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大川的由来

中国名山大川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风景名胜区功能的发展变化过程，也是人与大自然精神关系的深化过程。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大阶段，即自然崇拜—宗教与审美—审美与科教。

自然崇拜

从考古发掘的甲骨文和最早的文献记载来看，早在人类社会的初期，自然崇拜现象就十分普遍。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缺乏科学认识，便将各种自然现象如日、月、天、地、山、水等等，当作自然神加以崇拜，借以寄托人们对自然的精神和心理的祈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山海经》所记载的４００多座山中，都有不同规格的祭祀，可见当时对自然神崇拜的普遍性。《史记·封禅书》引《周官》的话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可见那时，祭祀山水已分政区和等级，帝王祭祀五岳、四渎，地方官祭祀地区性的名山大川，老百姓祭祀当地的名山水。五岳是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霍山（今安徽天柱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四渎是指四条大河：黄河、长江、淮河和济水。与五岳相应的有五镇（大山），即东镇沂山（山东），南镇会稽山（浙江），西镇吴山（陕西），北镇医巫闾山（辽宁），中镇霍山（山西）。还有九镇，当时把全国分为九州，每州都有自己的镇山。在诸多山神崇拜对象中，名山和大川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代表，五岳四渎则象征整个中华的神州大地。

崇拜自然山水神，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而天子祭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则是中国名山大川发展史上的特有现象。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礼仪活动。封，是帝王到泰山顶上祭天；禅，是在泰山脚下的小丘上祭地。封禅活动历史悠久，但有史实记载的是秦始皇于公元前２１９年，登泰山顶祭天，在泰山脚下小山梁父祭地，并命丞相李斯刻石纪功。从此，封禅活动便成为封建社会劳民伤财的国家大典。帝王封禅泰山包含着祭祀天和地，朝廷祭祀四渎，亦代表天下河川。这就从人们普遍祭祀具体的山山水水，发展到祭祀那些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山大川。从而把名山大川从普通的作为物质利用的对象中分离出来，保护起来，作为象征性的祭祀对象，加以崇拜。这就是先秦时代名山大川的主要功能和人与自然精神关系的主要形式──祭祀。

在普遍的自然神崇拜中，民间也萌发了人对山水的感情和审美苗头，如《诗经》中就有不少歌颂自然山水美的诗句，“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等等。有的学者、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见解，如老子、庄子都力图探索天与人相通之处，提出天人和谐的思想，这对后世关于人与自然精神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观，认为山和水的形象与人的美德相类似，所以人们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欣赏它们。这在山水审美史上称为“比德”。比德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后人的山水审美意识。

宗教与审美

汉代，中国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宗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逐渐产生影响。道教认为名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教徒们上山修道，以求得道成仙。佛教则要求信徒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通过潜心苦修求得解脱。出于教义与修身养性的目的，他们把名山胜境作为超脱尘俗的“仙山佛国”，看成进行宗教活动的理想场所。道教、佛教与自然神崇拜的主要区别，前者是崇拜人神鬼神，后者是崇拜自然神。“天下名山僧占多”，教徒们占名山胜境，是进行宗教活动，而不是崇拜山神和水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览名山大川已成为士大夫、文人的新风尚，自然山水开始成为人们独立的游览审美对象。热爱名山大川、寄情山水的诗人、画家、士人、官宦、僧人和道士们常常集结于名山胜水之间，欣赏山水，清谈玄理，吟诗作画，建设寺观，参禅悟道，结成朋友。可见，中国名山风景的开发和建设，一开始便有许多有文化素养的人士参与，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容。优美的自然风景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于是悟之于胸，发之于笔墨，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化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山水诗，在中国绘画史上诞生了山水画派。山水诗和山水画，都是作者游览名山大川与自然山水神交情合的结果。如山水诗奠基人谢灵运即以纵情遨游名山大川而出名，山水画家宗炳，更是“栖丘饮谷”３０多年，竟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由于他的心灵与山水融为一体，所以有深刻的审美体验，达到出神入化的畅神境界。使审美主体进入山水审美的自由王国，从而获得自然美的最大享受。

名山大川的功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完成了从自然崇拜到宗教与审美的伟大转变，并产生了崭新的山水文化，包括：山水美学、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学、山水园林、山水音乐、风景建筑、宗教文化、山水地理以及有关山水的哲学思想等。风景这一名词及概念也是从这一时期产生的。山水风景在人们，尤其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宗教隆盛，文人学士游览名山大川，群众性的朝山进香和游览风景名胜活动相当盛行，这就大大促进了名山大川的建设，不仅有寺庙、宫观等宗教建筑，而且有许多书馆、书院、亭阁及摩崖石刻等文化景观点缀在自然山水之间。即便是寺庙、宫观，也无不渗透着山水文化的光彩。不少文人、名士、学者、官宦及旅行家，为追求自然山水之美而踏遍天下名山大川。他们情寄山水，触景生情，发之于笔墨，著之于文学，再现于书画，把山水文化推上了历史高峰，在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不在宗教文化之下了。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以“一斗百篇逸兴豪，到处山水皆故宅”的豪情逸趣，浪迹天下，为名山大川写下大量不朽佳作。李白的诗因得灵于名山大川，显得博大瑰奇；壮丽的河山亦因李白的诗而更加绚丽多彩。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飘游四方，但他热爱祖国山水，见到名山大川就兴高歌咏。他深得长江之壮美，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钟爱西湖之秀丽，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世佳作。苏东坡不仅热爱山水，在他做地方官时，还带领百姓先后疏浚建设过三个西湖，把水利工程与风景建设结合起来。今天杭州西湖的苏堤和广东惠阳西湖的苏公堤便是当年的杰作。

宋山水画家郭熙对真山水的观察欣赏非常深入，他在《山水训》中总结了一套观赏山水的理论和方法，如“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意思是远看把握山体的宏观形态，近看要仔细观察山石的本质特征。他还提出不同季节人与山水环境的感应关系，从而产生不同的美感和情感。在中国山水画论中，对山水风景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关系作了生动贴切的比喻，“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脉，云烟为神彩，岚霭为气象，寺观村落桥梁为装饰也”。这对我们在名山大川建设中处理自然与人文景观关系仍有借鉴作用。

唐盛世，也是宗教发展最隆盛的时代，尤其是佛教。佛寺遍及名山大川，宫观进入仙山洞天，大大促进了风景区的开发和建设。成千上万人朝山进香、游览山水，是古代较大规模的旅游方式。这种活动也培养了人们对名山大川的审美意识和保护、建设风景名胜的自觉性。

宋代盛行于名山大川办书院，为风景区增添了新的文化功能。著名的宋代“天下四大书院”。成了今日有名的历史文化景观。

唐宋时期出现了大批闻名全国的名山大川和游览胜地，不仅有传统的五岳、五镇、四渎及省、州、县的十景、八景等风景名胜系统，而且有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和佛教四大名山等多种系统的名山。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如杭州、苏州、扬州、桂林等。现在我国８４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市级风景区，绝大多数在唐宋时期就已成名了。

明清时期名山大川发展虽无重大突破，但在山水审美、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提高。例如明成祖朱棣时建设道教名山武当山是我国名山风景区建设史上最典型最成功的实例。用现代的话说，武当山是国家投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连续完成的。朱棣的目的是宣扬“君权神授”，借“玄岳治世”，来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但武当山在风景建设上充分体现了我国山岳风景建设的传统特色，创造了以自然景观为主，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的完美景观。尤其是为保持自然山体的完美性，在设计施工时，朱棣还亲自下圣旨“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正是由于历代风景区建设严格遵循因山就势，不破坏地形，虽经历数千年岁月，我国的名山大川风景依然保持她那美丽的自然风貌，融入了得体的文化景观。这些宝贵的经验，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建设中国山水风景区的重要原则。

我国名山大川中现存的大量历史文化景观基本上都是明清时期重建或重修的。

审美与科学教育

对于自然山水成因规律的科学探索，早有许多科学家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如宋代科学家沈括曾考察雁荡山风景地貌的成因，认为是流水对地形的侵蚀作用形成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前后用３０年时间，遍历中国名山大川，考山脉，探河源，洞察山川的美学特征，并探究其成因，尤其对岩溶地貌的考察研究，遥遥领先于世界岩溶地貌科学的前列。

用现代自然科学来研究名山大川，开创于本世纪之初，而全面广泛地研究山水自然科学，如地质、地貌、植被、水文、气候、生态等科学，则是解放以后的事。据笔者对全国大多数传统名山大川考察来看，尤其是山岳风景区，其自然景观的典型性，多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山水观认为具有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今天从自然科学观点来看，也往往具有某类或几类科学价值。因此，我国的名山大川，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研究和了解地球演变的天然博物馆。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与大自然的精神关系也将进入新的美学和科学教育的时代。

随着人与大自然精神交往的深化和山水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名山大川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形成今天以审美和科学教育为主的多功能的精神文化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