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二、创作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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