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曹禺：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

一九三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

曹禺曾说过：“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

随着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写稿子发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发表了出来。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还是有的。

一、青年时代萧乾与曹禺

萧乾出生于老北京（北平）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十一岁时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少年时代就走南闯北，疲于奔命，直到一九三三年因投稿而结识沈从文，才算正式交上好运、登上文坛。

关于自己的文坛经历，萧乾本人在《我这两辈子》中写道：“一九三三年，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一九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了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拉出一篇小说—《蚕》。我登上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一口气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是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过过目。……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

萧乾的这番话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正如沈从文是萧乾的恩师一样，周作人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人物一道，是杨振声的恩师。而周作人、吴宓、杨振声、郁达夫、胡适、徐志摩等人，又是沈从文的恩师。据《沈从文研究资料》一书记载，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难，丁玲入狱，沈从文也被武汉大学解聘，“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到一九三二年秋天，沈从文又随杨振声赴北京参与由杨主持的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工作，并经杨振声的推荐，从吴宓手中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九三三年京派文学的异军突起，周作人、杨振声、吴宓是最为关键的人物，说他们是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也不算过誉。连郑振铎、巴金、靳以操办的《文学季刊》，也得到了周作人诸人的大力支持；《水星》、《骆驼草》更是在周作人直接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文学刊物。是《水星》、《骆驼草》、《文学季刊》、《晨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诸多媒介一道，联合了周作人、吴宓、郑振铎、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林徽音、凌叔华，巴金、李健吾、冯文炳、冰心、冯至、梁宗岱、曹禺、章靳以、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芦焚、林庚等一大批新老作家，从而形成了足以与上海的海派文坛相抗衡的京派文学阵营。在一九三三年京派文学崛起之前，既没有那么多的文学刊物，萧乾本人也没有写出过像样的作品，他与周作人、吴宓之间更隔着两代恩师（杨振声、沈从文）的代沟，“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其实怨不得两位前辈。

正是打从《蚕》的发表开始，萧乾成了新婚不久的沈家的座上客。也正是由于恩师沈从文的推举，于１９３５年７月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才得以进入《大公报》工作，并继沈从文之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此也就有了萧乾与曹禺之间的正式缔交。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美国归来的张彭春，再度邀请自己的得意门生曹禺回南开校园与自己合作，一起改译并排演莫里哀的《悭吝人》。这时候中国旅行剧团已经把《雷雨》演红了大江南北。盛名之下，张彭春动用了强大的阵容并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严格排练，还特邀留美归来并成为京派文坛又一位核心人物的才女林徽音担任舞台设计。十二月七、八两日，《财狂》在南开中学隆重公演，为配合《财狂》的演出，由萧乾负责编务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于十二月七日推出了“财狂公演特刊”，萧乾自己还在《南开校友》上发表《〈财狂〉之演出》一文，对曹禺的成功表演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与捧场：“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在喜剧角色中，远了使我们想到贾波林（卓别林——引者注），近了应是花果山上的郝振基，那么慷慨地把每条神经纤维都交托给所饰演的角色。失财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已为万君血肉活灵的表演，将那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给我们整个感官了。”

１９３６年６月，由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创刊，继在北京的《文学季刊》上推出《雷雨》之后，又推出了《日出》第一幕，全剧到９月份第４期全部连载完毕。１１月份，《日出》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曹禺戏剧集》第二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１９３７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３期上，刊发的文章有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H．E．Shadick）《一个异邦人的意见》、李广田《我更爱〈雷雨〉》、杨刚《现实的侦探》、陈蓝《戏剧的进展》、李影心《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活现的廿世纪图》。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元旦吉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６期上，更为郑重地刊发了茅盾《渴望早早排演》、孟实（即朱光潜）《舍不得分手》、圣陶《成功的群像》、沈从文《伟大的收获》、巴金《雄壮的景象》、靳以《更亲切一些》、黎烈文《大胆的手法》、荒煤《还有些茫然》、李蕤《从〈雷雨〉到〈日出〉》。时隔一个多月后的２月１８日，作为对前两个整版的“集体批评”的一种答复和回应，《大公报》“文艺”副刊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题为《我怎样写〈日出〉》的长文；也就是早在３个月前的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就被收入《日出》单行本的《日出·跋》。

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被曹禺《日出·跋》称为“一位好心的编辑”的萧乾，四十年后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鱼饵·论坛·阵地》的文章，对这一次的“集体批评”做了交待：“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

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被萧乾称之为“超捧场超攻讦”的这次集体批评，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苦心经营的双簧戏的嫌疑；所谓的“超捧场”，落到实处的则是并没有脱尽“捧场”意味的“超级捧场”。

１９３６年是《大公报》改版十周年，作为纪念，报社专门策划设立了“文艺和科学奖金”。萧乾还于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无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与京津文艺家的作用。由萧乾一手操办的这场围绕《日出》的集体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大公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大造声势、大事宣传的一幕重头戏。

正是由于萧乾的煞费苦心，才保证了每个撰稿人能够及时读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并及时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为编辑者的萧乾本人手中。《日出》于９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１１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先作为《日出·跋》收入１１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作为这次集体批评的最为直接的一种结果，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即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于１９３７年５月一同赢得了《大公报》文艺奖。这次获奖，更进一步也更为正式地奠定了的小字辈的曹禺的文坛地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出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并收到了良好效果的集体批评，萧乾与曹禺之间平空多出了一层施惠者与受惠者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一直维持到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

二、政治风浪中的萧乾与曹禺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萧乾与曹禺之间原本无可指摘的友好关系，却成了一心要求进步与革命的曹禺急于划清界限、解脱自己的一块心病、一个负担。在题为《斥洋奴政客萧乾》的一篇文章中，曹禺一上来就摆出了你死我活的大架式，以极巧妙的一个比喻透出了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接着，他又翻出了对方的老账：“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最厉害的的是，发人隐私，竟然成了曹禺置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曹禺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古已有之并在他自己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一再轮回、一再兑现的大报应、大轮回、大清洗、大罚罪、大劫变、大革命的宗教式宿命，有一天会轮回兑现在他自己的头上。至于曹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表现，田本相《曹禺传》中记载有他本人的说辞：“在铁狮子胡同三号，我往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从四楼跳下去……”

已经于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的萧乾，比起曹禺来，反倒因祸得福，没有更深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劫难：“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还打心眼儿里感谢。”（语出《我这两辈子》）

三、文革后的反思与遮掩

随着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写稿子发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发表了出来。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还是有的，用当时的时髦话，就是“拨乱反正”的心理摆平。萧乾所谓“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表面上说的是巴金们，同时也隐含着不便明说的曾经煞费苦心地成全过、帮助过曹禺的他自己。

晚年萧乾在《我这两辈子》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有时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类。甲类是只问是非，不顾利害的。他们是头上有光环的圣者……另一种是只管利害不问是非的，这当然是人中的败类。这种人谁得势紧跟谁，怎么吃香怎么来。在阶级斗争中，跳得最欢的是这种人。可遇上形势骤变，上午是猫下午就缩成老鼠的也是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踩着钢丝。可是在那非友即敌的日子里，钢丝踩起来可不容易。你说一百句合乎标准的话，有那么一两句出了格儿，就单抓你那两句，而且往死里打。我就是那么成为处理品的”。不过，萧乾本人并不是没有当过“另一种……的败类”，反右运动中曹禺对于萧乾的揭发，也算是空穴来风。１９９９年《芙蓉》第６期的一篇文章就披露出了为萧乾一直遮掩起来的一桩人生败笔：“沈从文……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都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

相比之下，真正能够说出大彻大悟的明白话的，反倒是曹禺写于１９９１年的《雪松》：“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向往，就不同了。”这段话完全可以被看做为成贤成圣、修成正果而一再丧失自己的曹禺，为自己孙悟空式的人生戏剧和戏剧性人生，所留下的最后的一幅传神写照，标志着他终其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文学境界和人生境界，与他笔下诸如鲁大海、方达生、仇虎、花金子、丁大夫、梁公仰、愫方、“北京人”、阴兆时、苦成、王昭君之流的孙悟空式的英雄人物或牌坊人物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世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