了尖税的批评。

１９２２年６月８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革命法庭开始对进行革命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公开审判。高尔基得知后，于７月８日在国外出版的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上发表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把这次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并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权“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高尔基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本质认识不清，同时这也是由于他从十月革命以来不赞成用暴力镇压革命活动的立场未发生变化的缘故。此外，还有材料证明，是有人唆使他这样做。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在给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必须做到让高尔基出面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应当动用我们最后的储备力量──高尔基和法朗士……”（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４５９页）列宁看到高尔基的公开信后很生气，他在给哈林的信里说：“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高尔基那封写得很坏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太过份了。”（《列宁全集》第５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７７页）虽然列宁没有直接出面批评高尔基，但是一些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他的错误。莫斯科一个区的工厂文化委员会的代表们开会通过决议，建议高尔基回到俄罗斯来，以便在“无产阶级的环境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８８页）高尔基认真听取了批评，尤其是普通工人的批评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当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制造流言蜚语，说高尔基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时，他便致函有所谓“路标转换派”参加的《前夜报》编辑部辟谣。他在信中说：“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我认为苏维埃政权是能克服俄罗斯人民群众的惰性和激励他们创造新的、更加公正和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唯一力量。”信中不否认他与苏维埃政权有分歧，但强调这分歧仅仅只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见《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２９３页）在这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高尔基的心情比较压抑，他就政治问题发言的次数明显减少。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高尔基离开德国到达捷克，５个多月后，又离开捷克取道维也纳前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定居。离开德国，他摆脱了白俄侨民的包围。环境的改变，有助于消除不健康的情绪，客观地和平心静气地看待各种问题。而使他思想受到巨大震动、促使他回忆往事、重新认识和思考一些问题并寻求新的答案的，是１９２４年１月列宁的逝世。

高尔基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后来在给阿菲诺格诺夫的信中说：“……我深深地和热烈地敬爱伊里奇，从来没有像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那样感到如此孤苦伶仃和软弱无力。”（《列宁和高尔基》增订第３版，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３７９页）他立即着手写回忆录，在给安德烈耶娃的信里叙说了他当时的心情，信中说：“我写了关于他的回忆录，人们都说写得不错。我写的时候，泪如雨下。甚至在托尔斯泰逝世时，我也不曾这样悲伤。现在写字时手还在颤抖着。所有的人都为他过早逝世大为震惊，所有的人都这样……”（《列宁和高尔基》增订第３版，第２８７页）这回忆录发表在《俄罗斯同时代人》杂志１９２４年第１期上，它就是《弗·伊·列宁》的第１稿。高尔基在其中赞扬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新时代的开端，肯定列宁的事业的世界意义，把列宁描绘成他心目中的“大写的人”的品质的体现者，因此开头回忆录的题目就叫做《人》。他对那些指责列宁残酷的人进行了嘲笑，说生活本身迫使共产党为了取得胜利只好限制和克制自己的“社会理想主义”。高尔基还说，如果在革命时发生不必要的残酷行为，那么这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制过错，而是由于“国家机构存在着缺点”，由于“过去的习惯势力”。他的这些说法，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过去的看法的修正。但是高尔基也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与共产党人之间在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后来高尔基觉得他的回忆录写得“既匆忙，又不好”，便于１９３０年对它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大大扩充了它的内容，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列宁逝世后，高尔基除了写回忆录外，还发表谈话对列宁进行颂扬。例如他对《捷克言论报》记者说：“列宁是一个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只有历史才可能对他作出评价。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一个伟大的人……我认为我能成为他的朋友是一种光荣。”（《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３６２页）

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外后，一些侨民幸灾乐祸，继续发表文章攻击死者。高尔基看到后非常生气，他在给奥利登堡的信中说：“您知道，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宽容的人，但是有的人过去和现在关于列宁和俄罗斯所写的一切使人完全无法容忍！……尤其是《舵轮报》和那篇关于列宁的最卑劣的文章──艾亨瓦尔德的文章──特别令人厌恶。”（《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３６２～３６３页）白俄侨民继续攻击列宁的可耻行为促使高尔基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他在给彼什科娃的信中说：“在列宁逝世之前，尽管侨民报刊非常令人厌恶和平庸，但是我仍然对侨民及其总体抱有某种怜悯和同情的感情。侨民对列宁之死的态度──一种充满不道德的、丧心病狂的仇恨的态度──使我完全失去了这样的感情。”（《列宁和高渔产基》增订第３版，第２８８页）高尔基在信中说，他有意写一篇题材为《服苦役的人的心理》的文章，来揭露侨民们的不光彩的行为。高尔基当时大概写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初稿，后经修改和增补，到１９２８年才发表，题目改为《论白俄侨民文学》。在这篇文章里，高尔基对白俄侨民在列宁患病期间和逝世以后发表种种攻击列宁的言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他在大地上生活了半个世纪，见过许许多多卑鄙行为，也读到过不少，但是不记得有任何与“有文化的”侨民们所进行的无耻的中伤和疯狂的谩骂以及他们在列宁患病期间和逝世后制造的大量谎言相类似的东西。白俄侨民（主要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的这些表现，使得高尔基重新考虑自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他发现“统一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不存在，他们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对革命，进行造谣诽谤，而另一部分则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他对前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而对后者则充满着敬意。

高尔基在这篇文章里还揭露了侨民报刊的欺骗性，他说，只叫嚷红军的残酷而有意回避残杀红军的事实，是一种“最令人憎恶的伪善”。他对白俄侨民说，不管你们在谈到布尔什维克时说些什么，但是“他们承担起了一个确实十分巨大的重负，在着手解决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这项任务在于实现世界上最聪明的和最真诚地爱人的人想要实现的一切。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们输了。这是场残酷的和血腥的游戏。再说一遍：你们讲人道主义是白费口舌”。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高尔基开始认识到某些人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的虚伪性。

高尔基虽然身在国外，但是同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定居意大利伦托之后更是如此。他在１９２８年一份草稿里这样写道：“在居住国外的６年里，有４年我住在比俄罗斯革命前的农村更加安静的环境中。这种有利于新的力量秘密生长的安静……教会我更加注意地倾听来自俄罗斯城市和农村的声音。索伦托的邮差每天给我送来２０来封信，而我每天都愈来愈清楚地听到，祖国的生活的喧闹声正在变得更大、更热烈和更不安分。人们从各个地方给我写信，写信的什么人都有，有工人和农民，有妇女和儿童，有流落街头的人和大学生。”（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第４７０～４７１页）高尔基从各种书报杂志上，从大量信件中，从来访者的叙述里了解到了国内的许多情况。国内社会生活在中各种新生事物的出现，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展开，社会面貌的迅速变化和一代新人的成长，使高尔基受到很大鼓舞。他觉得自己的理想正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实现，从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前一时期的那种忧郁和怀疑消失了，整个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进一步颂扬列宁的英明远见，肯定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功绩，为他们而感到自豪。

与此同时，他也重新审视自己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立场和观点，进行了反思，多次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分析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例如他在回答匿名和化名的作者以及孟什维克唐恩提出的为什么他“现在讲的与１９１７年讲的不一样”这一问题时说：“１９１７年我错了，当时真诚地担心无产阶级专政会分散受过教育的布尔什维克工人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力量并把他们引向毁灭，担心他们的毁灭将使社会革命的思想本身变得长期暗淡无光。”他还特别指出，唐恩之流显然不懂得，人民的残酷行为是由他们要为自己所经受的数据折磨进行报复而产生的，是他们在隐蔽的和公开的叛卖者以及不可调和的敌人包围下进行自卫的表现。他认为“这种残酷行别人引起的因而是合理的”。（《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３０２、３０３页）他在上面提到过的《论白俄侨民文学》一文中也提到了自己在１９１７年的错误，他说：“我没有忘记我自己在那些日子里的立场……我当时深信，‘人民’将会把布尔什维克连同所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起，主要是连同组织的工人一起消灭掉……由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具有超人毅力，这样的事没有发生。”（《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４３页）此外，他在给科尔加诺夫、达诺夫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的信中，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在十月革命１０周年之际，高尔基连续发表了《十年》和《我的问候》这两篇文章，颂扬俄罗斯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他特别指出，俄罗斯工人和农民正在管理着自己的国家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赞扬新生活和新的国家的建设者，深情地说，他为他们感到欢乐和自豪，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高尔基身在国外，心里思念着他的祖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侨居国外。１９２８年２月，一位铁路工厂的职工给他写信，问他为什么不回国，他在回信中说：“我１９２１年１１月离开俄罗斯是因为有病，列宁坚持要我出国。那时俄罗斯还没有疗养院。我住在这里，５年内写了７本书，要是在俄罗斯就做不到这一点。您大概已从我在莫斯科的《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看到，我同苏维埃政权没有分歧。”（《列宁和高尔基》增订第３版，第３４８页）苏联政府和人民群众都希望高尔基回国看看，于是他于１９２８年５月首次回到了离别６年多的祖国。

二

高尔基在１９２７年给友人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决定回国到各地看看的事。３月２１日，他在给凯尔任采夫的信中说：“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研究人，在回罗斯后，自然不打算工作，而将到各地走走、看看和说说话。最好能到我熟悉的所有地方去：到伏尔加流域，到高加索，到乌克兰，到克里木，到奥卡河畔去──去看看所有从前坑坑洼洼的地方。”（《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４８２页）高尔基把这次拟议中的回国旅行不当作单纯的游览观光，他把它同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书的创作意图联系起来。他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给国家出版社的信里谈到了他的这个意图。信中说：“我想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书。我已经为它积累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材料。我还必须──不使人觉察地──到工厂、俱乐部、农、啤酒馆、建筑工地，到共青团和大学生那里，到中小学的课堂上，到管教对社会有危害的儿童的教养院，到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那里去参观访问，去看看妇女代表、女穆斯林等等。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我一想起它，我激动得头上的头发都抖动起来。”（《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４２８页）他在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２９年先后两次回国后的行动，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安排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说高尔基回国出于“物质欲”，是因为“他明白了，为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这完全是胡乱的猜测和无耻的诽谤。

这两年高尔基都于５月底回国，１０月回到意大利。回国后的相当一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到各地游历，到过许多地方，与各界人士（其中包括与普通劳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各种集会上发表了将近６０次讲话。他在这些热情洋溢的讲话中畅谈自己的观感。许多地方他都是旧地重游。通过今昔对比，他发现在短短的几年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引感到十分高兴。他在第比利斯的集会上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现在他的“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实现了。（见《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９５页）尤其使他欣喜的是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已和许多人谈过话，见过许多人，对许多事情作了细致观察。这已是另一种人。这不是那种人，不是我过去了解的那种人，不是我过去写过的那种人……亲爱的同志们，在红场上躺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坐在这里的是集体的列宁。”（《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７０页）高尔基说他自己是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人的崇拜者。现在他通过观察，发现他理想中的这种人正在大批涌现。他在喀山的一次集会上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勇敢的、坚强的、大胆的人。那种从前只能在我的幻想中出现的人，现在生活着，工作着，从事着伟大的事业。”（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第４９３页）高尔基特别关心工人阶级的命运，他在各地看到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便赞扬他们说：“你们是主人，是的，是全世界早已期待着的主人。”（《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９０页）高尔基认为上述变化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播到了特别有利于生长的土壤上”，是由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他在索尔莫沃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党的作用，强调指出，是党教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才创造出今天的局面。他诚恳地劝导工人们要相信党，他说：“我没有参加党，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不能不凭良心对你们说，党确实是你们的大脑，你们力量的所在，确实是你们的领袖，遗憾的是，西方无产阶级还没有这样的领袖，这也是他们的不幸。”（《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４０１页）

在苏联各地他按照原定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书的计划，写了以《苏联游记》为总题的５篇特定。第１篇写１９２８年他从巴库经第比利斯、埃里温、喀山，最后到下诺夫哥罗德参观访问的见闻；第２篇则写他在１９２８年从库尔斯克到扎波罗热的旅行；第３篇写他１９２８年参观德聂伯水电站建筑工地的印象；第４篇的副标题为《关于少先队员》，写的是１９２９年他到北方地区旅行时与儿童们的接触；最后一篇的副标题为《索洛夫基》，记载了１９２９年夏他到白海中的索洛夫基岛上的劳改营考察的情况。在这些特写里，高尔基把自己青年时代漫游时留下的印象与眼前见到的一切进行对比，描述了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不回避他发现的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和消极现象。他最关心的仍然是人和人的变化，也许从这一点出发，他在旅行中参观了各地的儿童教养院和劳动公社，并且专门到索洛夫基劳改营去待了两天，写了上面所说的第５篇特写。

由于这篇特写，后来高尔基受到某些人的指责，他被说成强制性劳动的歌颂者。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里对他进行了嘲讽。高尔基的这篇文字写于１９２９年，当时苏联尚未发生肃发扩大化的问题。作者明确指出，在索洛夫基岛上进行劳动改造的大部分是刑事犯。对刑事犯实行强制性劳动改造，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事，这本身就是无可非议的。高尔基在这篇特写中叙述他同一些劳改犯的谈话和他们的生活。也许可以批评特写作者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便是要求他通过一两天参观就写出全部实情，那是强人所难，不合情理。高尔基特别注意到一些罪犯已改造成为“好的工作者”，他们当中有人在刑满后仍留在岛上劳动，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工作。这样写恐怕不是他的凭空编造。高尔基从中看到了改造人的一条新的途径，认为它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试验”，因而加以肯定。这样写，似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高尔基回国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发表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与此同时也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有人写信给他，对他提出种种责难，说他“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被收买了”，“昧着良心说话”等等。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自称“机械地成为苏联公民的居民”。于是高尔基接连发表《致苏联的“机械的公民们”》和《再论机械的公民》等文章进行驳斥。他说，这些“机械的公民”们在给他的信中所写的一切只能引起对他们的“可怜和蔑视”。他针对一些“过去的崇拜者”所说的他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了的这句话说：“布尔什维克‘控制’我已有２５年。可惜我与他们还有不同的地方，这表现在１９１７年我过高地估计了知识分子及其‘精神文明’，而对布尔什维克的毅力和勇气，对先进工人们的阶级觉悟估计不足。我已经讲过我的这个错误。公民们，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误，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对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采取敌对态度，这样评价当今的现实也许就是错的。”他还说：“人需要另一种现实，需要的不是他们已习惯了的现实。我看到在我国，在苏联，创造新的现实的过程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我看到新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很好地、创造性地汇入到生活中去，我相信他们会取得胜利。”（《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４３３、４３６、４４１页）

在这之后，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２年高尔基仍到国内度夏，而１９３０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回国。这一年他对１９２４年写的回忆录《弗·伊·列宁》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更加详细地追叙了在伦敦召开的党的第５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讲述了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回忆了他和列宁在卡普里和巴黎的会见，说明了自己在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犯的错误。他写道：“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非我所愿意看到的那样，但是又不能不如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一艘沉重的大船、即灰暗的农民的俄罗斯的舵手所必需的直率的观点。而我对于政治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不大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性，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理性。”他接着写道：“１９１７年列宁回到俄国，发表了他的《提纲》，当时我想，他发表这个提纲是在把数量微小而品质优秀的受到政治教育的工人的整个队伍和全体真诚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俄国农民的牺牲品。俄国的这个唯一的积极力量将像一把盐一样撒到农村的淡水塘里，会溶化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历史。在我看来，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有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认为他们跟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起是俄国所积累的最宝贵的力量，至于能夺取政权和组织农村的另一种力量，我在１９１７年的俄国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有政治知识的工人与科技知识分子结成紧密联盟而建立专政，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我与共产党人在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俄国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还将在长时间内是套在俄国历史上这辆载着重物的大车上的唯一的马匹。”他接着说：“我在１３年前是这样想的，也望洋兴叹是这样地错了。我的这一页回忆本来应该去掉。但是‘用笔写下的，用斧头砍不掉’。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常反复地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就让读者知道我的这个错误吧。如果这个错误对那些喜欢根据自己的观察匆忙做结论的人能作为一个教训的话，那就好了。”（《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４～２５、２６页）这里高尔基对他在十月革命期间所犯错误及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说明。从高尔基对列宁的观点和性格特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已有了比较正确的和比较深刻的了解。

在《弗·伊·列宁》中高尔基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了更明白起见，我要说一说，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村之大大超过城市，农民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几乎完全缺乏社会感情，──这个事实使我苦恼了一生。”（《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６页）他讲的是自己对农民的看法，确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这可以从上面说过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发表的《论俄罗斯农民》的文章里看出来。当时他的观点曾受到批评。后来，当他看到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后，看法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致匿名者和化名者》一文中说：“现在在苏联工作的不是彼得大帝，而是伟大的伊万，即共戴一顶帽子的工人和农民，并且所做的事情不是‘改良’，而是要根本改造旧生活的全部基础。”（《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０１～３０２页）在这里他似乎已承认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成为一家人了。他在《十年》一文中肯定农民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他说：“人们总不能说我是农民的美化者吧，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苏联，农民中已形成一个人数相当多的、比较广泛和全面地了解世界上的事情的阶层，一个掌握文化的积极性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农民的阶层。”（《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２８９页）

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大批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庄，他们告别了集体经济走上集体生产的道路。高尔基认为这是改造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表示热烈的支持。１９３０年１月８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在党非常坚决地把农村引上集体化轨道后，社会革命开始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个变革几乎像是地质变化，而且这比党已做的一切要无可比拟地大得多和深刻得多。存在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消灭，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了有非常独特的缺陷的人，这种人的动物性的保守思想和私有者的本能会使人不寒而栗。这样的人有两千来万。在很短时间内改造他们，是一项似乎是很不明智地提出的任务。然而它在实际解决着。”（《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８９年第７期第２１５页）在集体化的高潮中他又高兴地说：“一半以上的个体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庄……这说明在苏联，农民正在真正摆脱苦役般的、贫穷的、愚昧的生活，几千年来这种生活使他们一直处于劣等民族的地位。”（《高尔基文集》第２６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４３页）农业集体化的实行和农村面貌的改变，解决了高尔基思想上的一个大疙瘩，使他更加相信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时已找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途径。

在《弗·伊·列宁》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当然，当我了解一部分专家的一系列极其卑鄙的破坏活动的事实后，我就应当改变──而且已经改变了──我对科学工作者的态度。这样的改变是相当费力的，尤其是在一个人的老年时期。”（《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７页）

高尔基这里讲的一部分专家的破坏活动，指的是当时已揭露出来的顿巴斯地区的沙赫特案件。在这之后又揭露出了一些新的案件，其中包括“工业党”案件、“劳动农民党”案件、“食品托拉斯”案件等。高尔基看到有关这些案件的报导后，非常气愤，他决定写一个剧本来谴责在工业部门活动的破坏者。斯大林得知后，给高尔基写信表示支持，主动给他提供有关各个案件的材料。（见斯大林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４日给高尔基的信，载《新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１７３页）高尔基在回信中说：“我对这些新的、组织得很巧妙的破坏活动和右的倾向对其所起的作用感到震惊。与此同时，我为国家政治保安局这个工人阶级和党的真正不倦的、机警的卫士所做的工作感到高兴。”（《新世界》１９８７年第９期第１７４页）１９３０年９月，“食品托拉斯”案的４８名被告（包括该托拉斯的领导人梁赞采夫、卡拉特金）被处决，德国的“保卫人权同盟”发表抗议书，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高尔基写了《致人道主义者们》一文进行反驳，说他认为处死这些人是“完全合理合法的。”（《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２３５页）与此同时他还写了《致工人和农民们》一文，对西欧各国的劳动群众进行解释，说明各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阴谋。（《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第２３０～２３４页）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尔基又写了后来受到许多人批评的《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消灭他》一文。这篇文章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同时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后者发表时用的是《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歼灭他》的题目，它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题目和正文的表述统一而已。文中说：“在国内，极狡猾的敌人用制造饥荒来对我们，富农用暗杀、放火、各种卑劣的手段威胁集体农庄的农民，──凡是历史期限已到、即将灭亡的人物，都在对我们，这就使得我们有权利认为，我们还处在国内战争的状态中。从这里就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歼灭他。”（《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第２２８页）一般说来，高尔基得出的结论并没有错，对真正的敌人就应该如此。问题在于他似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我们还处在国内战争状态”）；在对形势缺乏正确估计的情况下作这样的结论，可能会出偏差和被人利用，产生不良的后果。同时还应该看到，高尔基虽然这样说，他仍然是不主张扩大打击面和采取极端手段的。他在审判工业党期间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自然赞成判处极刑，但是也许把这些坏蛋留在世上并严加隔离在政治上更加妥当。”（《新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１７９页）斯大林大概听从了他的意见，在回信中告诉他，被告将免于死刑，分别判１０年和１０年以下徒刑。（《新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１８２页）后来这些人于１９３６年得到了大赦。

高尔基对党内过火的斗争一直是不大赞成的。他曾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坦率地说：“党对青年教育的影响并未达到可能达到的程度，──这部分地是由于党内的摩擦造成的。在过去，这些摩擦有利于‘选优’，造就了布尔什维克，而现在却造成了相当大数量的两只脚的废物，其中包括‘马哈依斯基分子’”。（《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第１８４页。这里提到的马哈依斯基分子指１９世纪末波兰社会党人马哈依斯基的追随者，这些人宣扬知识分子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寄生阶级。）他尊重某些对派领导人（例如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与他们关系密切。他为党内斗争的激化而忧虑。他没有把对派看作敌人，自然也就不会赞成对他们采取对待敌人的镇压手段。索尔仁尼琴肯定高尔基对１９３７年也会唱赞歌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三

１９３３年春天高尔基再次回到苏联，在这之后直到１９３６年逝世，一直留在国内。在这期间高尔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经常发表文章揭露国际上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批驳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的反苏言论，提醒人们注意战争的危险。１９３４年８月，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他当选为苏联作协的主席。他除了在代表大会上做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外，先后还发表不少讲文学问题的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他关心他创办的《我们的成就》、《在国外》和《文学学习》等杂志，不断为它们撰稿，同时为编写和出版《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而奔走，此外，还应邀为某些书刊作序……。

这里需要讲一讲高尔基为文集《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书作序的事。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织劳改人员开凿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的运河，此项工程于１９３３年６月完工。不久该局邀请３０多位著名作家（其中包括阿·托尔斯泰、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左琴科、阿维尔巴赫、卡达耶夫、什克洛夫斯基、尼古林、英贝尔、加勃里洛维奇等）参观，要求他们在参观后写出文章，后来这些文章汇编成书出版。高尔基没有去参观，但是应邀为这本书作序，这篇序言的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在这篇序言里主要讲这项工程的意义和在改造罪犯方面取得的成果。他说：“这是集体组织起来的人力对北方严酷的大自然界的力量的又一次最辉煌的胜利。同时，这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试验，它把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和苏联社会这两者的大批敌人变为工人阶级的熟练的工作人员，甚至变为从事国家所必需的劳动的积极分子。成千上万不同类型和不同种族的人同心协力迅速战胜与人敌对的大自然而取得的胜利是了不起的，但是更加了不起的是那些不久前因受无法违抗的市侩习气所控制而无政府主义化的人战胜自己的胜利。”（《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１２６页）可见高尔基更重视的是在改造人方面取得的成果，由此出发，他进一步肯定苏联实行的劳改政策。高尔基的这一看法是与他在上面提到过的《苏联游记》第５篇《索洛夫基》中的看法一致的。

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工程中涌现出了一批突击队员和其他先进人物。高尔基曾应邀出席他们的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从１９２８年起就在观察国家政治保安局如何改造人，现在听了突击队员的发言，不能不感到激动和高兴。他在指出运河的经济意义和国防意义的同时，仍然强调它在改造人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肯定国家政治保安局所做的工作。（《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第７４～７５页）

１９３５年高尔基在《论文化》一文中再次说到改造罪犯的问题。他说：“对无产阶级说来，人是宝贵的。甚至当一个人显露出危害社会的倾向并且一度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时，也不会让他去监狱里因无所事事而堕落下去，而是把他改造成为一个熟练工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有用的成员。在对‘罪犯’的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积极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在‘人对人是狼’的社会里过去和现在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的。”（《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第４６３页）这就是说，高尔基认为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使其转变成为新人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对人道主义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大致是从２０年代中期开始的。１９２５年他在《作家的使命和当代俄罗斯文学》一文中说：“我深信，欧洲的艺术家们将重新大声地并用某种新的方式谈论仁爱、人道主义和各民族的兄弟般的团结。”（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第４７７～４７８页）而他自己就率先这样做了，他开始批判旧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赋予人道主义新的内容。１９２６年７月契卡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逝世。高尔基在一封信里对死者进行了赞扬，说“他由于关心人和为人公正，做了许多好事。他使得我既爱他又尊敬他”。（《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４７２页）这封信发表后，白俄侨民报纸发表了《对高尔基》一文，文章的作者们从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把捷尔任斯基称为“刽子手”和“该隐”，对赞扬他的高尔基提出批评。高尔基写了《论“机械的”人道主义》一文进行反驳。他揭露了这些“人道主义”们的虚伪性，说他们在“我们的人杀人时”保持沉默，而在“杀害我们的人时”就提出抗议；他们居然忘记了，俄罗斯的红色恐怖是在暗杀列宁之后，在杀害了几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之后，在破获了一系列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之后才开始的，是由于列宁、捷尔任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努力才制止的；他们还忘记了，受英国人和法国人唆使的邓尼金们、高尔察克们以及其他的人犯下了焚烧村庄、毁灭城镇、摧毁俄国、杀死绞死成千成万人的罪行。最后高尔基得出结论说：他们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是“习以为常的人道主义”，是“机械的人道主义”和“由于无话可说的人道主义”。（见《高尔基文献汇集》第１２卷，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上。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尊重人，相信人，维护人的尊严，关心人的命运。他相信人是能够日臻完善的。他理想中的人是上面提到过的所谓“大写的人”。到２０年代中期，这种“大写的人”逐渐具体化了。他在《米哈伊尔·米洛诺夫》（１９２７）一文中承认他心目中的“大写的人”就是像维洛诺夫那样的布尔什维克。（《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８４页）１９２８年他在同亚美尼亚作家座谈时说：“当我首次写大写的人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大人物。当时他的形象我还不清楚。１９３０年我认识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大写的人的化身，１９０７年我在伦敦的代表大会上亲眼看见了。”（《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６５０页）从高尔基的这些话可以看出，他的“大写的人”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性格特点。

与此同时他提出，在谈到所谓“全人类的东西”时，应区分它的新旧两种涵义。他把“阶级国家培养出来的卑鄙的习气”归为旧的涵义上的“全人类的东西”，认为共产党员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为对它而斗争；另一方面，他指出，在人成为全权主义的国家里，一种新的和真正的“全人类的东西”正在产生。（《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２４～３２５页）高尔基还认为，在欧洲资产阶级煽起民族仇恨之火、加紧武装起来、准备新的世界性大屠杀时，谈论“全人类的爱的真理”是十分无耻的。（《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第３８２页）

高尔基在《弗·伊·列宁》中曾说：“生活安排得这样出奇的巧妙，不会恨就不可能真挚地爱。”他在许多文章里在强调要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爱新生活和新事物的同时，也强调要仇恨剥削者和压迫者以及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他曾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仇恨的感情和不能积极地将其表现出来，那么他们将是供资本主义的大鲸吞食的鱼。”（《高尔基第２６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１００页》）有人谴责高尔基“鼓吹仇恨”，劝他“宣扬仁爱”，他回答说：“宣扬穷人对富人的爱，工人对老板的爱，不是我的职业。我不会安慰。”他开导那些“想做实践家的人道主义者”说：“现在应该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仇恨：一种是在掠夺者当中由于相互竞争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和预感到必然灭亡而产生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仇恨，它产生于无产阶级对现实的厌恶，并且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掌权的权利而变得更加明显了。这两种仇恨已发展到了顶点，以致没有什么东西和没有什么人能加以调和。除了它们肉体的和阶级的体现者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外，除了无产者的胜利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世界摆脱仇恨。”（《高尔基文集》第２６卷，第２６３页）这里高尔基讲的实际上是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用暴力推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必然性。这与他过去所持久的渐进论思想有很大区别。

高尔基不仅肯定在推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使用暴力的必要性，而且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专政也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除了镇压敌人的反抗和破坏外，也是为了改造社会和改造人，在后一方面，他也不对采取某些强制措施。大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批驳了国外报刊对苏联采取的镇压行动的攻击，赞同苏联政府实行的改造罪犯的政策。

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高尔基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论文化》这两篇重要文章，阐述了他长期以来对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考的结果。前一篇文章的初稿曾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据高尔基本人说，“斯大林同志非常赞同这篇文章”。（《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第５５８页）高尔基在这篇文章里说，“在我们今天，当资产阶级培植了法西斯主义，把自己的人道主义作为已不能掩饰其猛兽嘴脸的破旧面具而抛弃时，它的欺骗性和伪善就无需加以证明了”，现在出现了“历史地形成的和经过科学论证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真正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劳动人民从资本的铁爪中完全解放出来”。他接着说：“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给了无产阶级以一种同资本进行无情斗争的历史权利，一种破坏和消灭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丑恶基础的权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正在形成作为一种创造力量的真正的博爱，这种博爱的目标，是要把亿万劳动人民从极少数人惨无人道的和蛮不讲理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给亿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指出，正是体力劳动创造了一切文化珍品，以这些文化珍品为基础，无产阶级应当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义的全人类文化，创造出这种文化后，世界上将牢固地确立劳动人民的友爱和平等。”他还说：“这种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不是幻想，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社会主义苏联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勇敢的和充满英雄气慨的实践，这一实践已经证明，在过去资产阶级的、农夫的、‘野蛮的’和多种族杂居的俄罗斯，真正实现各种族的友爱和平等的、大量体力转化为智力的过程正在真正地和确实无疑地发展着。”（《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第５５８页）

高尔基在《论文化》一文中列举事实说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即马克思和列宁的人道主义与作为资产阶级文明和文化的基础的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这两种人道主义除了“人道主义”这个词外，毫无共同之处。他对无产阶级人疲乏主义的基本特点作了说明，说它是“率直的”，“它不说什么要爱别人之类的哗众取宠的和甜蜜的话。它的目的是把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资本家的可耻的、血腥的和疯狂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教导人们不要把自己当作供买卖的商品，当作市侩们制造黄金和奢侈品的原料……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任务不要求多情善感地表白对人的爱，它要求每个工人认识他的历史任务、掌握政权的权利和革命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在资本家要发动一场归根到底是对无产阶级的新战争的前夜，是特别不可少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要求对市侩作风，对资本家及其仆从、寄生虫、法西斯分子、刽子手和工人阶级的叛徒的政权怀有永不熄灭的仇恨，要求仇恨迫使人们受苦的一切，仇恨所有靠亿万人的苦难过活的人们。”（《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第４６４～４６６页）

从高尔基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纠正自己过去在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偏颇的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应该说他思想上的变化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尽管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行为常受情绪的支配，某些话说得可能有些过头；尽管他像任何人一样都有历史局限性，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一定完全清楚，但是应该肯定，他的思想的转变是进步的表现。

高尔基一生中的最后１０余年，是他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目前争议最多的时期之一。在俄罗斯和我国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高尔基发表的大量文章和讲话放在一边，不认真读一读各种具有史料价值的材料（例如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和高尔基与各种不同人物的来往信件），凭借各种传说，根据叛逃分子奥尔洛夫和反共分子索尔仁尼琴等人的谤书以及各种真实性不可怀疑的回忆录，进行推断和臆测，或大讲他被收买和控制，或宣扬他同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矛盾，或渲染他内心的“苦闷”，所有这些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我们认为，只有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采取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和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也许对高尔基的看法上的争议就会减少，共识就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