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庆历新政”

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扬名古今的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栽了个大筋斗。以他为首搞起的“庆历新政”，成了短命的政治改革运动，仅持续了短短１年就迅速破产了。不仅他本人就此一蹶不振，直至忧郁悲愤而死，他的同僚也倒了大霉，挨贬的挨贬，遭罢的遭罢，个个惨遭厄运。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原本受人欢迎的“庆历新政”迅速失败呢？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是少壮官僚，资历较浅，难以控制整个政局。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虽然为当时一般士大夫交口称赞，称为天下名士，但在当时的高级领导层中，他们仍属于小子辈，人微言轻。在封建社会伦理观念支配下，特别讲论资排辈，这对于他们推行“庆历新政”是极其不利的。范仲淹祖辈原为官僚，但２岁丧父，家道中衰，母亲又改嫁他人，所以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１０１５年，２７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后才步入官场。由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北宋社会弊端认识比较深刻。１２０５年，官仅为从九品的范仲淹就勇敢地上书仁宗皇帝，批评社会因循守旧的坏风气。后来，范仲淹还多次上书执政大臣，痛陈改革意见。但对于一个从九品官的话，执政大臣们根本不当一回事。即使是宋仁宗迫于人心所向、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启用范仲淹等实行改革，那些达官贵人仍以老资格自居，不把改革派的所作所为放在眼里。有的人还暗中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大唱反调，大搞破坏。在这种状况下，“庆历新政”要想成功是非常困难的。

“庆历新政”的改革者们年轻气盛，急于求成，犯了“欲速则不达”的毛病。范仲淹自１０４３年９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就积极推行他的十项改革计划，其中心就是要通过整顿吏治来加强封建统治。官员冗杂、吏治腐败的确是北宋社会症结所在。范仲淹选择这个环节作突破口虽十分正确，但具体做法过于急躁，急于求成，结果不仅遭到守旧者的攻击，就连改革者内部也有人不同意。１０４３年１０月，范仲淹开始重新选拔各地管财政监察的官员，将原任那些庸碌无才之人予以罢免。对于这项措施，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富弼就有些动摇和不赞成。他认为这种做法来得太猛，会引起官员们骚动，会使被罢官员们举家哭泣的。但范仲淹却认为，如不这样干，就会使百姓哭泣。与其让各地百姓家家哭，不如让庸才之官一家哭，遂坚决推行。就这样，“庆历新政”的改革者们本想马上使天下太平，结果不仅未如愿以偿，反使自己迅速倒了台。

守旧官僚们的肆意攻击诬蔑，也使“庆历新政”难于持久推行。守旧官僚们由于自己利益受到“庆历新政”的冲击，便公开跳出来攻击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等等，攻击新政的人中以夏竦最卑鄙。他原本在“庆历新政”组阁时被任命为主管国防的枢密使，因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畏懦无能又被罢官了，于是便忌恨在心，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捣乱。有一次，夏竦指使他的女奴伪造了一封富弼请他人撰写的废立诏书，诬蔑富弼要像伊尹、霍光那样废立皇帝。这件冤案制造出来以后，对范仲淹等改革派打击很大。守旧官僚们趁机借题发挥，在宋仁宗面前大肆渲染，添油加醋，使宋宗仁不再信任他们。“庆历新政”的改革者们很快便遭到贬黜，新政也迅速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