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真意辨析

对于赤壁之战中以火攻大败曹军的周瑜，世人一向十分推崇。晋人陈寿称他“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三国志·周瑜传》）宋人苏轼也曾极力称美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儒雅风姿，及其“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豪迈气度（《念奴娇·赤壁怀古》）。然而，晚唐诗人杜牧却唱了一曲空前绝后的反调：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

显然，这是诗化的史论，表现了诗人对这一历史战役的独到见解：周瑜之成功，事先固不乏周详之运筹；但是，倘若不是碰上有利的气候条件，则未必获胜，其中多有侥幸成分。诚如前人所言：“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牧之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王尧衢《古唐诗合解》）

然而，当今颇有影响的《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以下简称《辞典》），却有另一番议论：

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以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见《辞典》P１０８６）

《辞典》之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诚然，杜牧“通晓政治军事”，曾精研“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上李中丞书》），善论兵，作《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等篇什，注《孙子兵法》，着实有“经邦济世之才”。然而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让他的《赤壁》诗显示出异乎常人的灼见卓识。

乍看起来，杜牧的观点似乎有悖常理，让人“很难想象”。但若将其放到当时的具体情境中去考察，倒是反经合义的。

周瑜，作为江东的三军统帅，面对曹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反张昭等人“降曹”之意见，毅然主张“联刘抗曹”，其主观动因多在于他那“宁可玉碎，不愿瓦全”的个性与节操；至于胜败之数，莫说周瑜，恐诸葛亮也难以料定（毕竟《三国演义》中的“神算”出于虚构）。曹操深谙用兵之道，其军事才能远在周瑜之上，决不可能不顾兵家大忌而贸然用兵；周瑜所谓曹操用兵的“数四之患”，“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云云（见《三国志·周瑜传》），只不过是为“长我士气，灭敌威风”，意在坚定孙权抗敌决心的策略而已。无论是从当时的天下大势还是从曹操的一贯韬略看，只要不出现意外变故，应该说这次战役曹军是稳操胜券的。

曹操这位建安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初创以来至赤壁之战前的历次决策中，尚无“失算”之纪录：

建安元年（１９６），李傕、郭汜兵洗长安，汉献帝仓惶逃出关中，沦落为无人收留的“破落户”，曹操独具慧眼，遂迎献帝入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

此时，群雄并起各霸一方，曹操占据中原腹心地带，四面受敌，倘若处置不当，将会成为众矢之的、瓮中之鳖。然而这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却方寸不乱，从容应对着各种复杂局面，以稳健的步伐向四面出击。

建安二年（１９７），他假天子诏令招抚关中，韩遂、马腾俯首听命，未动一兵一卒便首先稳住了西方。同年，他亲率大兵进攻南阳，收俘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张绣，铲除了心腹之患。

他实行屯田制，保持了中原一带的社会稳定并解决了军粮问题；他广招贤才，知人善任，“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为扫平四方作好了充分准备。同时，他采用笼络与离间相结合的方略，让雄踞于徐州一带的刘备、吕布以及盘踞淮南的袁术之间相互攻杀，没费多大气力便相继灭掉袁术、擒杀吕布、击走刘备，平定东方。

建安五年（２００），官渡一战曹操以弱胜强大败袁绍，然后挥师北上，迅速扫平袁绍残部，占据了河北冀、并、幽三州大部分地区。建安十二年（２０７）曹操乘胜北征乌桓，并招降了割据辽东的公孙康，至此，曹操统一北方。对于曹操略定北方的举措，杜牧在一篇军事著述中曾给以高度评价：“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罪言》）

建安十三年（２０８），曹操挥戈南下直捣荆州，开始实施其南方战略。他深谋远虑，精心部署，妙尽机权：稳扎稳打且雷厉风行，以数倍于敌的兵力造成强大的攻势与威慑力；先夺荆襄，然后顺江而下，扫平江东，一统南北。

荆襄之役颇为顺利，割据荆州的刘表新逝，其子刘琮率部归降。其间，尽管一度遭到寄居于新野的刘备之阻击，但因寡不敌众，诸葛的几囊小计并未阻挡曹军的大踏步推进，曹操很快地在荆州稳住了脚跟，接着便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

直至赤壁大战，曹操这位常胜将军、无敌英雄方才确确实实地遭遇到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败因何在？──这是赤壁之战留给后人的一个疑窦，杜牧以《赤壁》诗形象化地点破了疑窦，展示出自己的超人之见。

后人在论及曹操的失败原因时，总爱强调曹军的“劣势”与孙刘联军的所谓“优势”，诸如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不习水战”，而孙刘得“地利、人和”等等。然而，倘能摆脱前人既定结论的羁缚而去客观、具体地考察分析一下，你会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尽然。虽说北方士卒“不习水战”，但毕竟曹操刚刚收编了刘表的八万水师；虽说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毕竟曹操握有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即便因疾病、疲劳丧失一半战斗力，仍是孙刘联军仅有的五万人马所无法匹敌的。至于孙刘的所谓“地利”“人和”优势，则更是无稽之谈：虽说江东素有长江天堑作屏障，但此役则不然。诚如东吴老臣张昭所言：“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天险，已与我共之矣。”（《三国志·周瑜传》）况且，曹军居上游，联军居下游，“地利”实则转化为“地害”，这也正显示了曹操先取荆州的战略家眼光。至于“人和”，恐怕更谈不上了：孙权部下“皆望风畏惧，多劝（孙）权迎之，惟（周）瑜、（鲁）肃执拒之议”（《三国志·吴书》），旷日持久的“和战之争”早已伤了江东和气；而孙、刘之间呢？则更是勾心斗角同床异梦，其间的联合，只不过是各为图存自保而暂时地相依为命而已。可见，“地利人和”之说纯系牵强附会，孙刘联军的优势，从战争结果看恰恰是在偶然之间所拣得的“天时”──“东风竟与周郎便”！

诚然，从普泛意义上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轲的说法不为错误，《辞典》的疑问也不为无由。但是我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也不宜忽略一般中的特殊、必然中的偶然。须知，在某一具体战事中，“天时”倒能起到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诚如兵法所云：“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篇》）这里，孙子便将“天时”列为克敌制胜的五要素之一。而且，孙子认为，倘能充分利用天时，将不难置敌于绝境：“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风起之日也。”（《孙子兵法·火攻篇》）骤然而起的东南风，着实为周瑜帮了个大忙。周瑜的能耐，在于他充分注意并及时抓住了战机；然而事前周瑜恐也很难料到这隆冬时节竟有东南风起，谁能说这不是苍天所提供的一个“侥幸”的机缘呢？

杜牧本来就十分推崇曹操，曾亲为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注》中就多次称赏过曹操的用兵之道，而对其败绩却常取回避态度。比如，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典型的火攻战例凡三个：官渡之战中，曹操用许攸计焚毁袁绍辎重；赤壁之战中，周瑜用黄盖计火烧曹操战船；夷陵之战中，陆逊独出心裁，遍燃刘备连营。而杜牧在其所注兵法《火攻篇》中，仅仅引述了官渡、夷陵两个战例，却对赤壁火攻避而未言。（参见中华书局《十一家注孙子》）而他于《赤壁》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倾向，显然是与他对曹操的一贯态度一脉相通的。对于周瑜“侥幸”取胜的认定，当然也是对曹操偶然失败的遗憾。

杜牧一向同情失败的英雄，这种情愫在其《题乌江亭》中表现得尤显充分。其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对于这首诗的评价，向有不同持论。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作评道：杜牧诗“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王安石亦有类似看法：“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虽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乌江项王庙》）从历史观点看，胡、王二公的指摘不为无由，但是，倒未必领略到杜诗的真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卷土重来”，而是项羽该不该自杀。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这种气节一向为人称道；然而在杜牧看来，作为一位“拔山盖世”的英雄，不能“包羞忍耻”是极不应该的，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诗的第二句，是对项羽的批评，更是对“英雄末路”的一种最为深切的同情与惋惜。至于能否“卷土重来”，诗中亦未下断言，而是以“未可知”作结，其潜台词是：只要你正确看待失败，从中汲取教训，继续作出百折不挠的努力，那么无论将来成败如何，你都不愧为一个胜利的英雄。

联系诗人的身世与遭遇，杜牧何尝不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呢？他一向自负于经纬才略，却因秉性刚直而受到权贵们排挤，长期“落魄江湖”为人幕僚，或做些级别不高的闲官或地方官。但是他从不妄自菲薄，总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十年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杜牧《念昔游》）从这首绝句中，我们除了能品读出些微的苦涩外，更多的不正是一种悠游潇洒的逸荡之情吗？

也许是杜牧精于兵法的缘故，他深谙成败得失之辩证关系，从不以成败论英雄，亦不以一时一事之成败为成败，成也未必真豪杰，败也未必不英雄。这就是杜牧一向坚持的“成败观”，同时也正是其《赤壁》诗的真意所在。

而《辞典》对于《赤壁》的立意则有另一番概括：

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辞典》P１０８６）

这种意见，不能说不着边际；不过，倘若细细推敲起来，似乎它距离《赤壁》的真意稍显远了一些儿。

（选自《阅读与写作》２００３、９，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