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为题　抒情达志──《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对比谈

宋代以“记”为题的散文名篇迭出，其中尤以“山水游记”和“亭台楼阁记”写得多而好，无论内容、形式较之以前都有新开拓，行文更加平易自然，在记叙、描写的同时，特别加强了议论性和抒情性，往往因景（物）出情，借题发挥，抒怀达志，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术价值。下面举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略加阐述。

《醉翁亭记》是一篇历来受人推崇的优美作品，作者欧阳修于庆历四年上《朋党论》，被执政者认为是范仲淹同党，次年被贬谪滁州太守。此文作于庆历六年，由于文中用了较多篇幅描写景物和游乐，因而往往被视为“山水游记”，实则是一篇“亭台楼阁记”，它并非某次游山的记录，主旨也不在写景记游，而是两段议论：“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可见这篇“记”主要是记“亭”的所在以及自己为什么以“醉翁”名“亭”的由来。从“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题滁州醉翁亭》）的诗句看，作者因贬居滁州、有醉忘万物、纵情山水的自我解嘲之意，但从“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的丰成……与民同乐，刺史之事也”。（《丰乐亭记》）看出，作者也有“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的喜悦（给梅尧臣的信）。所以这篇文章的主旨。是通过“醉翁亭”的所在以及命名的由来，表达了这位“醉翁”──滁州太守寄情山水的乐趣和与民同乐的怀抱，同时也暗示了治滁政绩。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亭台楼阁记”中最有价值的一篇。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后人范公《过庭录》中有所记载：“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州）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范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达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说明此文是应朋友滕子京之请而富有深意之作。文章开头概述作记之由：“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万重修岳阳楼，……属予作文以记之”，首先肯定他虽贬岳州，还是做出了政绩。接着就描写“巴陵胜状”及“岳阳楼之大观”，这些都是“亭台楼阁记”必不可少的文字，但十分简约，很快过渡到“悲”“喜”两段，引出“迁客骚人”登楼面对不同景物而产生不同的“览物之情”，然而两者都是情随景迁，以物喜而喜，以己悲而悲。这两段文字看去笔酣墨饱，实在正面表达自己的怀抱作有力的铺垫。最后一段议论，才是写作此文的主旨和意图。“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上文以物喜以己悲相对照，实际是针对滕子京“愤郁颇见辞色”，“罕受人言”而进行委婉的规劝。最后才推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主旨。据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和《宋史、范纯亿（仲淹之子）传》记载，这个千古名句，原是作者自勉，教子的座右铭，这里却借“古仁人之心”而镶嵌入文，毫无自我夸诩、盛气凌人之感，目的也是为了使对方听得进去，以便进行有效的规劝。当然，也是对一切从政者的勉励。结构安排颇具匠心。范仲淹写此文时，自己也免去了参加政事，谪守邓州，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但他识见高远，不计个人得失，一生克己奉公，心忧天下。这篇文章从楼写起，因楼写景，借景抒怀，表现了这位北宋名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及“先忧后乐”的政治理想和博大胸怀，是一篇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文辞优美的著名散文。

上述两“记”本属实用文性质，它和古代那些记事颂德的碑文既有关系又有区别。古代碑文语言典雅，风格矜重，文学价值不高。而这两“记”语言自然流畅，写景状物生动形象，运思谋篇都煞费苦心，新颖别致，他们把所记对象仅仅作为缘由，由物抒情，借题发挥，抒写他们贬谪后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忧乐观。这两“记”都把记叙、描写与议论紧密结合，主旨都不在记叙写景，而在议论说理，但不是“议说文”。它们毕竟都是通过具体的写景状物来发议论的，应属“记叙文”，可以说都是以“记”为题，抒怀达志之作。不仅记叙写景生动感人，可以借鉴，警策的议论说理同样给人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