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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推行“庆历新政”失败,相继被贬职。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贬为滁州知州。这篇游记写于欧阳修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表现了作者随遇而安、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
第1段写醉翁亭之所在,并引出人和事。全文以“环滁皆山也”五字领起,将滁州的地理环境一笔勾出。紧接着,作者将“镜头”从全景移向局部,先写“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后写琅琊山“蔚然而深秀”,再写酿泉,最后推出醉翁亭。这样层层递进,托出主景,引人入胜。“水声潺潺”“峰回路转”“有亭翼然”数语,写水,写山路,写亭,都神形兼备,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从大山深处引出一亭,仅用几十个字,可见文笔之简练。醉翁亭既出,写景也暂告结束,转而为叙事抒情。作者用两个短句,自问自答,道出亭的来历:“作之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前一问答,明白无疑;后一问答,隐约其辞,为进一步解释说明留有余地。行文至此,“太守”闪现,却不言明身份,成为全篇的一个悬念。下文讲“醉翁”雅号的由来,也言简意赅。“饮少辄醉”,突出了一个“醉”字;“年又最高”,又暗含了一个“翁”字。两者合璧,遂有“醉翁”之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是全文的核心命意,为写景抒情定下了基调。“醉”和“乐”是表象和实质的关系,“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就是将游玩观赏之乐融化在宴饮之中。
第2段写山中景色及出游之乐。先写早晚晴阴烟云变化,后写四时景物的不同。用对偶句描写,用散句收束,在整齐中寻求变化,抑扬顿挫,音韵谐美。如“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一写早,一写晚,各尽其妙而又互为照应。在写景中,又蕴含着事理的逻辑关系:因为“日出”,所以“林霏开”;因为“云归”,所以“岩穴暝”。这样,静态的描写又体现了动感,丰富了表现力。“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是同样的句式,却又同中有异,节奏由二三变成了三二,形成错落之美。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的典型特征,以极其精练的语言刻画出来。如“野芳发而幽香”写春,“佳木秀而繁阴”写夏,“风霜高洁”写秋,“水落石出”写冬,句句落实,一字不虚。最后用“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作总结陈述,写朝暮四时的游赏,照应前面的描写,总归为“乐亦无穷”,余韵不绝。
第3段写滁人的游乐和太守的宴饮。这一段的描写,由景物转移到人事上。先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百姓游乐图。在这幅图画中,有“负者”,有“行者”,有老人,有小孩,前呼后拥,往来不绝,十分热闹。这个游乐场景映在太守的眼里,就更多了一层政治清明的意味。写宴饮之乐,作者故意宕开一笔,不直入宴席,却从捕鱼酿酒写起,别有情致。宴饮所需,无论是酒还是鱼,无论是肉还是菜,都就地取材,不用外求。这样写,意在夸耀滁地的富足,表明野餐的简朴。同样,宴饮之乐,也没有王公贵族府第那样高雅,无管弦助兴。但射饮弈棋,猜拳行令,杯盏交错,“起坐而喧哗”的野趣,也是朱门高第的宴饮得不到的欢乐。这里,太守又一次闪现:“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作者以简笔勾勒出“醉翁”的自画像,醉在其中,是因为乐在其中。
最后一段写日暮醉归。这一段有描写,有叙事,更融入抒情和议论,托出全文的主旨。“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寥寥八个字,写出了醉罢晚归的情景,笔调闲散,淡雅而有情致。接下来写“乐”的几种情境:一是“禽鸟之乐”。大自然是禽鸟的家园,游人的到来,惊扰了它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当人去山空后,它们又和鸣林间,唱出欢乐的歌。“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它们的乐更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二是游人之乐。游人之乐怎样,前文已有描述,故此处略而不谈,只说“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显然,这种“乐”已综合了自然和人事两种“情趣”,有了“自觉”的成分,但还缺少理性的认识。三是太守之乐。太守之乐的境界最高,他既知“禽鸟之乐”,又乐游人之乐;既能同醉,又能“自醒”。还能体察万物,反思人情,写文章来记述其事。那么太守是谁呢?及至文末,“太守”已出现九次,方才道出姓名,解开全篇悬念。文章也自然而止,且饶有余味。
这篇记游佳作一出,盛传不衰。滁人唯恐失之,于庆历八年(1048)请人把全文刻在石碑上。后来又嫌字小字浅,怕日久磨灭,又请苏轼用真、草、行三种字体书写重刻,往来文人墨客乃至商贾都争相摹拓,可见其感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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