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吐抱负　自宽胸怀──也谈《岳阳楼记》的主题

关于《岳阳楼记》的主题，自这篇旷世雄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以来，就有多种说法。如“抱负”说、“规箴”说、“歌德”说、“共勉”说等。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袭用原统编教材和分编型教材的观点，取“抱负”“规箴”两说。品读《岳阳楼记》，参读《宋史·范仲淹传》和《宋史·滕子京传》，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裁定主题似有商榷之处。似呈愚见如下。

一、倾吐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一位兼具将相之才的政治家和文家家。其文韬武略和宏大抱负，不仅泽被当世，而且也惠及后人。他出身贫苦，“少有志操”，真宗祥符八年（时年２６岁）举进士及第。他的宦海生涯，有“进”有“退”。“进”则忧其民，“退”则忧其君，到仁宗庆历六年写《岳阳楼记》时已５８岁，已被贬谪多次。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范仲淹始终都没有懈怠“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使命。在谪守巴陵的同科进士好友滕子京送来《洞庭晚秋图》，并函请为重修的岳阳楼题写《岳阳楼记》时，作者宏大的政治抱负就像开闸的潮水一般奔涌出来。因此，《岳阳楼记》的倾吐抱负，不是作者对未来人生的展望，而是对过去人生的回顾，是对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实践的精妙总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源出《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根据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实践，把孟子的话发展而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装点在《岳阳楼记》里，传输给人的是一种博大情怀和高远的境界。

众所周知，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并不在巴陵，而远在邓州。写作的时间是深秋九月不是阳春三月，而文中所描绘的洞庭景象恰恰是阳春三月。是什么原因使范仲淹激情涌动，挥手之间就将蕴藏于胸的政治抱负倾吐而出？我想是谪守巴陵仅仅一年的滕子京“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政绩。只有这才能在范仲淹心中掀起波澜。面对《洞庭晚秋图》，作者把“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人生画卷幻化而为洞庭湖的壮丽景色。“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字里行间，洋溢着积极人生的浩然之气。接着拟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先写“霪雨霏霏”的景象，引出其“悲”，“霪雨霏霏”象征“处江湖之远”，作者应对的态度是“不以己悲”。再写“春和景明”的风光，道出其“喜”，“春和景明”喻示着“居庙堂之高”，作者应对的态度是“不以物喜”。这种旷达的胸襟正是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的必然反映。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一生不结私敌，所论“盖国家事”，“论天下事”时总是“奋不顾身”。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尚奢侈之风。章献太后拟建太一宫及洪福院，范仲淹直谏：“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民心、合天意也。”主张“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江、淮、京东等地发生蝗灾，范仲淹“请谴使循行”，仁宗不准。范仲淹犯颜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在戍边的军事行动中，范仲淹也多次违背仁宗皇帝的旨意，而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既巩固了边防，又臣服了羌人。作为政治家，范仲淹深知“久安之弊，非朝夕可改”，但仍然于庆历四年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十条政治改革建议。这十条政治改革建议是：明黜陡、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些政治改革措施触动了保守势力的根本利益，“谤诽日盛”，范仲淹终被罢夺参知政事，贬放邓州。而《岳阳楼记》正是作者居官晚年邓州任上的杰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贯穿了作者的一生。

二、自宽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他一生胸襟开阔，革新务实，光明磊落，不计进退。《岳阳楼记》的处处景语，无处不展示着作者那旷达的胸襟和恢宏的气度。

综观范仲淹一生，的确是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居官３８年，平调、升迁和贬谪的职务共５０余项，自辞升迁三次。一次是由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改任邠州观察使，他认为改任不利于和羌；一次是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他认为军出无功，无功不迁；还有一次是改参知政事，他认为不能因谏官而执政。这种善待升降、积极用世的旷达胸襟古今罕有。

范仲淹胸襟旷达与他３８年的勤政为民是分不开的。

首先，“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所论盖国家事”。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听政，仁宗皇帝率百官上寿，范仲淹力谏，并上疏请太后还政，被贬为河中府通判。章献太后死后，百官多批评太后政事，他说“宜掩其小放，以全后德”。宰相吕夷简执政，百官多出其门。范仲淹上《百官图》讥切时政。在建都论争中，被贬知饶州。后因边患范仲淹被起用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仁宗皇帝要他与宰相吕夷简“释前憾”，他说“所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

其次，“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范仲淹在废郭皇后事件中被贬睦州，后迁苏州，时苏州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民田不得耕”，“范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入海”。知越州时，因老百姓远送税租辛苦，请在鄜城驻军就地取用税租。元昊反叛时，胁羌滋事。范仲淹“以诏书犒赏诸羌”，立约使其臣服，消除了边患。王伦反叛淮南，州县大多失守，仁宗皇帝要诛杀失守的官吏。范仲淹劝谏说：“平时讳言武备，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可乎？救了这一批失守州县的官吏。在参知政事任上，范仲淹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措施，“裁削倖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终因触怒保守派的根本利益。“谤诽浸闻于上”，恰边关有警，范仲淹自请行边。在鄜州，“招还流亡三千余户”，免去他们的租税，把官府卖酒的专利还给他们，还请免去府州的商税，稳定了民心。

第三、无功不受禄。边将葛怀敏兵定州，贼兵劫掠潘原，关中震恐。范仲淹提兵６０００里驰救，惊退敌兵于塞外。仁宗皇帝嘉其驰援有功，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他认为“军出无功”，“辞不受民”。参知政事王举正懦弱无能，欧阳修等鉴范仲淹有相才，请罢王举正而用范仲淹，他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受，愿与韩琦驻守边防。

第四，“汎爱乐善”。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时，常用自己的薪俸款待四方朋友。聚会时，诸多朋友都更换新衣服，而他仍是旧装。做了大官，家里没有宾客，就不做两道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仅能度日，在家乡则置义田千亩，用以救济族中穷困的人。

无论是官居，还是为政，范仲淹都做到了心无余憾。虽然屡遭贬谪，但仍苦苦索求。因此，从《岳阳楼记》天高地阔的境界中，流动出的自然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宽胸怀的警语。

三、“规箴”说、“歌德”说与主题无涉先看“规箴”说

“规箴”说的主要依据是范禹偁的《过庭录》，而《宋史·滕宗谅传》却与《过庭录》的记载相反。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一类型人物，只不过是才情略逊于后者而已。

滕子京名滕宗谅，河南人，子京是他的字。他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范仲淹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滕子京一生“尚气，倜傥自任”，但为政却是不错。一是善政。谪守岳州时，只一年工夫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二是“好施与”，死后身无余财；三是“兴学”，以湖州最盛，桃李遍布江淮。他在每一个官任上，都有惊世骇俗之举。做殿中丞时，皇宫失火，仁宗皇帝诏劾究查，他上疏劝止。他说“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并针对章献太后听政用事的情况，说“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力劝太后还政。知泾州时，元昊谋反，城中兵少，滕子京把数千农民组织起来戎服守城。又募智勇之士侦察敌情檄报比邻郡守。退敌后，将定州阵亡将士造册祭奠，并厚抚其妻室儿女。御使梁坚劾奏滕子京在泾州任上费公钱１６万贯。这１６万贯钱大部用之于“犒赉诸部属羌”，有一些馈赠“游士故人”，滕子京个人不曾占用一分。为不连累受钱者，他焚烧名册隐其姓名。像这样一位敢于上疏言事，有胆识、有善政、有负责精神的人，“规箴”之意缘何而起？因此，范禹偁的《过庭录》是不足信的。

四、再说“歌德”说

滕子京谪守巴陵仅一年，就“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在范仲淹看来，虽属高兴，但为意料中事。仅因这点政绩就为其歌功颂德，未免显得范仲淹有点浅俗。好的政绩，对范、滕二人来讲，只是为官应应做的事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岳阳楼竣工典礼上，滕子京千里迢迢向范仲淹索取的只是一篇捧场文章，岂不掉了二人身价？因此，滕子京的政绩只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诱因，而真正打动范仲淹的是重修的这座岳阳楼。因此，把《岳阳楼记》的主题归结为“歌德”说，不仅与范、滕二人一生修为相去甚远，就是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本身也是大相径庭的。

笔者认为，《岳阳楼记》的主题，既不仅是“抱负”说，也不应是“规箴”说，而应是：倾吐抱负，自宽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