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

【内容简介】

纪伯伦是驰誉世界的东方诗人。他在黎巴嫩出生，在欧洲学过绘画，在美国组织过阿拉伯第一个海外父子团体。创作出一系列小说和散文诗作品。他的散文诗集《先知》等被誉为“东方赠予西方的最好礼物”。他既是“破坏者”，又是“建设者”；既要做埋葬活尸的“掘墓人”，又要做医治民族“灵魂”的“医生”。他把整个世界当作“祖国”，把全人类当做“乡亲”。他为人类提出的目标是“神性的人”。这本评传将向您介绍这位东方诗人兼画家的一生，他的生命哲学、艺术性趣的主要作品，他的爱情，以及他孤独的原因……

大自然之子

１８８３年１月６日，黎巴嫩北部崇山峻岭之中，著名“圣谷”附近的山乡贝什里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亲哈利勒给儿子起了祖父的名字──纪伯伦。这个孩子就是日后驰誉世界的阿拉伯诗人兼画家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据纪伯伦的一位女友日记记载，纪伯伦曾向她回忆自己的家史，说纪伯伦家族原是名门世家，祖上有过显赫的历史。６００年前该家族中有两位旅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三或十四世纪，这个家族的埃米尔曾去法国、意大利打过仗。但人间沧桑，到了自己父亲这一代，已经门庭衰败，一蹶不振了。有的文学史家和传记家认为，纪伯伦的这些叙述，未必很准确，但对了解纪伯伦对自己家世的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纪伯伦的母亲名叫卡米拉，是天主教马龙派乡间牧师扈利的女儿。她的婚姻生活十分不幸。她第一次结婚，丈夫名叫哈纳·阿卜杜萨拉姆·拉赫曼，待她很好，曾带她到巴西，生下一子，但不久便客死他乡。卡米拉回到黎巴嫩不久改嫁给第二个丈夫，不想不到一个月也谢世了。最后她嫁给了纪伯伦的父亲哈利勒，生下了纪伯伦。

纪伯伦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叫玛尔雅娜，比他小两岁，小妹妹叫苏日丹娜，比他小四岁。加上妈妈带过来的比他大六岁的兄长布特罗斯，全家共六口人。纪伯伦的童年是在故乡度过的。那里群山奇兀，杉林葱翠，清溪幽谷，晴空蓝天。大自然的美，给纪伯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同时，黎巴嫩、圣谷、贝什里这些词也深深地印在他脑海中。他日后身处异国时，总像“婴儿渴望母亲的怀抱”一样，思恋自己美丽的祖国和故乡。在纪伯伦的心目中，祖国黎巴嫩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圣洁的地方。他身居海外，却永远苦恋着故乡。他曾写道：“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充满魅力、庄严肃穆的河谷，逶迤连绵，雄伟多姿的高山，便展现在面前；只要我一捂上耳朵，那小溪的潺潺流水和树叶的沙沙声便响在我耳边，我像哺乳的婴儿贪恋母亲的怀抱那样，思念这往昔如画的美景。”他虽身在美国，可心却始终留在阿拉伯祖国。不论与侨民群众在一起，还是孤独自处时，他谈到的，和想到的，都是可爱的阿拉伯祖国。纪伯伦带有阿拉伯人的历史自豪感，他对自己的民族所怀有的深厚而真挚的情感，自幼便深埋在他心中。在他的心目中，阿拉伯半岛是一片神圣的土地，阿拉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也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十九世纪末，阿拉伯国家仍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之下。在黎巴嫩与叙利亚，广大劳动人民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剥削与各种各样的徭役，一旦有所反抗，就要受到凶残恐怖惨无人道的镇压。正因为纪伯伦对祖国与其淳朴的人民怀有强烈的爱，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出了他对土耳其统治者强烈的恨。土耳其苏丹的宝座建立在沙滩上。但土耳其统治者软硬兼施，并且煽动阿拉伯人反对阿拉伯人，在他们中间制造纠纷，从而挑起嫌恶和仇恨。后来正是这种嫌恶和仇恨横亘在纪伯伦与他的祖国和同胞之间。纪伯伦对祖国听不到自己的忠诚儿子们的声音感到悲哀。他慨叹道：“可怜啊！她的儿子们是诗人，尽管我们像天使一样在她耳边歌唱，她却听不见。可怜啊！”但他对祖国与人民的爱却从未改变过。

阿拉伯民族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但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在黎巴嫩有二分之一的居民是基督教徒。由于纪伯伦的父母是天主教马龙教徒，纪伯伦自然也随父母亲信奉了基督教。在学习阿拉伯文之余，纪伯伦就跟随母亲读一些圣经。其中的博爱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然而现实世界与圣经中所描绘的理想王国反差实在太大了。在贝什里的山岗上矗立着威严而阴森的马尔·萨尔基斯修道院。穷苦的村民把它当作苦难心灵的最后一处避难所，而实际上，正是通过它，封建贵族与教会僧侣相勾结，利用那些虔诚教民的愚昧与轻信，将他们的财富与自由剥夺殆尽，而他们依旧向宗教寻求保护，对僧侣的行为是主的旨意深信不疑。

纪伯伦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在他身边，是优美的大自然，浓重的宗教气氛和土耳其政权的梦魇与正在兴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因此，歌颂大自然的美、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揭露封建统治政权的野蛮暴行、法律的虚伪与残酷，批判迷信、盲从与愚昧，暴露封建教权势力的惨无人道与教士的伪善，从而唤醒人们起来反抗，向宗教与传统陋习发起挑战，成为纪伯伦早期创作的三个重要的主题。

纪伯伦的童年是在贫穷与困苦中度过的。贝什里与其它土耳其奥斯曼政权统治下的村庄一样，显露出一片凄凉的景象。纪伯伦的父亲哈利勒是一个犷达的山民，负责统计山村牲畜。他为人本是不错，但为逃避生活的重压，终日贪杯豪饮，既不会“创业”，又不懂“守成”，以致于一家的生活日益艰难窘迫。

父亲常常醉醺醺地回到家中，喝醉酒的哈利勒脾气变得格外暴躁，有时甚至粗暴地打骂孩子们，对待妻子有时也十分粗暴。这给有着向往和平、宁静、美与爱天性的纪伯伦心中，留下一道深长而难以愈合的创伤。

相反，纪伯伦对母亲的爱日益加深了，母亲善良、温柔的女性形象，永远留驻在纪伯伦的脑海里。母亲为一家的生计而苦苦奋斗所表现出来的坚韧精神，为纪伯伦深深地敬佩与崇拜，而她对家人的爱，也正是纪伯伦所最需要的。因此，母亲的爱成了纪伯伦心灵和感情的支柱。

纪伯伦在当地的小学读书，学习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他的性格内向，不大愿和别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而喜欢沉静独处。他常常在山野中静听着风涛阵阵与流水潺潺。逐渐形成了一种他难以理解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时时流露在他后来的作品之中，在他给友人的信中也屡屡提到。儿时的纪伯伦已经显示出他的绘画天份。默默中他对绘画艺术很早便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经常一个人在修道院的山洞旁，拿着蜡笔和小纸片描画一些风景，小动物与人物的肖像。但常常遭到父亲的申斥。在纪伯伦八岁那年，意外之灾再次打击了这个早已困窘不堪的家庭。一位嫉妒哈利勒牲畜统计职务的人，向当局告发中伤，父亲锒铛入狱，他的房舍与财产也被没收充公。于是母亲卡米拉不得不带着子女们迁到一处更简陋的小房间里。这就是现在的纪伯伦的故居。这间房子原属父亲的一个兄弟，处所偏僻，一家人过着更加贫苦的生活。

祸不单行，纪伯伦九岁那年，不慎从高岩上摔下来，造成严重摔伤，肩骨骨折。他被送到姑姑家养病。一连好几个月，纪伯伦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后来，骨折处渐渐痊愈，但造成他的右臂终生无力。

好容易熬过艰苦的几年，在纪伯伦十一岁时，他的父亲终于从狱中释出。但这时家庭已经一贫如洗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黎巴嫩不仅仍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残酷统治之下，西方列强更是利用宗教、贸易和武力，加紧进行隐蔽的渗透和公开的掠夺，黎巴嫩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经历着从封建主义到半殖民地性质的变化。以种族、血缘纽带所维系的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迅速走向解体，从而酿成无数社会悲剧。许多黎巴嫩人不堪忍受土耳其人的统治，纷纷背景离乡，飘零海外，带着改变贫苦命运的幻想，到美洲等地寻找生活出路。在他们心目中，在美洲，尤其是美国，可以找到自由与财富。处在“饱一年，饿二年”境地的纪伯伦家庭，抱着同样的希望，也被卷入了这股洪流。

纪伯伦十二岁那年，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四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父亲没有走，据说是为了处理财产；等到他想走时，又受到土耳其当局的阻挠。自此，纪伯伦一家再也没有团聚过，除了纪伯伦之外，没有谁再见过父亲。

这位失去家庭的不幸者，后来在孤独中死去。

１８９５年６月，纪伯伦一家五口登上航船，经埃及、法国，奔赴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阿位伯人有名俗语，“出海等于被抛弃，登陆就是重降生”。等待纪伯伦母子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

新大陆寻梦

１８９５年，纪伯伦一家满怀着对新的幸福生活的希望与憧憬。风尘仆仆地来到美国，但登上了新大陆纪伯伦一家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事业上，身居异地，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地涌来的移民，彼此竞争以求生存，使他们的生活面临新的拮据与艰难。

纪伯伦一家在美国波士顿的华人区租了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作为栖身之所，暂时安顿下来。这个区是波士顿最穷苦、最肮脏的贫民窟。从中国、爱尔兰、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涌来的移民大都聚集在这里，苦苦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一排排破烂拥挤的小房子之间夹挤着一道道狭窄脏乱的通道。路边随时可见的是一堆堆臭气熏天的垃圾和在其周围舞着嗡嗡作响的苍蝇。便道上横七坚八地堆放着废置而又舍不得扔掉的各种物品，而屋子里又总是潮湿和阴暗的。这就是纪伯伦一家栖身的爱丁博格街。

为了生存，纪伯伦的母亲、哥哥与两个妹妹都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布特罗斯，也就是纪伯伦的异父哥哥，在那时是个刚满十八岁的青年。他热爱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对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细腻的。为了供弟弟纪伯伦上学读书，为了让母亲和妹妹们能够享受安宁和较为宽裕的生活，他凭借自己正值年轻，身强力壮，在“新大陆”寻找自己的机会，最后，他在一家小商店里开始工作。母亲卡米拉与两个女儿在家中编织些手艺活赚点钱。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纪伯伦身上。

纪伯伦于１８９５年９月１日进人奥利弗·布里斯区的侨民学校，开始了在美国的最初阶段的学习。由于他的好学与努力，纪伯伦很快成为学校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尤其是他的英文大有长进，不到两年，纪伯伦已能通读象《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难度颇高的英文小说了。

虽然没有经过什么特别训练，但是纪伯伦已显示出他在绘画方面有着不同常人的艺术天赋。学校的女教师吉·弗里明特·帕尔很快发现了这块璞玉。她把他的名字简化为“哈利勒·纪伯伦”。女教师看出，在这个金元帝国，生活贫困会折断这位还没有展翅起飞的年轻的天才的翅膀。为了避免纪伯伦艺术生命的夭亡，她把他介绍给当时波士顿诗歌、艺术界的头面人物戴伊先生。

戴伊可以算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此人迷恋东方精神。他发现纪伯伦及其全家是当时“东方”的典型。纪伯伦家中的困窘生活和纪伯伦本人的好学与艺术才能，都给戴伊留下很深的印象。

纪伯伦认识了戴伊先生，可以说是他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一个契机。一方面为了给纪伯伦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一方面为锻炼和发挥其绘画才能，戴伊提供纪伯伦许多诗集和各种关于宗教和神学的论著。鼓励人给这些书籍画封面。这样，纪伯伦不但在生活上有了保障，而且有了阅读大量书籍与锻炼绘画的机会。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生涯是不无帮助的。

就这样纪伯伦一边求学，一边画画。

１８９８年３月８日，戴伊举办了一次画展，在戴伊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纪伯伦将自己创作的一些画拿来参展。来参观画展的有许多名人，因此纪伯伦在这次盛会上结识了不少文化界人士，其中就有美丽的女诗人约瑟芬·布鲁斯顿。在戴伊先生的提议下，纪伯伦甚至着手给这位美丽的妇人画像。在这一时期，纪伯伦频繁地出入戴伊画室和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为图书设计封面。接触了不少文化艺术界人士，因此，他的生活与其它家庭成员不同。

来到波士顿已经３年了，纪伯伦一家的生活已略有好转。全家决定送１５岁的纪伯伦回国深造民族语言文化。１８９８年９月，纪伯伦回到自己梦中都思念的故乡黎巴嫩，他是多么快乐啊！这年冬季，纪伯伦进入贝鲁特的“希克玛”睿智学校学习，主修阿拉伯语、法语和写作。他的阿拉伯语教师扈利·尤素福·哈达德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极为擅长写作的少年。为了引导纪伯伦更好地发挥他的写作才能，尤素福·哈达德让纪伯伦阅读了《圣经》、伊斯法尼编著的《诗歌集成》和阿拔斯王朝大诗人穆台纳比等的诗作，以提高他的文学修养与文字运用水平。纪伯伦很快吸收了这些作品中的精华。不久，纪伯伦写的文章，经过尤素福·哈达德教师的修改，发表在这位教师创办的校刊《复兴》上。

１８９９年暑假期，纪伯伦回到故乡贝什里探望父亲，同行的还有他的同学萨利姆·哈纳塔西等，他是到那里旅游的。此人后来成为一位名医，而且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他们一起流连于贝什里美丽的风林山色中，共同领略令人心醉神迷的自然风光。

纪伯伦与父亲相处的并不好。据说纪伯伦的父亲非常喜欢继子布特鲁斯，而对纪伯伦没有表现出同样的亲情，纪伯伦没有为此伤心。使纪伯伦难过的是父亲经常用十分尖刻的语言讥讽他。当纪伯伦的想法不符合父亲的意愿时，便会被父亲视作愚蠢。自尊心很强的纪伯伦与父亲的关系总是不那么融洽。在贝鲁特学习的纪伯伦，虽然更倾向于学习自己所喜爱的科目，而不是被要求的科目，但他非常珍惜家人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为了不辜负母亲与兄妹的厚望，纪伯伦勤奋、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１９００年１７岁的纪伯伦在考试中获得全校法语第一名。

睿智学校当时由马龙教派的神甫所掌管。纪伯伦被要求早晚祈祷。千年的祷告对于纪伯伦来说已够一辈子受用。从此。他不想再进教堂了。当时与纪伯伦同在睿智学校读书的，还有后来成为作家尤素福·故维克，还有巴夏尔·扈利，也就是后来以“小艾赫塔尔”为笔名的黎巴嫩现代大诗人。

纪伯伦在贝鲁特求学期间也从未中断过画画，他很快在学校赢得了“小画家”的美称。常常到当时黎巴嫩的大艺术家哈比卜·苏鲁尔的画室去，这位画家当时被人称作“黎巴嫩的米开郎基罗”。通过大量的观察、欣赏与练习，纪伯伦在绘画方面获益不浅。这时候，纪伯伦收到约瑟芬的来信，信中说她已收到戴伊转来的纪伯伦给她画的画像，她表示十分赞赏与感谢。这封信使纪伯伦年轻的心中充满温馨。同时，戴伊也给纪伯伦寄来５０美元，作为他给图书设计封面的稿酬。这样，纪伯伦的生活变得稍微宽裕一些。

在黎巴嫩求学的最后一段时间，纪伯伦对一位名叫苏日丹那·萨比特的女子产生了朦胧而热烈的少年式的恋情。这位与纪伯伦小妹妹同名的女子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对纪伯伦很有好感，与纪伯伦互相通信。但苏日丹娜的家庭很富有，因此对贫寒的纪伯伦不屑一顾，禁止苏日丹娜与纪伯伦来往。这对“有着一颗敏感地跳动着的心”的纪伯伦打击很大，这段恋情也因此而结束了。这可作看作是纪伯伦的初恋。有人说，在纪伯伦后来所著的著名小说《折断的翅膀》当中的女主人公萨勒玛·克拉玛的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这位名叫苏日丹娜的女子的身影。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纪伯伦本人曾对此加以否认，说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

回国求学的这次经历，对纪伯伦的思想影响很大。他对自己民族贫穷落后的处境，对窒息人的社会的厌恶逐日增长。他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创作在他的记事本里记下了许多对社会情态与陈腐传统的看法观感。其中的一些内容出现在他后来所写的很多作品中。纪伯伦对当时的教育也有许多看法。他深深感到青春的甜美“被呆板的课本所奴役”，他幻想着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有识之士能将年轻人的梦想和学习的愉快结合起来，谴责那些互相倾轧的心，使它们团结一致”，他幻想着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人的教师是大自然，人类就是他的课本，而生活就是学校”。

这一时期的纪伯伦，由于再次领略祖国山河的自然之美，因而加深了他对祖国的热爱。而他也看到，在这个国家中，富有欺凌贫穷，教士欺骗虔诚，婚姻牺牲妇女，传统压抑青年，纪伯伦对这个黑暗的社会产生了深深的恨。同时，他还发现，自己的同胞软化于甜言蜜语，对暴虐逆来顺受，阿拉伯同胞在土耳其人的挑唆下相互残杀，盲目地服从并维护杀人不见血的传统习俗。纪伯伦对自己民族的愚昧、迷信与驯服又是感到多么愤怒啊！这样，在纪伯伦年轻的心中，一个叛逆的灵魂逐渐成长起来了，带着爱与恨，成长起来了。

然而，像普通青年一样，纪伯伦叛逆的灵魂依然处于困惑的状态。在步入青年时代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盼望着有一位“救世主”能使自己从“岁月的奴役和烦恼”中摆脱出来。他说自己“像一个在荒野中迷路的孩子”，目标尚不明确，思想尚未成熟。“我的梦还在黑暗中爬行，尚不敢接近光明”，精神上有一种“饥饿感”和“焦渴感”。

１９０１年，纪伯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在回美国之前，他再次回到故乡贝什里，这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故乡。直到他逝世后，他的灵枢才被运回，安放在那里。

这次，也是差不多最后一次纪伯伦与父亲相见。但二人的关系并未因将生离死别而有所改观。当时“有着一双可以将所感受的事物加以淋漓尽致地表达的双手”的纪伯伦，正在尝试着写诗。由于纪伯伦两年多的阿拉伯文学习，他已经能熟练地掌握、运用自己的母语，而且为将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那时，纪伯伦已经能写出流畅而优美的诗句。而纪伯伦的父亲对纪伯伦和他的诗却颇不以为然。纪伯伦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纪伯伦的父亲设宴招待宾客，一位女士提到纪伯伦的诗，客人们都附和着夸奖纪伯伦。纪伯伦心中自然高兴，但是──

“我父亲瞪着眼，眼里冒着火。

“当一位先生执意要我朗诵一首我写的诗时，他抢在我前面说道：‘我不认为朋友们会重视你的废话，你还没有经验。’

“经一再请求，我朗诵了一首。父亲紧跟着说：‘你还不停止你的饶舌！”

纪伯伦与父亲之间的裂痕是始终无法弥补上了。

１９０１年年初，满怀惆帐和对祖国的依恋，又带着将与母亲、兄妹团聚的欣喜，十八岁的纪伯伦离开了他生活了两年半的黎巴嫩，登上了回美国的船。象往常一样，他取道欧洲。随着每日航程，波士顿更加接近。母亲、哥哥与两个妹妹的音容笑貌在纪伯伦的眼前就变得愈加清晰。纪伯伦归心似箭，盼望早一天见到自己的亲人们。

魂断波士顿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波士顿等待着纪伯伦的是一场悲剧。当纪伯伦途经巴黎时，偶然在一张阿拉伯文报纸上读到他最喜欢的小妹妹苏日丹娜去世的消息，他惊呆了。

十四岁的苏日丹娜在１９０１年４月４日死于肺病，实际上，她十二岁时就患有颈部腺瘤。医生简单地给她开了些药吃，而没有给她动手术，因为怕她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告诉哥哥布特鲁斯，苏日丹娜绝对活不了多久了。布特鲁斯独自承担了这个巨大的打击，他向不懂英文的母亲和苏日丹娜本人隐瞒了医生所说的话。把苏日丹娜送入了医院，并按医生的吩咐，做了一切准备。在布特鲁斯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他多么盼望上天和下奇迹，以拯救自己亲爱的小妹妹呀！

然而更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不治之症肺痨侵入了苏日丹娜的肌体并迅速扩散了，当时正在黎巴嫩学习的纪伯伦已得知妹妹病了，但他从没预料到这疾病竟会夺去妹妹的生命。

死神一日一日向苏日丹娜逼近了。在她去世前两个月，姐姐玛尔娅娜去看望她，她让姐姐看了她的双脚和双腿，她含着泪水哽咽地说道：“我现在站不起来了！”

她再也没能站起来，疾病扩散得很快，苏日丹娜在病魔的利爪下面挣扎着，在病榻上辗转着。在她身边关心她、照料她的亲人们，也惊恐地感觉到死亡之神正在步步进逼，它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苏日丹娜。那时，纪伯伦曾写信回来，说已经完成学业，马上就会动身归来。母亲的回信没有提及家庭所面临的灾难。

苏日丹娜终于没有等到他亲爱的哥哥纪伯伦，她在临死之前还在呼唤着他的名字。她哭喊着："我想见见哥哥哈利勒！我想爸爸！"可怜的苏日丹娜在与病魔勇敢地搏斗了七个月之后，终于被死神带走了。当纪伯伦日夜兼程，赶回波士顿时，妹妹已经死去两周了。这天，玛尔雅娜向雇主图哈女士请假，因为她的哥哥终于回来了。图哈女士带着像当初对待她为妹妹的病请假时的勉强态度，准给她一个小时的假，并要求须在完成工作之后。当玛尔雅娜回到家中时，纪伯伦已经坐在屋中，身穿黑色外衣，由母亲和姑姑陪着聊天。哈利勒谈到所有的问题，但只字不提苏日丹娜，因为他知道泪水的闸门一打开就无法再关住了。几天之后，玛尔雅娜问起哥哥是如何忍耐住没提苏日丹娜的，纪伯伦回答说：

“我没有谈，不是节哀使我忍耐下来。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知道母亲爱她，哥哥爱她，你也爱她。我知道你们的心和我纷乱的心都在挥洒热泪。你们这些受难者也知道，我爱她像爱自己，因此你应明白，我不想在痛苦之上再加上痛苦。”

纪伯伦一家沉浸在痛苦之中，而毫无怜悯之心的死亡之神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饱受折磨的家庭。

苏日丹娜死时布特鲁斯也已染上肺病，他曾小心地自我保护，保存生命力。但苏日丹娜的死杀死了他。纪伯伦回忆道，当时“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三天三夜恸哭不已。他没睡一次觉，没吃一口饭，他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用使顽石都能熔化的语言痛悼自己的妹妹。”

布特鲁斯小心提防着，他害怕别人也染上这种致命的疾病。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赢弱下去。他去了古巴，希望能在那里得到疗养从而康复。但他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了。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使布特鲁斯的身体迅速地垮了下去，但他一直瞒着家里人，还在信中谎称他的病大有好转。即使如此，他的秘密依旧没保守好，他病势沉重的消息很快传来，使每个人的心充满忧虑。

一天，布特鲁斯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回来了。家里人差点由于认不出他而把他拒之门外。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布特鲁斯一回到家中就躺倒了。纪伯伦与母亲和妹妹忧心忡忡地守在他的身边。他们昼夜祈祷着。而布特鲁斯始终高烧不退。他忍着病痛安慰着家人：“没有多少疼痛，也不怎么发烧了。”他的勇敢和忍耐感动了每一个人。他们多么盼望他能够再站起来，向他们，向生活微笑啊！

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２日也就是苏日丹娜去世将近一年时，布特鲁斯死了。死神不肯放弃他手中的牺牲品。他很平静地死去了，纪伯伦就守在他哥的身边，眼睁睁地看着死神无情地夺去他的生命。

纪伯伦非常爱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他曾这样称赞他：“所有人都喜欢他。他很精明，待人和蔼可亲。人很正直，有教养。做一件工作就能做好”。布特鲁斯的死对纪伯伦来说，是继苏日丹娜的逝世后又一沉重打击。然而纪伯伦已没有时间痛悼哥哥，因为更大的灾祸再次侵入这个支离破碎的家。纪伯伦的母亲卡米拉病倒了。小女儿苏日丹娜的死，已经带去了她的一半灵魂，儿子布特鲁斯的离去耗干了她眼中的泪，耗尽了她心中的血。她的生命之光迅速暗淡下去。尽管纪伯伦和玛尔雅娜竭尽全力照料母亲，怎奈身患绝症的卡米拉已没有生还的希望。１９０２年６月２６日，是纪伯伦一生最悲哀的日子。这一大，他最亲爱的亲人，他的慈母卡米拉，呼出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位母亲，追随她的两个孩子，回到永恒之中。纪伯伦曾用一幅画，描绘母亲临终前的一瞬。在画面上，母亲的容颜没有一丝痛苦，显得十分平静而从容。纪伯伦把这幅画题为《走向永恒》。这幅画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是他对一个伟大母亲和一个伟大女性的最高赞美与崇敬。

纪伯伦对母亲的爱，不仅表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而且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中，他借主人公之口，这样歌颂母亲：

“母亲啊，母亲！人类唇上最甜蜜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丽的呼唤就是‘我的母亲！’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字眼，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爱的字眼。她是抚慰，是人类心中发出的全部慈爱和甘美。母亲，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她是忧伤时的慰藉，失意时的希望，软弱时的力量，是同情、怜悯、关怀和宽宥的源泉。谁失去了母亲，谁就失去了让他倚偎的怀抱，向他祝福的手和眷顾他的眼睛。”

纪伯伦后来在给女友的信中，也常常谈起他的母亲。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８日他给梅娅·齐雅黛的一封长信中，读到了自己的家世，特别提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我在性格爱好上百分之九十继承了我母亲──这并不是说在温柔宽厚上我能与我母亲相比。”在回忆了母亲对他文学创作的灵启之后，他强调指出：“我的母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因着灵魂（精神）而属于我的。我至今仍感到母亲对我的关怀，对我的影响和对我的帮助。这种感觉比母亲在世时还要强烈，强烈得难以测度！”

对母亲的这种感情，影响了纪伯伦的一生，渗透进他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以至有的研究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出发，去探讨他的"恋母情结"，解释他以母性为题材的大量作品的深蕴和内涵。

纪伯伦在短短的十五个月当中，接连失去三位亲人，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这个带着希望和憧憬在新大击寻梦的黎巴嫩家庭，就这样悲惨地解体了。纪伯伦曾经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慈悲和伟力，但亲人之死，使他的信仰彻底动摇了。他曾对友人说，在他可爱的小妹妹苏日丹娜死去时，他心目中的上帝“也死了”。

亲人死后，留下一大笔债，据他回忆说，母亲治病时欠下了四千美元的债，苏日丹娜治病欠下了数目相近的债。哥哥布特鲁斯去古巴养病三个月，花了七千多美元。这样他们差不多从欠下一万五千美元的债。当时有人劝他们兄妹宣布破产，但他们没有那样做。他和妹妹玛尔雅娜千百方计坚持还债。他们租了两间小房子，纪伯伦靠写东西卖画获得糊口之粮，妹妹做工赚点钱。他们就这样相依为命生活着，坚强地与残酷的命运斗争着。

希望的天使

熬过了数个不眠之夜，过了几个由于极度痛苦而变得麻木的日子，纪伯伦不得不暂时走出亲人死亡的阴影，重新面对严酷的现实。后来纪伯伦向友人讲述，那时候，他发现，他与妹妹面对的是一笔高的巨额债务，这债务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的坚强毅力和刻苦奋斗。有一段时间，纪伯伦沉迷于吸烟、喝咖啡，企图麻醉自己已变得脆弱不堪的心。但当他面对这个沉重的负担时，人终于明白，他不能再消沉下去了。他与妹妹变卖了家中所有东西，他写东西、卖画，甚至去小店铺中做工，妹妹玛尔雅娜也从针眼中一点点赚钱。他们本来可以向远方的父亲要求一些救济，但高傲的纪伯伦拒绝向父亲要求任何东西，因为他曾与他不和。他们也可以向亲戚们求助，纪伯伦为了尊严不愿去求乞。还有人劝他们宣布破产，但他们坚持还债。曾经有一位有钱人，建议纪伯伦只还他一半的债款，但纪伯伦依旧如数还清欠下的钱。对于刚刚１９岁的纪伯伦那一段日子是艰苦而黑暗的。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心灵的创伤更是使他欲哭无泪。他本来可以在学习期间节约下来一些钱，因为他父亲那时财产状况有所好转，能够提供给他足够用的钱。但纪伯伦并不懊悔自己没有攒下的一点积蓄，因为他把那些钱慷慨地给了经济境况不如他的伙伴们。

是戴伊和约瑟芬把纪伯伦从小店铺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他们从物质上、精神上给予他支持。使纪伯伦重新振作起来。他又重新拿起了笔，开始控诉这个黑暗的社会，描绘这吃人社会中的悲惨。二十岁毕竞是人生中最热血沸腾而又多愁善感的时代，更何况纪伯伦有着如此坎坷的命运。可能是由于感激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纪伯伦对美丽的约瑟芬的感情变得微妙起来。纪伯伦似乎有过情恋的暗示，约瑟芬开始疏远他，因为她对纪伯伦的关怀是出自纯粹的友谊，而纪伯伦的想法对她来说是对这种友谊的一种亵读行为。约瑟芬的态度令纪伯伦几近失望，内心的痛苦使这个孤独敏感的年轻人备受折磨。而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纪伯伦开始酝酿构成散文诗集《泪与笔》的文字。

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的冬天，纪伯伦一心扑在绘画上。他专心致志地勾勒每一笔线条，把心中的情感，爱与恨，痛苦，生和死的困惑注入每一幅画中。纪伯伦画中的人物大都是裸体的，这是因为纪伯伦认为，生命是赤裸裸的。每个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世上，而赤裸裸正是最接近人性的、最美的和最纯洁的生命的象征。赤裸就是真实。“死亡”和“痛苦”是纪伯伦画中的两大主题，因为这两个内容充斥了他的生活。

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１岁的纪伯伦迎来了他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在戴伊先生的安排和鼓励及许多朋友的帮助下，纪伯伦在戴伊先生的画廊中举办了他的首次个人画展。画展开始似乎并不是很成功的，门庭冷落，知音难求。有些评论者甚至武断地说：“这些东西作为艺术品向观众展出，实在是可耻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顽固罢了。”但画展最终是极为成功的，因为它给纪伯伦带来极大的收获。首先，这些画使纪伯伦和文化界人士阿拉伯《侨民报》的创办者艾敏·胡莱卜彼此相识了。艾敏·胡莱卜很欣赏纪伯伦的才能。他答应《侨民报》将每周发表《泪与笑》中的两篇文章，稿酬为两美元。这样，画展为纪伯伦的文学创作打开了大门。

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纪伯伦结识了美国女子玛丽·哈斯凯尔， 他生命中一颗最耀眼的幸福之星，她不仅是他的爱情之星，而且是他事业上的良朋益友。

戴伊曾给朋友玛丽·哈斯凯尔写信，请她来看看一个叫纪伯伦的２１岁小伙子在做什么。于是她在５月１０日，与约瑟芬的男友列奥尼尔一起来参观纪伯伦的画展。她立刻被纪伯伦画中的那些东西抓住了。而纪伯伦也感叹玛丽“是一个奇迹，从天而降”。这样，有关共同艺术品味和追求目标的两颗心相通了，“两个灵魂亲切地交谈，彼此唱和。”当时，玛丽刚刚失去她亲爱的姑母。失去亲人的痛苦使玛丽对纪伯伦的画和纪伯伦本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玛丽·哈斯凯尔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她有五个姐妹、四个兄弟。她的父亲名叫亚历山大·凯维斯·哈斯凯尔。玛丽的家庭原来是一个有着值得自豪传统的殷实之家，但在美国内战之后，与一般的南方家庭命运一样，变得非常贫穷，生活上也很困难。所以玛丽很早就学会了以勤俭对付挥霍。她总是把旧衣服修补改做后当作新衣服穿，有钱时也从不乱花。后来，家中境况开始好转。玛丽在维利斯雷学校读书，有时亲戚来探望她，她常常能得到一些零花钱，并把它们攒起来，这样她就可以买她心爱的书了。

１８９７年，玛丽毕业到了波士顿，与姐姐路易莎住在一起。她没有回到佐治亚州萨法纳地区的家中。当时她的家虽然已重新富有，但也恢复了保守人传统。她的父亲原是一位联邦军队杰出退伍军官，这时已成为一家银行的董事长。玛丽依旧很俭朴地生活着。她当时在波士顿协助姐姐开办了一所名叫哈斯凯尔·狄安寄宿学校。１９０２年或１９０３年姐姐路易莎由于结婚离开了学校。

玛丽虽然认为姐姐的离开无可厚非，但总觉得她这样做是为了小家庭而抛弃了大家庭。于是玛丽接管了学校成为校长。当１９０４年玛丽认识纪伯伦时，已经三十一岁了。年龄上的差距虽然在后来阻碍了他们的婚姻，但却自始至终无法隔开两颗彼此欣赏的心。纪伯伦向玛丽解释他的绘画和其中的意义，而玛丽也有极高的艺术品味，二人很快成为挚友。玛丽买下了纪伯伦的一些画，并邀请纪伯伦到学校来参观。玛丽将本校年轻的法语女教师艾米莉·米什琳介绍给纪伯伦。实际上也正是米什琳在参观完纪伯伦的画展后，大力向玛丽推荐的。米什琳非常漂亮也很活泼。热情而又不失温柔，纪伯伦给她画了很多的画像。学校另一位教艺术的女教师姬丝小姐建议玛丽将纪伯伦的画挂在学校。玛丽采纳了她的建议。纪伯伦曾经把一幅名为《十字架》的画送给玛丽，玛丽将它挂在学校图书馆的墙上。这幅画的主要人物是一位裸女，它引起了人们的非议，有些家长甚至威胁，如果不摘去画，就不让孩子到这所学校来读书。可见，当时波士顿的社会风气还是很保守的。在寄宿学校的展出，使纪伯伦和玛丽更接近了。虽然他们二人都很腼腆，彼此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但纪伯伦已经养成了每周的星期三与星期五晚上拜访玛丽的习惯，即使有时事先未受到邀请。１９０４年１０月中旬，纪伯伦带着他的四十幅画参加了在哈尔库尔画廊举行的画展。但不幸的是，一场大火将纪伯伦的心血全部烧毁。玛丽听到了消息，对他表示慰问，沮丧的纪伯伦回答说：“我不知用画笔干什么了，也许它们的命运是被遗忘在柜中吗吧。”这件倒霉的事情令纪伯伦的情绪很低落，过了一些日子才慢慢恢复过来。从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８年，纪伯伦废寝忘食地从事小说创作和绘画艺术。１９０６年６月２１日，约瑟芬与男友列奥尼尔结婚。纪伯伦的爱情骚动时代结束，他的感情渐渐转向玛丽·哈斯凯尔。

玛丽是一个高个子，漂亮而苗条的女人。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热情与活力。她经常岙一身穿长裙，外表朴素而飘逸，具有一种古典的气质美。她全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的芬芳气息。她对文学和艺术，有自己独到而中肯的见解。

当时，纪伯伦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纪伯伦当时对自己运用英文的水平还不大有把握，而且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不会有多大市场，所以他仍然想以绘画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与艺术目标。于是，玛丽决定资助纪伯伦去法国深造，到艺术之都巴黎完成艺术进修。玛丽将负担来回的路费，并每月给纪伯伦７５美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纪伯伦虽然对玛丽提供这么多钱而感到不安，但心中也为这即将变为现实的巴黎之行激动不已。他在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２日给好友艾敏·胡莱卜的信中报告了这一喜讯。他在信中写道：

“你好好听着，并仔细琢磨，同时也和你的邻友们庆贺一番吧！我将在几个月之后，即将到来的春末去艺术之都巴黎。我将在那儿呆上整整一年。这一年对我的人生旅程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那将是我生命中新的一章。我将加入到那个伟大都市中的一个绘画协会，并在它的指导下，获得有关美术方面重要教益。无论我获得还是不能获得这些教益，仅仅我从巴黎返回美国，就能使我的绘画得到巨大声誉，使那些盲瞎的富人们对它趋之若骛。这也许并不因为它们多么高超，而是因为它们出自一个在巴黎与欧洲一些最伟大的画家呆了整整一年的人之手。我从未梦想过我有此旅行机会，因为其费用昂贵足以令我望而却步。然而，艾敏，上天在冥冥中为我安排好了一切，为我打开了通往巴黎之路。我将依靠万善之源──上天的帮助前往巴黎并在那儿住上一年。”

在这封信中他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没住在纽约而留在波士顿。他说：“我住在波士顿并非由于我喜欢它或是我讨厌纽约，而是因为波士顿有一位天使，她使我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前景，为我打开了精神和物质成功的大门。”这位“天使”当然是指玛丽·哈斯凯尔。

在给童年伙伴奈赫莱的信中，他预计到这次巴黎之行“将充满着紧张、劳累，将在学习、探索中花去很多时间。”然而他十分乐观，认为巴黎之行是他“新生活的开始”。

在巴黎学艺

整个１９０８年上半年，纪伯伦都处在一种激动与亢兴之中。他计划着，设想着，将如何在那个伟大的艺术之都度过有意义的时光。他给远在叙利亚的好友写信，相约在巴黎相会：“让我们在巴黎欢聚！在巴黎，我们将尽情享受那出自众多艺术家之手的崇高之美；我们将参观先贤祠，在维克多·雨果、卢梭、夏多布里昂和勒南的墓前伫立片刻；我们将在卢浮宫的各个殿厅中徐步而行，观赏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巴尔基诺的绘画；晚上，我们将到歌剧院，聆听贝多芬、瓦格纳威尔第、罗西尼受到神启般的音乐和歌曲……”

纪伯伦踌躇满志，他向朋友透露：“从前，我仅满足于在有限舞台上扮演小小的角色；今天，我认识到这是一种疏懒的观念。我曾经透过泪与笑看待生活；今天，我将透过魔魅般的金色的火光看待它……这金色火光给我的灵魂注入了力量，在我心中唤起了勇气，它激发我全身的活力。我曾像被囚禁在笼中的一只小鸟，安于命运之手为它添加的食料；今天，我变成了一只容光灿灿的飞鸟，在它面前是金色的田野，绿色的草原。它将在辽阔的天空自由翱翊，它将用双翅搏击太空，为它的灵魂和想象摄取力量。”

纪伯伦无比振奋，他对明天充满信心，一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冲动在胸中激荡。他对朋友毫不掩饰自己的心志和抱负，他说：“我感到纪伯伦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在生活的页面上用大字书写自己的名字。这一感觉日夜伴随着我。它使我看到未来充满了光明、欢快和荣耀。我从１５岁起，就不断地梦想，梦想，梦想着实现精神的意义和特性。如今，梦想已逐渐成为现实。我的巴黎之行是我从地面升到天空的第一级阶梯。”

在纪伯伦看来，他即将迈出自己人生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对他的未来有定向意义，用他的话说，“它将成为联结纪伯伦满含辛酸的过去和将取得成功的未来的链条中金色的一环。”根据行前的计划，他在巴黎学习一年之后，还要去意大利住上一年。“我要参观它的伟大的博物馆和众多的古迹，游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热那亚，然后从那不勒斯返回美国”。他称这次旅行将是一次“伟大的旅行”。

这一伟大的旅行终于开始实现了。１９０８年夏，纪伯伦越过大西洋，登上欧洲大陆，来到他日夜向往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巴黎用微笑欢迎这位充满抱负的阿拉伯青年。

纪伯伦在塞纳河西岸最古老的部分──巴黎拉丁区租了一间房子，安顿下来后很快就进入巴黎艺术学院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之余，他怀着无比兴奋地心情畅游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巴黎的确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艺术殿堂。纪伯伦沉醉于卢浮宫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海洋之中，流连忘返于凡尔赛宫展出的诸多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之间。他走访了巴黎的大街小巷，漫步于香榭丽舍大道、协和广场的各个角落，欣赏每一处古迹，每一座雕像。埃菲尔铁塔的雄伟、凯旋门的壮丽，都给纪伯伦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是艺术，都是美啊！纪伯伦对人类的创造的艺术和美赞叹不已。纪伯伦没有忘记，在巴黎，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绘画。他知道，熟练的技巧产生于勤学苦练，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他在写给玛丽的信中说，他一直“在和颜色较量”。斗争是艰苦的，他把自己的灵魂注入颜料，使他的作品带上生命的气息。他决心画出最好的画，画出“范型”，希望回到玛丽身边时，能带回“成熟的果实”。他作起画来往往废寝忘食，他在信中说，他常常像一个忘了时间的孩子那样被迫上床睡觉。

在他画室的对面，有一个作坊，那里有一位美丽的妇人，傍晚时分不时唱起动听的俄罗斯民歌，使纪伯伦颇受感动。在为艺术奋斗时，纪伯伦有时也感到孤独，甚至失望，这时，他就重读玛丽的来信，寻求慰藉。他曾对玛丽说，是她的那些充满爱护和温情的信，使他“远离丑恶污浊，避开生命的堕落”。

１９０６年６月２３日，纪伯伦在给玛丽的信中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死在六十五年前他降生的那间陈旧的房子里。临死前在病床上向远方的儿子祝福，吐出最后几口气时还在为纪伯伦祈祷。纪伯伦向玛丽谈到自己的复杂心绪。尽管他和父亲之间曾有芥蒂，有隔膜，有恩怨，但毕竟是他的父亲。此时此刻他的心禁不住自己的悲哀，他在悲痛和烈火中忍受着煎熬。他又一次回忆起自己家庭的一系列不幸，他看到了往昔之影。他叹道：“当年他（指父亲）、我母亲、哥哥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向着太阳微笑。现在他们都哪里去了？哪里去了？”“他们是在一个无名之地吗？他们彼此生活在一起吗？他们还追寻着对那已蜷屈于他们殓衣中的昔日的回忆吗？他们是在离我们这个世界很近的地方，还是很远的地方？”尽管他在信中表示，“他们仍然活着，过着那种由一种崇高庄严的美统摄的永续不绝的生活。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上帝”，但他的心“仍然痛楚不已”。

为了摆脱死亡笼罩在心头的阴影，他安慰着自己，平复着自己的悲伤。

也许，失去亲人的悲哀，使他更需要感情的抚慰了，更珍惜玛丽对他的温情与关怀了。他在信中称玛丽“我的欢娱，我的慰藉”，“我最亲近的人”。说“在我独自一人时，你同我在一起散步”。“我想着你，不像想着别人那样。当我想着你时，生命放出光华，生活的果实正在成熟。”“我闭上双眼吻你的手，我看得见你，亲爱的！”

孤独与悲哀没有影响到纪伯伦的学习热情。他还是那样专心致志地投入。他开始注意研究各个艺术流派的特点，吸收其中的精华。他常去罗丹的画室参观，学习。他为这位世界级雕塑大师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艺术风格所深深吸引，并仔细地品味着这位艺术大师的深刻思想。罗丹主张从事艺术的人做“美”的歌颂者，让“自然”成为艺术家的“女神”。要求艺术家能够发现外形下透露出的“内在真理”。罗丹认为“艺术就是感情”，而艺术又是一门学会“真诚”的学问。在罗丹看来，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因为艺术是要锻炼人自己了解世界并使别人了解世界。艺术家这个行业不是叫低能的人来搞的。罗丹被称为叛逆传统的人，因为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只反映他们所处环境的意识就满足了。他要做的还更多，他在传统积聚下来的公共财富中大量汲取，同时又充实了这个宝藏。他确实是个创造者和引导者，他的精神如洪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潮流。罗丹带给他的时代的是新思想和新方向，很难为当时许多人所接受。他几乎一生都在和流俗作斗争，因为正如他所说。“越有天才，越会长期不被了解。”

然而纪伯伦是他的一位敬仰者，一位知音。他理解罗丹作品中深蕴的力量和感情。他能感受到罗丹艺术的精神意义和内在之美。李相信自己的眼睛。纪伯伦在几个月内考察了现代派和古典主义画派的不同特点，以便进行选择。他们似乎更欣赏介于现代派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象征主义画派，除了对罗丹外，他对法国画家奥金·卡里矣（１８４９～１９０６）也很看重。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５日他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卡里埃的看法。他说，卡里埃“深谙长、宽、高的含义”。他很佩服卡里埃阐释“内在痛苦”的能力和技巧，他认为这与卡里埃本人经历过痛苦有关。他不喜欢学院派画家的枯躁、矫揉造作、突出华丽外表的画风，因此与神秘主义派的画家过从甚密。他加入了神秘主义画家贝林诺的画室，经常在那里聚会，切磋技艺。他对当时流行的立体派艺术，兴致并不大，在这方面，他和他的也在巴黎学艺的同胞尤素福·胡维克意见相左，这位老同学当时十分热衷于把体和面作为自己雕刻和绘画的表现重点。

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他和诗人桑伯林对坐畅谈文学，去听比亚尔·卢默特神父关于世界起源理论，阅读尼采的著作和勒南的《耶稣传》，在发现他人的同时，也更多地发现自我。在１９０９年七月份，他还和另一位侨民文学家艾敏·雷哈尼（１８７６～１９４０）渡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旅游。他们造访了伦敦的著名博物馆和画廓。在津津有味的欣赏中进行着对比与品评。他发现约瑟夫·马拉尔德·威廉·透纳（１７７５～１８５１），是英国画家中“最伟大者”。透纳是英国风景画大师，擅长水彩，前期追随古典派，后期表现出抽象和诗意，一生创作极丰，据说遗世之作达一万九千余幅。这位英国艺术科学院的画家成就不凡，但说他是画坛之冠却是新鲜见解。在政治问题、特别是阿拉伯东方的未来命运上，他也表现出极大关注。

１９０８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难，强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恢复１８７６年宪法，召开第一次议会。１９０９年４月议会废除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奥斯曼主义和当时特定意义的泛伊斯兰主义开始崩溃，阿拉伯人日益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趋于抬头，从主张分权到要求独立的各种团体纷纷出现。这一系列事件和发展，使纪伯伦不能不思考民族的前途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他是主张从奥斯曼统治下争得彻底独立的。在巴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和阿尤布·萨比特、舒克里·昂尼睦共同组建了一个政治组织。他的民族义务感、使命感日益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也越来越集中于民族的社会政治现实和对未来前途的思考了。

１９０１年，巴黎的春季传统画展再次举办了，这对于在巴黎的艺术家们是一次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各展风姿，各个流派大放异彩。在激烈的角逐中，年仅二十七岁的纪伯伦脱颖而出，他送来参展的名为《秋》的绘画在整个画展中获得银奖。春季画展的获奖，对纪伯伦来说，是对他两年来刻苦努力的一种肯定，而这成功也凝聚着玛丽的支持与期望。他在这幅画的一角上写了“Ｍ·Ｈ”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正是玛丽·哈斯凯尔名字的缩写。

纪伯伦是多么想念玛丽啊！在这两年中，他们二人虽然一直没有见面，但彼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纪伯伦极为感激玛丽，他在信中说：“由于玛丽的恩惠，我变成了一位艺术家；由于她的爱，我成了一位画家。”就在这时，纪伯伦酝酿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他喜欢人物肖像画，决心为当代所有的伟人或名人画像。在巴黎他已为艾德蒙·鲁斯坦、享利·卢克弗尔、克罗德·德彪西、罗丹等人画了像。和名人接触，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展了他的艺术表现空间。

罗丹很器重这位阿拉伯青年画家，在和他的接触中，罗丹看出了他的天才，也看到了他的勤奋。罗丹十分赞赏他，认为他能诗擅画，颇似英国前期浪漫主义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据一些传纪材料载，罗丹曾说过这样的话：“世界将从这个黎马嫩才子身上看到很多东西，因为他是二十世纪的威廉·布莱克。”

布莱克是罗丹最钦佩的人物之一，由于罗丹的影响，布莱克也成了纪伯伦最感兴趣的人物。布莱克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既是诗人，又是水彩画家、版画家。他的艺术具有独创性，显示出新颖、简练、表达思想感情率直而有力量的特色。他十二岁就已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过《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弥尔顿》、《耶路撒冷》等一系列诗集和长篇作品。他亲自为自己的诗集、作品，作铜版插画、装饰和进行手工着色。并且为《圣经》、弥尔顿的诗集、但丁的《神曲》等绘制了数百幅油画和水彩画。１８０９年，他举办画展，让观众认识了自己。布莱克在其文学艺术作品中，讽刺当时黑暗社会，描写人民生活，歌颂资产阶级革命，号召从传统势力下解放出来，提出好的社会不能单独靠政治和社会改良，还要有美的精神、人类的尊严感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等。──所有这些都对纪伯伦有一定影响。

布莱克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他能将“自己感觉到而别人感觉不到的”事物，“有条不紊”地再现于他精致迷人的画幅中和充满弹性语言的诗歌里。在他的绘画中显露出诗情，在他的诗作中蕴藏着画意。纪伯伦完全被布莱克迷住了，这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和布莱克是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广阔的时空意识，恐怕就是受布莱克的启发和影响。

纪伯伦从美国启程前往欧洲时曾向朋友透露过一个畅游意大利的计划。这个长居一年的计划未能实现。至于是否短期游访过意大利，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有的材料说他不仅游访了伦敦、布鲁塞尔，而且游访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不过，纪伯伦后来曾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向朋友介绍过意大利和法国：“你将会发现，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有使你兴高采烈的艺术和工业成就。那里有许多博物馆、大学和学院，有古老的哥特式的教堂，有十四和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遗迹，有许多被征服和被遗忘的民族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可见纪伯伦对意大利等地的文化历史也是相当熟悉的。

玛丽与爱情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末，纪伯伦离开艺术之都巴黎，怀着对玛丽的爱，第三次来到了美国。

两年来，玛丽对纪伯伦在艺术事业与物质生活上给予了真诚的帮助，二人在各个方面达到了更多更深的相互理解。万里海洋不能隔开他们息息相通的心。纪伯伦心潮澎湃，恨不得插翅飞到玛丽身边。１０月３１日，他抵达纽约，紧接着返回波士顿，把行李交给妹妹，便匆忙地去见玛丽。１１月１日，他们在波士顿会面并共进晚餐，诉说着离别日子里的一切。

纪伯伦小心翼翼地对待与玛丽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但他们的感情已经很明显了。玛丽这时候却在激动之余，变得犹豫起来，她是深爱纪伯伦的，她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们分开”。而这深沉的爱使她更加痛苦，玛丽的确曾考虑过结婚的事，但她感到自己的年龄是难以超越的障碍。玛丽生于１８７３年，比纪伯伦大十岁。每当想起这个，她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涌流。她一心为纪伯伦着想，认为纪伯伦的婚姻应成为他“伟大的中国。”“哈利勒需要来自梦境的爱情，来自他的星光闪烁的远方”。玛丽在日记中用痛苦而又坚定的手写下：“这一爱情的女主人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女人，──这是必然的。”

纪伯伦并没有考虑这么多，他与玛丽频繁地见面，每周至少２至３次。他们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谈托尔斯泰，最后，纪伯伦谈到了婚姻，他正式向玛丽求婚了。

这对于玛丽是多么甜蜜而又痛苦的时刻啊！她度过了几个不眠的夜晚，最后终于决定拒绝纪伯伦的求婚。这在她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３日的日记中有生动感人而详细的记载：

今天，他刚一来我这里，我就抢在他前面说：“我有话说。”我犹豫了一会，接着又说：“我的心背叛着我的嘴，我的心责备着我的脑，但真理是要占上风的”。

他问：“你心里究竟在翻腾着什么？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说：“千好万好属于你，千坏万坏归于我！如果我流干了热泪，请你别在意。昨晚我一直在流泪。”

他焦急地大声说着：“你哭了！……你哭了！……你哭了！……”他把我的手拉过去，贴在他的胸口上。

我说：“我决不考虑结婚，尽管我焦渴的心向往着。”

他目瞪口呆，我茫然无语。……我不明白……但我继续说：

“我不是属于你的，我喜欢你，但纯洁的爱阻止我去安排你的未来。”

是的，我的岁数比他大，他面前有漫长的日月年华，命运正向他展开双臂。

纪伯伦几乎要流泪了，接着他放声大哭。我递给他一条手帕，他擦了擦泪颊，喃喃地说：“一句话，──我爱你！”

他一下把我搂在他的怀中。

在一阵迷醉之后我吻着他的手，我捧着它吻着，泪水浸湿了他的手。他的手是一颗跳动的心。

在门口，他喊着：“玛丽！玛丽！给我一颗心！”

平安笼罩了我，光明照亮了我的前方，快活地回答：“谢谢你，我的主！”我多么幸福！我作了牺牲，但是牺牲使我们更接近了！”

是的，在玛丽拒绝纪伯伦的求婚之后，两人的关系非但没有就此破裂，相反，他们的心更接近了。这种介于爱情与友谊或友谊与爱情之间的感情，持续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直到玛丽在１９２６年嫁给了米尼斯。而且即使在她结婚迁居美国南方后，他们的友谊甚至也未因此而中断。从１９０８年至１９３１年，纪伯伦至少给玛丽写了３００多封信，玛丽给纪伯伦也写了这么多封。他们谈生活，谈创作，谈家庭，谈社会与个人爱好，谈东西方文明。他们一起上街散走，去舞会，参观博物馆，轮流到各自居所度过幸福的时光。纪伯伦称玛丽为“我的主人！”在给玛丽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全部生活中，我知道只有一个女人给了我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给了我成为‘我’的机会！这个女人就是你！”他热烈地赞颂玛丽：“你是我的世界的美丽与纯真。”“我心灵的母亲……你是水，是火，是风，是露。你是我灵魂的一部分。”甚至说：“人们都有一个偶像，我有两个──上帝和你。”玛丽对纪伯伦的爱更深沉。她对他的信仰是忠贞不变的。她称纪伯伦为“我的自由”，“风刮不倒的大树”，“我最爱的人”。他们达到了相互了解，正如纪伯伦所说的“我们的爱是永恒的爱，因为我心中蕴藏着她心中所蕴藏的，我感到的正是她感到的。”他们“目标相同，方向一致。”是“两颗互相拥抱的灵魂”，“一个彼此缔约的信念”。

纪伯伦此时也不愿结婚了，在审视了世界上许多不幸的婚姻之后，他似乎形成了某种对婚姻的成见，他认为一个没结婚的女子生机勃勃，完美鲜艳，一旦结婚，就会使她身上生命的火焰熄灭，凋敝。“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形骸”！在他后来的作品《掘墓人》中曾有这样的话：“婚姻不过是人在延续力面前表现了奴性而已。”也许这就是纪伯伦在他一生中一直保持独身的缘故吧！

１９１１年４月，纪伯伦迁居纽约，因为他感到在波士顿没有太大进步而纽约是美国文学家艺术家荟萃的地方，对于纪伯伦来说具有更大的发展余地。纪伯伦觉得纽约是一个“巨大的很有力度的城市”，在这里“各种因素都在动，正像上帝的想象力在动。”当然，纪伯伦的离开也有求婚受阻的原因。纪伯伦首先搬到瓦渥雷区１６４号，很快与布鲁克林与曼哈顿的阿拉伯朋友们打成一片，并再次遇到好友、侨民文学家雷哈尼。５月，玛丽来到纽约与纪伯伦见面。

５月１６日，纪伯伦在雷哈尼住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了一间小屋，那是一个“洞穴一样”的房间，使他感到狭窄、窘迫。但他可以在雷哈尼的大房间里作画，情况有所好转。９月２２日，他又搬到纽约西１０街２８号。这是一间很平常的屋子，他将它改装成一个画室。它有一个阳台，透入阳光和空气。他说这间小屋也挺美，比起他在巴黎住的那个房间来并不逊色。房租是２０美元。他很知足。他向另一位女友描绘他的起居室的艺术收藏：“在办公室的一角，有一小批传世的珍品，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如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绘画，腓尼基的玻璃器具，波斯的瓷器、古书，意大利和法国绘画，以及沉默而会说话的乐器。”他称自己的居室兼画室为“禅房”或“茅庵”。阿拉伯作家努力埃曼也曾描绘过纪伯伦的“禅房”：这间房子在一座旧建筑的最高一层──三层上。这是间长约八米，宽约五米的小房间。“在东侧的墙上，有一个占半面墙的欧洲式壁炉。在炉膛里又有一只铁火炉。……壁炉左面有一张普通的低矮的小床，……小床上有羊毛毯和形状不同颜色驳杂的几个枕头。……床边是个小柜，上面堆放着书和纸张。壁炉右边有个画架，画架后面是书架，上面也堆放着书和纸。在我座位的右边有一张圆书桌，上面同样堆着书、纸张、笔记本、墨水瓶和笔。……在北墙的中间有突出的书架，上面放着二百本左右的各种书。……在西面墙上挂着一大块旧时代的织绵，显示出被针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屋子里只有一个旧沙发，两把旧椅子，一个绘画用的木头长椅。北墙与南墙的玻璃窗上与天花板的大玻璃窗上都垂挂着黑色窗帘。这“禅房”如此简朴，它“表明了主人的贫穷、他的努力、他的节俭和苦行”。

尽管努埃曼感到这个屋子十分简陋，但对于纪伯伦，这间屋子却是“广阔的森林”──在这里“生命与生命彼此呼唤着”；是“浩瀚的沙漠”──在这里他看不到别的，只看到“沙子的海洋与以太的海洋”。难怪纪伯伦说这个“禅房”是“我的神殿，我的朋友，我的博物馆，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

纪伯伦在纽约的这个居所里度过了他在后半生──整整二十年。除了有时去波士顿看望妹妹玛尔雅和玛丽，或去外地疗养外，他再没去过别的地方。然而，他并不是个自囚者，他的灵魂在这间屋子里自由飞翔。他说他的房子是“无顶的”，他的工作室连接着外部世界。很多同胞、朋友来拜访他，有的时候，房间显得分外拥脐，他恨不得用力将墙壁四下推开，让生活的空间大一点，更大一点。

到纽约后的几年内，他越发勤奋地工作起来了。他感到，在纽约没有安适，他提醒自己说：“可我来到这个大城市是为了寻求安适的么？”他仍有许多知识要学。他说：“我用一千只眼睛看着，用一千只耳朵听着”。他应邀给人画像，和朋友们交流阿拉伯世界的消息，去看画展，和专家、艺术家鉴赏家讨论出售画的价钱，上博物馆，做礼尚往来的应酬，与挑拨离间的土耳其外交官员们周旋，读自己购得的和玛丽寄来的书，有时累病了又须和疾病作斗争。让他迷恋、激动和疲惫的事有多少啊！他脑子里盘旋着“一千零一个计划”。他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值得去做的事。问题接着问题，梦想连着梦想”，他说：“我的心中有一团火，我的手上也有一团火”，他感到自己“正在焚燃”，正在从让自己戴上手铐脚镣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有什么快乐能超过“火的快乐”。

他从前一段围绕婚姻的感情纠葛中解脱出来了，他更爱生活了。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６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最伟大的力量是生命。为了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应当正视生命，看真正生命的闪光。”

他“白昼充满燃烧的见解，夜晚沉浸于梦幻的海洋”。带着“一颗盈溢着的心”和“一个饥饿的灵魂”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搜寻着，发掘着生命的意义。他对玛丽的爱更深沉了，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更自信了。他说：“我现在感到，将来也会感到，‘我’是不灭的，它不会沉入我们称之为‘上帝’的那个大海中去的”有一阵他病了，病得很厉害，玛丽对他十分担心，他却乐观地安慰女友，说：“不！不！我在结束我对生命的使命之前，决不会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在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前，我是不会结束这一使命的。”

有时，他的确也感到压力，感到烦恼，感到痛苦。他的解释说，“我被创造出来时，箭就插有我的心里，我若将它拔出，痛苦是剧烈的；我若让它留在心中，痛苦更甚！”

他的痛苦是孕育的痛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珍珠贝”：“我像蚌那样蜷曲着！我是一只想从自己心中生成一粒珍珠的贝”。然而人们并不理解这孕育“珍珠”、产生价值的痛苦。

“我可以撕裂自己的胸膛，将心捧在手上，让人们了解它的一切。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揭示的愿望。我们所有人都想摆脱我们心中的秘密。第一位诗人，当洞穴的居民嘲笑他的谵言妄语时，……当他准备为他的集体探索阳光在他灵魂中创造的欢悦时，毫不奇怪他遭受过痛苦”，而正是这痛苦“孕育了艺术和艺术家”。他认为艺术是崇高的，但更崇高的是“让盲人睁开眼睛，投入将使我们的白昼和夜晚变得丰富的无声的犯欢”，所谓“无声狂欢”，大概是指发现真理时，那种内心的激动与狂喜。纪伯伦正在孕育着什么样的珍珠呢？

人生泪与笑

纪伯伦发表了《折断的翅膀》之后不久，便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信，信中对《折断的翅膀》中，萨勒玛与“我”幽会这一情节表示有不同意见，但同时也对纪伯伦的作品与写作才能表达了钦佩之情，纪伯伦很快地回了信。这样，纪伯伦与梅娅·齐雅黛相识了。

梅娅·齐雅黛是黎马嫩著名的女作家，她１８８６年２月１１日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拿撒勒，曾在贝鲁特等地求学。她有着很好的文学天赋。１９０８年梅娅随父亲移居到埃及，开始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在父亲逝世后，梅娅接任了《马哈鲁赛报》的主编工作。当时，她已能写出相当精彩的文章了。她与文学界有广泛的交往，为了促进文学界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定期（每周星期二）在自己寓所举办文学聚会。这一文学沙龙吸引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密切了埃及和阿拉伯文学家、评论家的联系，对当时文学复兴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梅娅的文学创作涉及范围很广，有诗集《梦之花》（法文版，１９１１），人物传记《巴希莎·巴蒂娅》（１９２０），散文集《潮汐之间》（１９２４）和大量书信、讲演词等多种成果。她精通书法，英、德、意等国的语言，是一个极有才气的女子。她曾多次去欧洲访问，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梅娅是与纪伯伦建立起最深刻精神联系的阿拉伯女作家。几年前当她看到纪伯伦的《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母亲生下了我》（即《泪与笑》中《我的生日》一文）时，就已被纪伯伦深深吸引住了。她开始注意纪伯伦的文学创作。１９１２年，在为著名诗人穆特郎举行的纪念会上，她应邀代读纪伯伦的贺词。这一活动不仅使她作为一名文坛新秀崭露头脚，而且使她与纪伯伦的精神联系趋于密切。因此，当她读《折断的翅膀》受到感动时，立即提起笔，给纪伯伦写了上面那封信。

纪伯伦对梅娅也很有好感。他读过梅娅写过的很多漂亮文章，由衷地钦慕她的文学才能，并在其中发现了彼此的许多共同点。纪伯伦后来在一封信中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和盘旋于我梦魂中的爱好、意向和特征”。纪伯伦诚恳地称赞梅娅的“神奇的天赋、广泛的涉猎和在选材、布局上的良好鉴赏力”。他还给她寄去自己的作品《疯人》、《行列》等。

在那时，纪伯伦正在热恋着玛丽。梅娅虽然十分爱慕纪伯伦，但她出于传统习俗的考虑和文学才女的矜持，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热情，因此纪伯伦与梅娅的关系一直限制在文学交往的范围内。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通邮不便，他们的关系沉寂了数年。

１９１３年，纪伯伦的又一名作《泪与笑》由艺术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这些散文诗体的优美文字，是纪伯伦早期的作品，大都写于１９０３～１９０８年。结集出版这些作品，对纪伯伦来说，并不是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因为，纪伯伦当时已处在尼采的影响下创作。思想和创作方向已有所改变，变得更为崇尚力量之美，而对自己早期作品中柔弱纤细的风格不太满意。因此，起初他并不同意出版它们。当希纳卜·阿利达，《艺术》杂志的创办者，请求他将这些早期所写的浪漫主义篇章搜集起来，以便以《泪与笑》之名结集出版时，纪伯伦有两句穆沃什哈体诗回答他：

“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时期，爱情、哭泣、抱怨已经结束。”

这是在他后来出版的《珍趣篇·昔日》中，有类似的诗句：

“我生命中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结束了赞颂、倾诉和哀恸哭泣。爱情好似空中的星星，它在晨光中失去光辉。

纳希卜对他说：“你生命中的这个时期确已结束，但它对喜欢你的人的生命，却有着现实的意义。”纪伯伦回答它：“写《泪与笑》的那个青年已然死去，葬在梦幻的山谷里，你们何必还要去挖他的坟墓呢？”纳希卜又说：“那个青年在死之前曾吟唱出高尚的歌。我们应当记住这些歌，不使其被遗忘。”纪伯伦的回答是：“你们做你们想做的，但别忘了，那个青年的灵魂已经在另一个男人身上还生，正像那个青年喜爱幽默和美，这个男人喜欢决心和强力，倾向于建设也倾向于破坏，他是人们的朋友，同时也是人们的敌人。”

就这样，纪伯伦的第一批散文诗的合集《泪与笑》出版了。虽然纪伯伦本人对其中流露出的哀怨、痛苦和倾诉持否定态度，甚至对再次出版表示“愧怍不安”，但它无疑是纪伯伦所写的最美的散文诗集之一。加上“引子”和“结语”，共有５６篇作品，内容非常丰富。

《泪与笑》的主旋律是歌颂爱和希望。诗集充分展现了纪伯伦最关心的文学主题：爱与美，大自然，生命哲学，人道主义，社会批判，诗人的使命和孤独，等等。这个集子中的全部散文诗作，已预示了纪伯伦散文诗的创作方向，也集中反映出纪伯伦的艺术风格发展趋势。

在《美》、《在美神的宝座前》等文中，纪伯伦热情地歌颂“美”，他把“美”当作宗教，当作主神；认为美中才有真理，才有光明；美是“智者哲人登上真理宝座的阶梯”；美可以使有的灵魂“归真反璞至大自然”。纪伯伦借“森林之女”之口给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一种你为之倾心的魅力。你见到它时，甘愿为之献身，而不愿向它索取；……它是这样一种力量；起始于你最圣洁的心灵深处，结束于你的想象之处。……”

在《幸福的家园》、《情侣》等篇中，纪伯伦把爱与美比作一对“情侣”，而把智慧说成是这对情侣的“女儿”。纪伯伦认为“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在《美之歌》中，纪伯伦让“美”唱出一曲自我肯定的颂歌：

“我是爱情的向导，是精神的美酒，是心灵的佳肴。

“我给诗人以灵感，我为画家指南，我是音乐家的教员

“我是造化，人世沧桑由我安排，我是上帝，生死存亡由我主宰。”

纪伯伦不但歌颂生命之美，而且歌颂死亡之美，他把死亡当作生命最深的奥秘，而加以探索。在《死之美》一文中，纪伯伦描写了亡者的灵魂“遨游在自由自在的苍穹”，他说：

“别为我号哭，倒要请你们将青春和欢乐之歌高唱！”纪伯伦笔下的死神不是令人畏惧的，对待理解了死亡含义的人是温柔的。而明了了死亡真谛的人对死神不是恐惧，而是泰然迎之，欣然待之。”他相信“有些东西在神也无法从你我手中夺去”。纪伯伦描绘的生命流程中，爱与美是其出发点，也是其终点，他最终是要回到“爱与美的大海中去的。正因为如此，他非但不惧怕死亡，而且把死亡视作生命的一部分。

正象纪伯伦小说的主题，《泪与笑》中的许多篇章是直接针对人类社会中的不义和罪恶的。纪伯伦通过《梦境》暴露出一个颠倒、荒诞的世界：“我看到祭司们像狐狸般老奸巨滑；骗人的帝王在千方百计地笼络民心”，“牧师多如牛毛，他们两眼仰望天空，心却埋在贪婪的坟墓中”，“可怜的穷人在耕种，富豪却去收获”。不仅如此，纪伯伦还表现了普通人的无知与愚昧，他痛心发现，人们从不理睬理性的呼唤，更将放荡当作自由，而把真正的自由拒之门外。纪伯伦指出，人生活在虚妄、欺诈与是非的世界之中，更糟的是人类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反而沉迷其中。

纪伯伦在《茅屋与宫殿之间》、《两个孩子》和《在死人城中》诸篇中，使用对比的手法，展示了人类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命运，深刻地揭露了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在同样的夜晚，富人们“穿金戴玉”，品尝着珍馐美味，在迷人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寻欢作乐；穷人们劳累一天归来，与家人们用仅有的食物填饱肚皮，然后上床入睡，以便第二天早起劳动，供富人们挥霍。同样是诞生，王子出生，世人瞩目，为之欢呼。他将来又将掌握这些欢呼者的生杀予夺大权，摧残弱者的灵魂；穷孩子的到来，则无声无息，无人为之欢乐，甚至他的母亲也为他注定了的痛苦命运而潸然泪下。富人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坟墓修得豪华气派，穷人的葬礼简单了草，只有几个亲人来表达真挚的悲痛，坟墓只是一个土包。通过这类司空见惯现象的强烈对比，纪伯伦不仅表达了对穷苦弱者的同情，也批判了那些为这样悲剧“喝采叫好”的愚昧“观众”。

纪伯伦在《罪犯》中控拆了罪恶的社会把好人变成凶手；《哑巴畜生》通过描绘一只受尽人间残酷虐待的护家犬，如何逃离那片“不讲仁义，没有公正”的土地，形象地揭示了那些曾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这罪恶社会，而最终被社会抛弃的人们的命运。

《泪与笑》中的这类作品的社会批判性，与纪伯伦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在激烈程度上，深刻性上，都不相上下，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尽管纪伯伦对这个罪恶社会是深恶痛绝的，对人们的不觉醒是痛心的，但他在作品中并未一味地忧伤与抱怨，相反，他表现了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火写的文字》一文表现了纪伯伦对人生与未来充满信心。他一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那“声名水上书”的观点，而提出“声名用火写在天空”。在《梦境》一文中，纪伯伦指出与“青春结伴而行”是理想的人生道路。虽然“我”在悲剧女神的指点下，看到了人世间的黑暗景象，但“我”依旧看到“希望在前面飞奔”。他相信人类走过“铺满荆棘的灵魂的道路”，穿过“人生黑夜的阴影”之后，“黎明终将会到来”。《在日光下》一文中，纪伯伦指出人生有其意义，并非空虚，人生就是克服艰辛，走向光明，向真理运行的过程。他是针对其文前面的这段引诗而发的：“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这是有圣经传《道书中》的一段名言。显然，纪伯伦是在意否定圣经《传道书》所谓人生空虚的悲观论的。纪伯伦在《泪与笑》中的诸多篇章都涉及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题。《相会》一文通过历史的追忆，描述了“黎巴嫩之子”与“尼罗河仙女”之间永恒的爱情，这实际上是在歌颂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同胞手足之情。纪伯伦通过“黎巴嫩之子”与“埃及仙女”这一对“情人”的互相赞美，颂扬了阿拉伯世界的美丽与魅力，颂扬了这个民族的高尚与智慧。同时，纪伯伦也指出了当时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两大忧患，一个是优秀的子弟远去“异国他乡”，另一个是西方的豪强“正在耍花招向它靠近，想靠武力把它掌握在手心”。纪伯伦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他深深地为阿拉伯民族的命运担忧。在《时世与民族》一文中，纪伯伦以历史学家的深沉目光审视了民族的兴衰，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他借“时世老人”之口指出东方一些民族衰落，尽管是一种“必要的沉睡”，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纪伯伦对东方的前途是既担忧又充满希望的。

纪伯伦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和他的人类一体观相联系着的。他认为祖国和世界是统一的。在《致责难者》中，他提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乡亲。”在《诗人的声音》中，纪伯伦更具体地阐述了自己这一立场。他说：“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我认为自己却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整个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因为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零七碎八，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再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非太傻？”所以他说：“我爱故乡，爱祖国，更爱整个的大地。”纪伯伦反对和憎恶假借“爱国主义”之名去侵略邻国，屠杀无辜。在《美人鱼》一文中，纪伯伦通过一位姑娘写给爱人的信说出：“如果义务是否定各国之间应和平相处，爱国主义已扰乱了人类的安谧，那么就让这种义务和爱国主义见鬼去……”这无疑是典型的人类一体论、地球家园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的叫嚷甚嚣尘上的时候，纪伯伦发出这种充满理性的呼唤，喊出：“你是人，我爱你，我的兄弟！”这样的口号，这充分说明了纪伯伦的清醒和良知。

《泪与笑》是纪伯伦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一次集中展示。在《真伪之间》、《致我的穷朋友》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体现他的价值观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字眼：“生命”、“自由”、“良心”、“公正”、“博爱”、“真理”，当然还有纪伯伦神殿里的主神“爱”与“美”。在《展望未来》、《幻想女王》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纪伯伦的社会理想、未来世界的蓝图，──那是一个没有贫者，没有“医生”，没有“律师”，没有“教士”，人人平等的世界。

在《泪与笑》中，纪伯伦创作了一首首充满哲理和文笔曲雅瑰丽的篇章，其中最优美，最有韵味的抒情散文诗，恐怕当推《组歌》中的《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以及《花之歌》诸篇了。这几首作品情思交融，婉约清丽，晶莹剔透，称得上是散文诗中的上乘之作，将它们视作作者散文诗的“典范”亦无不可。这几篇作品之所以脍灸人口，是因为它们十分难得地实现了一般诗文难以达到的“自然”这一目标。这篇篇佳作，既显示出真实的外在的“自然”，又显露出清淳的内在的“自然”，并通过从“自然”中选取的种种意象，将情、理、景融为一体，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这些诗品充份显示了一位自然诗人多情而敏感的心，也充分表明了一位语言大师遣词造句的非凡功力。

当时正沉浸在对玛丽·哈斯凯尔的热烈爱情之中的纪伯伦，将这本书题赠玛丽。在该集首页，他写下了这样的献词：

“谨将此书──我生命风暴中的第一阵微风──献给Ｍ·Ｅ·Ｈ，献给喜欢清风并与风暴同行的那一高尚灵魂。”

不仅如此，纪伯伦还将文中的一篇精采之作《死之美》格外注明“献给Ｍ·Ｅ·Ｈ”。玛丽为纪伯伦的写作付出了许多心血，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她与纪伯伦之间既有真挚的友谊，又有热烈的爱情。他们是彼此理解、相互奉献的，纪伯伦在《泪与笑》中，多次以热烈的情感歌颂爱情，描述了爱情的力量怎样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重返乐园。纪伯伦将爱人比作“在同时出自上帝手中时，我失落的美丽自身的另一半”，他问道：“爱情把我们聚在一起，谁能让我们分开？”

《泪与笑》是纪伯伦前半生思想与艺术的结晶。思路开阔，意境高远，格调清新，给人以美的享受。从此，纪伯伦基本放弃了小说创作这一形式，而跨入了散文和散文诗创作的新天地.

与风暴同行

正当纪伯伦的创作日趋成熟，他身边的世界开始酝酿着一场风暴。事实上，纪伯伦很早就注意到这股潜在的激流。他在大战的前几年就与玛丽谈起过近东的问题，以及它与欧洲、欧洲宗主国、欧洲集团的关系，并指出世界正走向一场“万劫不复的残酷战争”。

当时的纪伯伦已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阿拉伯世界需要一场大搏斗，摧枯拉朽，扫荡污泥浊水，求得社会进步。他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人类的丑陋，认为人类也需要一场战争进行自我淘汰与自我更新。因此，纪伯伦认为仅仅保留现状的“和平”是令人“厌烦的一件事物”，“不香不臭，无滋无味”。当砂人侈谈“和平”时，纪伯伦说：“让那里有战争吧！让战火点燃吧！让地球的儿子们厮杀吧！直到流出最后一滴肮脏的血！”纪伯伦认为人类已处在一个“应该而且注定灭亡”的制度中，被剥夺了“心灵的平静”。而政治家们却来往穿梭，忙于制定条约以维持这种表面的和平。这种“和平的时疫”已渗入东方各民族肌体，使其从“高耸堕入低微”。纪伯伦指出：“由于我们不懂生活，所以害怕死亡。对死亡的担忧，致使我们对圣战、斗争、厮杀感到恐惧”。可见，纪伯伦在大战之前对一场世界大动荡是持某种欢迎的态度的。他还认为在这次大搏斗中，阿拉伯民族很可能通过革命取得独立，自己的祖国也能摆脱土耳其政府的控制获得新生。纪伯伦对自己的祖国黎巴嫩是充满着挚爱之情的。而正是这种深切的爱，使他产生了对控制摧残自己祖国与祖国人民的土耳其帝国的深切的恨。

纪伯伦诅咒“命运”，因为它让叙利亚、黎巴嫩成了土耳其的一个州！他看到“各种统治者的权势在七大洋间不断地追逐”阿拉伯人”，近东各民族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在１９１２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间爆发了战争，纪伯伦评价这场战争是“两种不同精神──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搏斗！”是他恳求上帝让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以便打破枷锁，消灭压迫。他呼唤祖国母亲。“睁开您悲愁的眼睛吧！昂首直视太阳吧！”

这场战争以土耳其帝国的惨败结束，但这并没有给阿拉伯人带来独立与自由。１９１３年，纪伯伦拒绝出席阿拉伯人在巴黎的大会，因为他的意见与他人有分歧。纪伯伦相信“靠外交途径土耳其不会给他们自治或独立。土耳其将在表面上承认，做出许诺，然后撕毁诺言。”在纪伯伦心中，革命是争得阿拉伯尊严的唯一道路。纪伯伦知道革命不会一次成功，但最终将获得胜利。他写了很多，说了很多，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回答他的是轻忽。这是他与他的同胞的一场斗争。东方的致命毒药是求安，忍耐，东方人的致命弱点是习惯于屈服与顺从。纪伯伦指出，“阿拉伯人是受欺骗的人。土耳其人说谎，妖言惑众，但阿拉伯人仍为贬责他们的人而高兴。阿拉伯人相信甜言蜜语的人，尽管他们从这个人身上得到的只是损害。”

为了唤醒睡梦中的同胞们，纪伯伦写出了一篇篇批判性的文章。这使他在叙利亚赢得“掘墓人”的称号。他的一些东方的朋友说他这样作，等于是在死亡证上签名。纪伯伦的回答则是，他感谢阿拉伯兄弟们的忠告，劝他们要依靠自己，笑他们相信土耳其制度。他反问道“素丹的王座建立在沙滩上，那为什么还要跪倒在污秽的偶象面前呢？”他觉得必须让这些生活中的可怜人知道。美丽的谎言的危害不亚于丑陋的谎言。纪伯伦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我的义务是提出警告，结果如何在上帝手中。”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战争与纪伯伦想象的并不相符。

他看到人们在欧洲彼此残杀，空中充满了呻吟，人只能在混杂着血污的空气中呼吸。纪伯伦对这场战争的最初感觉是困惑而惊诧的。由于纪伯伦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只有为生存而斗争才能存在。因此他安慰自己说，这场战争“将使世界得以探索自己的正确道路。它将给生活提供一条新的途径，供生命之子去走。”他预言，这场战争将“决定人类和各民族在一段时间──１００年──的命运。”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纷纷卷入这场混战。纪伯伦受时代与社会的限制，只看到“所有过着世界集体生活的人互相格斗着，死亡毁灭着生命”，而不能了解这是一场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纪伯伦从自己的进化和革命哲学出发，认为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人类“应该去搏斗，应该为被理解认识的东西去死，而这场战争正是人类在为一个思想或一个梦想而进行着的战斗。”他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欧洲的战争，同任何一次冬天刮起的风暴一样，是自然的，而不是摧毁生命的。”他认为，这“是超越生命的斗争”。

但纪伯伦与尼采的主张又不全然吻合，尼采主张以破坏性的力量毁灭，但纪伯伦主张的却是爱的哲学。他看到战争中士兵们丧失理智似的残酷地厮杀，无辜的人们血流成河，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不禁叹到：“人类是多么痛苦啊！”他感到“可怕的战争使精神失去了它的特性，它的平和，它的音律。”当时的纪伯伦是十分矛盾的。但他始终认为大战的一个结果，就是“奴性锁链被剪断，他们将停止吃他们的肉，他们将变成人！”大战给每个参战国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土耳其附属地的叙利亚、黎巴嫩也不例外，这个地区的人民当时处于巨大的困苦之中。１９１６年，纪伯伦写下了《亲人之死》，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暴风集》。在文章中，纪伯伦描述了大战期间生活在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人的悲惨境况，他们“不是饿死，就是亡于刀剑”。同时纪伯伦指出，自己的亲人们既非死于反抗暴虐的土耳其君王，也非捐躯沙场，而是惨死于屈辱之中。纪伯伦痛苦地指出，自己亲人之死，正是因为他们主张讲和而没有反抗压迫。纪伯伦为自己没有与忍饥挨饿、饱受摧残的苦难同胞们一起分担这些灾难，而感到痛苦不安。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自己身居舒适之乡而心灵为同胞们的苦难而倍受煎熬的心情。他希望自己能变成生长在祖国的一个麦穗，一枚果实或是一只飞禽，让饥饿的亲人们取食，驱散死亡的阴影。他的痛苦正是他无法作到这些。在文章的最后，纪伯伦号召，海外的每一位阿拉伯兄弟把部分生活用品献给失去生计的故乡亲人们。

这是一篇感人肺腑、影响巨大的文章。事实上，在１９１６年６月，由纪伯伦发起，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叙利亚振兴委员会，纪伯伦本人被推选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很快将全身心投入工作。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住在北美的全体叙利亚人为实现种种目标而彼此合作，同时与黎巴嫩的山民加强合作。其次是说服土耳其政府，让它允许运入粮食与营养品。纪伯伦知道，奥斯曼政府想让阿拉伯人民受饥挨饿，因为部分领袖在言论和精神上支持协约国。而事实上也如纪伯伦所预料的，土耳其拒绝救援工作。但这并未使委员会停止运转。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纪伯伦当时以为，这是唯一能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了。

纪伯化不懈地与美国政府交涉，而华盛顿国务院的回答是他们正在努力。的确，有关方面正在努力，但他们面临的是政治、战争等各种难题，实现解决是非常困难的。正当政府无法做出承诺时，美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踊跃地捐款，在叙利亚的数百名美国人义务承担起分发委员会寄到那里的钱。委员会的工作终于顺利地开展起来。

纪伯伦仍旧不懈地对美国政府进行说服工作。他反复向他们说明，阿拉伯革命是一件好事，尽管西方国家对其胜利的可能性没有把握，也不知道它会走多远。但如果协约国向阿拉伯人提供援助，那么他们不仅会获得独立，建起自己的王国，还能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纪伯伦一直在为革命的到来奔波不息，为之奋斗了１０年。他了解阿拉伯人的软弱，知道如果没有外部的帮助，就难以将自己组织起来。在纪伯伦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终于开始帮助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也积极与他们合作。舰队甚至供给他们一条船。这条船用于运送粮食等物品，总价值不少于７５万美元。纪伯伦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自己以玛丽的名义向委员会捐赠了１５０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是美国人捐赠的最大一笔款项。委员会连续不断而繁重的工作，无疑使纪伯伦筋疲力尽，但他依旧全力以赴。他从来未像今天这样感悟到时间的可贵。他感到每拖延一分钟，都是浪费了一次机会。他说：“当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的呼声充塞天空的时候，当一个精疲力竭的妇女正向我们走来时，我们没有权利浪费每一个机会。”纪伯伦是带着强烈的爱与全部的精力投入工作的，劳累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被一种特殊的情绪所包围，在这种感觉中有满足，有欣悦。纪伯伦感觉收到的每一个美元都“负载着一个受伤者生命的气息”，每一个美元，都使他带着“更大的满足与快乐”去做事。他觉得这是让“良心和灵魂感到幸福的工作”。在给玛丽的信中，他宣称：“它对我来说是最可爱的工作”。纪伯伦在工作中忘记了自己，希望自己有无穷的力量，能做很多很多。他对玛丽说：“你无疑知道，我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谁──我的祖国！”他获得一个为同胞服务的机会，从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纪伯伦是多么热爱祖国黎巴嫩啊！他曾在给好友艾敏·胡莱卜的信中说：“请把我们心之思念和发自肺腑的祝愿转达给黎巴嫩的青年。告诉叙利亚的老人们，从我们脑际和胸中生发出的思想、感情和梦幻，无非是为了驰邀于天际，向他们飞去，与他们汇合……代我们向长眠于地下的祖先和生活在世上的父辈和兄弟们致意，向他们谈及我们在公众社会和私人活动中的努力和奋斗。对他们说，海外赤子在美洲播下种子，是为了有一天在黎巴嫩收获。”纪伯伦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诺言。叙利亚振兴委员会的救援工作，就是这些海外赤子的心意。

早在１９１８年３月，纪伯伦就已意识到这次大战已经临近它的结束点，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在漆黑的云雾中一个新世界诞生了，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是救星出现以来最神圣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但纪伯伦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认为这次大战的实质是人类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胜利，而它并不是这一崇高改变现实的胜利，而是“精神”对“次于精神的东西”的胜利，是人类的“最高尚部分”对“次于高尚者”的胜利。

纪伯伦与女友玛丽的关系有所发展，用纪伯伦的话说，是“处于一个新时期的开关，这是一个更少朦胧，更多清澄的时期，也许是一个果实更加丰富，创造更加美妙的时期，一个对平易相互有更深理解的时期，一个更热烈追求明朗、坦率和显现的时期！”显然，纪伯伦与玛丽的感情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了。

大战结束后，纪伯伦思想日趋成熟，又开始了他的另一个创作高峰期，他将写出他的许多更加脍炙人口的作品。

清醒的“疯狂”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纪伯伦用英文所著的第一本寓言散文诗集《疯人》正式出版，从此纪伯伦开始了以英文创作为主的时期。事实上，从１９１４年起纪伯伦就已着手《疯人》中一些篇章的创作了。他是在玛丽的鼓励与支持下，决心从事英文写作的。当时纪伯伦对英文的应用已颇为熟练，但对于词汇的准确与优美程度还不太有把握。他常常一边查字典一边写作。但在玛丽的鼓舞下决定尝试一下。当与玛丽在一起时，他们共同研究句法与修辞，合作将某些内容译成英文，当玛丽在波士顿时，他便把作品一篇、两篇地寄去，请玛丽帮助审核它们的语言，为之加工润色。纪伯伦非常感谢她的帮助并自称是她的“一名学生”。他十分谦虚地对玛丽说：“对我来说，用英文写出一个字母都不容易，除非受到你的鼓励。”“我强烈地爱着你！你和我的智慧，我的头脑交融在一起了，因此我能做得好些……”的确，如果没有玛丽的努力，这个诗集很可能不会吸引如此多的美国人的注意。这本寓言散文诗集使纪伯伦打开了一条通向世界的大门，使他的作品在当时更容易为西方人所了解和接受。那时文化与艺术的中心在美国与欧洲。

汇入《疯人》的作品共三十五篇，其中包括起释题作用的首篇《我怎样变为疯人》。严格说来，本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比较短，可归入现代寓言或哲理故事类。不过它们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又颇具“诗样散文”的特点，韵味上近于散文诗。而其余较长的篇章，如《主》、《我的朋友》、《当我的忧愁降生时》、《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完美的世界”》等，则呈现出地地道道的散文诗的特征，故整个集子仍被称作是散文诗集。“疯人”、“疯狂”，这些词常常出现在纪伯伦的作品中，有时嵌入标题，如短篇小说《疯人约翰》等，有时写入正文，如《暴风》、《节日之夜》、《掘墓人》等篇中。在《疯人》集中，除《我怎样变为疯人》外，至少还有五篇直接涉及到这一主题。它们是《我的朋友》、《七个自我》、《明智的国王》、《夜与疯人》和《钉于十字架》。但其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还要说是《我是怎样变为疯人》。这是一篇很有戏剧性的小品，描写“我”的“七个面具”被盗”“我”再也没有面具掩饰自己，只好“赤裸着脸来到街市”，但这反倒使“我”第一次“沐浴了阳光”，“心灵燃起了对太阳的热爱”，从此“不再需要面具”了。人们有的嘲笑这个没有面具的人，有的望而生畏，东躲西藏，有的则大声惊呼：“这是个疯人！”于是，“我”就成了“疯人”。在纪伯伦的笔下，“疯狂”是十足的清醒，“疯人”是极有理智的离经叛道者。因为他没有用面具掩饰自己，敢于赤裸地站在真理的阳光之下，敢于呐喊，敢于反抗，敢于宣布自己发现的真理，敢于说真话，所以被传统卫道土贬斥为“疯狂”，称作“疯人”。纪伯伦在他的作品中借题发挥，塑造了一系列“疯人”或“疯狂之神”的形象，以不可以阻遏的狂狷之气，掀起摧枯拉朽的叛逆风暴，横扫腐尸，打倒偶象，破坏那个用旧制度、旧传统维系的所谓“完美的世界”。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纪伯伦目睹了人类互相残杀，弱小民族被宰割被吞噬，政治家的虚伪，军事家的残暴等等现象。人类和平不过是一句空话，世界大同成了一个梦幻。在《疯人》集里，有一篇《夜与疯人》，写出了“疯”的本质。“疯”，被玛丽与纪伯伦称作一种“生命的形式”。对此，玛丽曾在日记中写道：“他（纪伯伦）对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或冲动性力量的东西的评论，使我认识到他对自己的存在及各种形式的存在的感情，大大超过了和人有关的，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的东西。”纪伯伦承认自己思想的变化，说，“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寒暑四季。灵魂的冬天不同它的春天，灵魂的夏季也不同于它的秋季。”纪伯伦用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创作了这个散文诗集，用他的话说，疯人“渴望着他的血”。

《疯人》中的许多作品，显示了纪伯伦的讽刺幽默才能。《稻草人》讽刺了把“能使他人恐惧”当成一种“深沉持久的快乐”的“哲学家”。《战争》显然是针对当时的世界现实所写，立意巧妙，它以荒唐的理由、荒唐的判决暴露了牺牲无辜的政治现实，巧妙地揭示了一战的实质。《狐狸》则用最简洁的画面，揶揄了那种随时调整和降低自己目标的阿Ｑ式的“现实主义者”。《三只蚂蚁》嘲笑了高谈阔论，不堪一击的犬儒主义者。《两位学者》借喜剧化的手法，把一场“科学辩论”变为一场滑稽戏，侧面反映了作者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怀疑主义。纪伯伦在《疯人》集中所写的最具有讽刺力、最深刻的作品，应该说是《另一种语言》、《神赐福的城市》和《“完美的世界”》诸篇了。《另一种语言》极富艺术魅力。纪伯伦通过描写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的“心理”活动，揭示了“神甫”、“预言家”之流的谎言与虚伪。又通过３３年后，这个孩子“早已忘却了”自己坦率真诚的语言，转而相信那个“预言家”的假话，反映了丑恶世界对人的异化。在《神赐福的城市》一文中，纪伯伦经黑色幽默的笔法，描绘了服从“神圣经典教义”的人们，断章取义自残肢体，过着独手独眼的“正常生活”，而把不自戕的人视为“异端”，呈现出一幅极为残酷的人生画面。这残缺的肢体，正是人类残缺的精神的外部象征。最可怕的是，这残缺却以“完美”而自居。《“完美的世界”》是《疯人》的最后一篇，也是纪伯伦画龙点睛的一笔。文中的主人公“我”运用反语，说“我置身于一个完美的民族之中，我却最不完美”。而所谓“完美”，原来表现于“思想有条不紊”。“梦幻井然有序”，“观点注册登记”，人们的行动“整齐划一”，生活于“受控的秩序”中，“照一定的模式去施爱，按预设的程序来娱乐”。在这个所谓“完美世界”中，人们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完全受控于既定的传统与秩序，千篇一律，过着机械的生活。即使恶行与罪孽，也都变得十分“文明”而有序：“面带微笑地抢劫邻人”，“用片言只语灭绝一个灵魂，在一呼一吸间焚毁一个躯体，然后，当诸事完毕时去洗净双手”这不正是横行于世上的文明强盗的所作所为么？在这篇作品中，纪伯伦把反讽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每一句话都包含丰富的深蕴，透射出现实批判力。在《疯人》中还有两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诗，即《当我的忧愁降生时》和《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在这组姐妹篇中，纪伯伦把抽象的心理活动和内在的感情作了人格化的描写，赋予“欢乐”和“忧愁”以生命，显得十分自然。由于纪伯伦给“欢乐”和“忧愁”这两个新生儿注入深沉的“母爱”，那失去“忧愁”与“欢乐”时的哀惋痛楚就愈加富于感染力，同时也显露了这个大千世界中的冷漠人情。不过正如本集《掘墓人》中所强调的，纪伯伦最终是倾向乐观主义的，他在埋葬“死去的自我”时，是“欢笑而至，欢笑而归”的。

在《上帝》一文中，纪伯伦再次表现了他的“人即上帝”，人神合一的思想。正如纪伯伦自己所说：“关于上帝的诗，是开启我的感情和我的思想大门的钥匙。”的确，许多行家很欣赏此文，认为它是“最优秀、最好的”，说纪伯伦用它“劈开了黑暗”。

《疯人》出版后，立即在文学界引起轰动。很多人想见一见这位作家──为了赞扬他或批评他。诚然，赞誉之词是相当多的，但纪伯伦并未因此而飘飘然。相反，他谦虚地说：“过高的评价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已感到自己的不足。”对《疯人》的抨击也是猛烈的，因为纪伯伦毫无顾忌地在其中揭示了人性与世界的阴暗面，在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太过分。鲁宾逊夫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期福的胞妹──评论《更辽阔的海洋》一文时，忧心忡仲地说：“这是一个魔鬼锻铸的摧毁性语言，对我们来说，不宜鼓励这种文学风格因为它歪曲价值，搅乱道德，把道德降到最低的等级！”纪伯伦的这一作品很快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纪伯伦认为，诗是视觉的延长，他在谈论《疯人》时表示：“我希望一个人在读的时候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逗留的世界，它遥远、安谧，它属于一种奇怪的、渴望着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