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有关资料

【作者及写作背景】

《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７９５～８００）。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守门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跟《马说》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

【参考译文】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是经常有的，可是伯乐却不经常有。因此，即使是很名贵的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下受到屈辱，跟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里，不能获得千里马的称号。

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或许能吃下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懂得要根据它日行千里的本领来喂养它。（所以）这样的马，虽有日行千里的能耐，却吃不饱，力气不足，它的才能和美好的素质也就表现不出来，想要跟普通的马相等尚且办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鞭策它，不按正确的方法，喂养又不足以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听它嘶叫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反而）拿着鞭子站在它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果真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他们真不识得千里马啊!

【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

汗明见春申君，候问三月，而后得见。谈卒，春申君大悦之。……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能驾车的年头满了）服（驾）盐车而上太行。蹄申（同“伸”）膝折，尾湛（同“沉”）（同“肤”）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行动迟缓），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衣（苎麻织成的衣）以（覆盖）之。骥于是（同“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战国策·楚策四》

【《马说》中的五个“也”字（江枫）】

“也”是个常见的文言虚词，大多置于句末表示说话人的语气，有时也放在句中表示短暂的停顿，用来提醒读者注意下面将要说到的内容。这些用法看起来很平常，但运用恰当，也能表达出某些微妙的意思，引起读者的回味。《马说》中的五个“也”字就是如此。

这篇文章共分三段，每段最后一句都用“也”字收住。这三个“也”尤其值得品评，它们所表达的语气是由各段的内容决定的，同时又反转过来表达了作者在叙述这些内容时的感情状态。第一段主要写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即“伯乐不常有”，而写得有声有色的却是千里马被埋没的情形，即“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这一形象的概括已经显出作者的愤愤不平之意；最后用“不以千里称”作结，再着一个“也”字，更流露出无限痛惜的感情。第二段从千里马的特点出发进一步揭示它的才能得不到施展的原因，把责任归于“食马者”的无知，然后步步紧逼，到段末再用反诘句“安求其能千里也”，把作者愤怒谴责的感情发展到高潮。而这句话中的“也”字，不仅凝聚着作者这种强烈的感情，而且包含着诉诸读者的正义感的意图。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把“真无马”和“真不知马”对照起来，“无马”一句用“邪”字轻轻带过，而“不知马”一句则用“也”字收住，其间固然有作者的痛切之感，而对“食马者”的深刻嘲讽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三个“也”字，都跟文章的全局有关，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全篇脉络的标志，是应当反复推敲的。剩下的两个“也”字都在行文中间：一个在句末，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中的“也”字，这是作者故作顿笔，有暂时了结，不再说下去的意思，可以省却一些无用的话。另一个在句中，即“是马也，虽有……”中的“也”字，则显然是提醒读者注意“食马者”的无知给千里马所造成的难堪的后果。

我们要体会“也”字（包括其他虚词）的这些微妙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复朗读课文。要努力读出语气，读到烂熟于胸，好像其中的句句话都出于自己的口，再来体会就不难了。

（选自《中学生阅读》１９８４年第１１期）

【《马说》赏析（吴小如）】

韩愈是唐代散文巨匠，同时也是对宋代作家极有影响的诗人。人们对他的“以文为诗”（把诗歌写得散文化）谈得比较多，却很少注意他那更为突出的“以诗为文”的特点。所谓“以诗为文”，是指用具有诗的情调、韵味等特色来写散文，即是说把散文给诗化了（但这并不等于从西方引进的新文体“散文诗”）。我们说把散文诗化，或者说把散文写得很带诗意，并不限于写自然景物、抒情小品或对人物进行典型塑造和对事态进行艺术描绘；而是也可以用诗的情调、韵味来写说理文或评论文。韩愈的散文特点之一就在这里。

据说伯乐姓孙名阳，是春秋时代秦国人，会给马看相，善于识别什么是千里马。这原是《战国策·楚策》中一个名叫汗明的对春申君黄歇讲的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这故事可能是古代传说，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艺术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寓言。伯乐的典故曾几次被韩愈引用（见他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由于韩愈本人命运的坎坷，对伯乐能识别千里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但平心而论，还是他的这篇《马说》写得最好，读者也最爱读，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像一首诗了。

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诉诸形象思维，它的创作手法也常以比兴为主。当然，一首好诗总要比散文写得更加含蓄曲折，余味无穷。而从常识论，一篇说理散文，基本上总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韩愈的《马说》肯定是一篇说理文，但它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更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全篇几乎始终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只摆出活生生的事实却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这已经可以说是诗的写法了。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不可缺少的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抒情诗应有的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尽管我们读起来是一篇散文，但仔细品评，却俨然是一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抒情诗。这种“以诗为文”的本领，始自西汉的司马迁（谁也不曾承认过司马迁是诗人），到了韩愈、柳宗元，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尤其是欧阳修）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学习古典散文应该注意的新课题。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并不否认，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他这句话是错误的。但把它作为诗的语言，它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感慨万千的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实在太少了。于是作者紧接着在下文从正面点明主旨，一泻无余地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一般水平的牧马人，而是“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受尽了无知小人的腌气。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宝马竟然成双作对地一群群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之不幸、结局之惨痛真非笔墨所能形容。当然，结果更是死不瞑目，谁也不把这些有价值的神骏称为千里马，它们的死也自然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它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已相当透彻；而实际上这里面不知有多少辛酸痛楚还没有尽情吐露，看似奔放而其内涵则甚为丰富，其实倒是含蓄不尽的（说他写得婉约，或许读者不能接受，可作者确实没有把话说尽）。这真是抒情诗的写法了。

作者着力刻画“食（饲）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虽欲一展所长而有力无处使，甚至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这样，它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又怎么能实现它日行千里的特异功能呢？因此它的待遇自然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而它的受辱和屈死也就更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不仅如此像这样连“常马”都比不上的千里马，由于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极度的责难和惩罚，往往被无辜地痛打一顿（“策之不以其道”，打得它不合理），当然在待遇上也就更加糟糕了（“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骨子里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似乎还觉得不够解渴，于是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的意思，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这不仅使文章更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感情更为愤激了。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有眼无珠，反而让他面对着这匹千里马不懂装懂，发出了仿佛悲天悯人般的慨叹：“天下无马!”意思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自以为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既无处可寻觅，也无地可安插：“天下哪里有真正的人才啊！”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毛病，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被作践得不成样子的千里马，却对它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驽骀之辈。这不仅是绝妙的讽刺，而且也是极其严峻猛厉的诛心之论。文章写至此已经水到渠成，作者这才站出来点题，用“呜呼”以下三句作结，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对矛盾（“无马”是先天的自然缺陷，“不知马”则是后天人为的犯罪）尖锐地摆出来形成一个高潮，极尽沉郁顿挫之致。古人说蹙万里长江于尺幅之中，这种凝聚浓缩的手法正是韩愈一支笔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果。我们固然不能不为作者起伏回荡、感慨悲凉的情绪而倾倒，却又不能不为他简洁洗炼的笔墨所钦服。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