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儒学思想

龚自珍（公元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字璱人，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龚自珍早年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受训诂之学，深得段氏“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传。２８岁时，龚自珍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并拜刘逢禄为师，研治春秋公羊学。道光九年（公元１８２９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晚年归心佛学。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５０岁。其诗文著作，后人编为《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道光年间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他不是徒与古文经学对抗、专言公羊经学的今文学家，而是依托公羊微言大义，倡导社会改良的思想家。他治学的方法和目的，不在拘于门户之见，从事写定儒家典籍的经生之务，而在于依托春秋公羊义理，寻求社会改良方案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深刻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腐败弊端，提出了改良社会的一些方法措施。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讥切时政弊端，提倡社会变法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王朝由乾隆盛世向嘉道衰世的转变时期。当时，整个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中。残酷的封建统治，导致了国内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政治腐败黑暗。同时，外国列强已开始入侵中国，鸦片大量输入，白银严重外流，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衰败危机。对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全集·尊隐》）的严峻现实，面临着“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时代危机，龚自珍以其关切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和治世精神，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时政弊端，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社会主张。

首先，龚自珍揭露批判了封建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和社会危害。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自乾隆末年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又说：“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龚自珍全集·平均篇》）龚自珍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严峻现实，如果不加工厂改革纠治，郁之也久，民之也必暴，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其次，龚自珍猛烈揭露了封建官吏的残酷罪行和腐化堕落，指出封建官吏的寡廉鲜耻、巧取豪夺，是社会黑暗、时代危机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封建官吏惟求个人功名利禄，不去关心国计民生，毫无经世致用之才，颇有苟安求荣之奸。他说：“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他们醉心利禄，荒淫奢侈，“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结党营私，不思治世，浮沉取荣，求循资序。这些封建官吏，昏庸腐败，把持朝政，必将导致国家衰亡。

第三，龚自珍认为，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亦是社会衰落的原因之一。社会风气的腐败，国家政治的黑暗，是由“霸天下之氏”造成的。他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

封建君王的绝对极权，是建立在“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制度基础上的。为了维护君王的绝对权威，他们“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残酷的专制统治，导致封建官吏多是逢迎诌媚、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整个社会形成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衰落局面。

社会时政的黑暗腐败，导致了人心世俗的败坏堕落。龚自珍指出：“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龚自珍全集·平均篇》）人心世俗的败坏，必将导致国家社会的覆灭。因此，龚自珍为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危机，依托春秋公羊学的义理，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理论。

龚自珍将公羊学的“据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的三世说，加以改造，认为“世有三等”──乱世、衰世、治世，指出乾隆盛世之后，道光时代已进入貌似治世的衰世时代，衰世的出现预示着乱世的到来。要医治衰世危机，必须要进行变法。他说：“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龚自珍全集·上大学士书》）改革变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惟有改革变法，才能拯救时代危机。他进一步强调说：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他认为，社会发展、朝代更移，莫不是因于救治时代弊端的改革变法，如果拘于一祖之法，惮于千夫之议，必将招致国家灭亡政权转移。因此，龚自珍指出封建君王自我进行变法，是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龚自珍提出的变法主张，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制度内部、由封建君王自我进行的变法。他的变法的主要内容，在于救治时政弊端，而非变革封建制度。其主张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平均分配土地，发展社会生产：

龚自珍认为，救治社会危机的根本办法，在于“尚平”，历代朝政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富悬殊。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如果贫富不均，“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龚自珍全集·平均篇》）为了解决土地兼并的社会矛盾，必须实行平均土地的“田相齐”政策。他指出，实行古代宗法制，建立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然后按宗授田。同时，在田相齐的基础上，还要减轻农民赋税负担，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禁种禁食鸦片，以求实现富国强民。

２、修改封建礼仪制度，取消科举八股取士：

龚自珍指出，君王权威过于专制，“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不仅造成上下之间离心离德，而且危害社稷民生。对于臣见君主，朝见长跪，夕见长跪的殿陛之仪，龚自珍认为，这种礼仪制度，导致君臣关系相悬相绝。他主张，对于繁烦森严的礼仪制度，应当依古法以求变通，实现君使臣以礼、臣报君以节的和谐关系，这样“内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为谋，则君民上下之交，何事不成，何废不举？”（《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一》）同时，龚自珍还主张，在君臣权力分配方面，应当实行君臣共治天下的方法，限制君王的过重权力，加强臣吏的治政权责。

龚自珍还主张，在科举制度上，应当取消八股取士，实行策论取士。他指出，八股科举取士，导致了士人穷心力于无用之学，成官吏无治世之才。这种治与学分离的现象，造成了整个官僚制度的腐朽和人才的匮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龚自珍在揭露了时政弊端和提出了变法主张之后，指出如果不实行变法，改革弊端，整个社会就会走向乱世。他曾明确地说：

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全集·尊隐》）

可见，龚自珍已深刻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发展，决定了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不进行变革，其结果必然是“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全集·尊隐》）。

二、抨击空疏学风，呼唤有用人才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当时学术风气的批判上。康乾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整个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沉湎考据训诂，脱离现实社会的空疏学风，士人学者为了免遭清王朝的迫害，大都醉心于故纸堆中，不敢议论时政国事。脱离现实社会，不言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导致学术发展转向了繁烦杂陈的考据训诂，整个社会缺乏经世致用的人才。为了扭转学术风气，造就有用人才，龚自珍抨击了当时的学术弊端，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的扼杀。

龚自珍虽然研治经学，但他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汉、宋门户之别，而在于寻求经典义理，倡导社会变法。因此，他对当时风靡社会的考据之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繁烦杂陈的汉学是“琐碎饾饤”，“不谈性道”，“黜空谈之聪明，守纯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以至于“积数十年之功，始立一术”，“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龚自珍全集·陈硕甫所著书序》），它拘于烦琐，蔽塞义理，脱离现实，无补世事。而宋学则又空言心性，游谈无根，他认为，宋学家空谈义理，同样无益于社会稷民生，有背于孔子之道。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如视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视空谈义理为扬圣人之学，皆不合于儒学本旨，而有害于世道人心。他强调，为学当以经世致用、康济时艰为目的，而不可沉迷考据、空谈义理。他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门性与天道。”（《龚自珍全集·五经大义终始论》）“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子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龚自珍全集·江子屏所著书序》）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册为阐释圣人之道，但不可泥守一端，脱离社会。龚自珍认为，训诂考据是认识儒学义理的必要工夫，明晓义理是训诂考据的目的，而学以致用、补益世事才是治学的根本宗旨。而现时的空疏学风，是将道、学、治三者分离，治学与治世的相互分离，导致了士人学者以至官吏大臣，学用脱节，不通治世，耗精神心力于无用之学，通名物制度无经世之功，整个社会匮乏有用之才。

龚自珍进一步指出，整个社会匮乏有用之才，士人学者不知礼义廉耻，这种现象的出现产生，究其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摧残扼杀。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对人们实行的是“戮其心”的统治策略。他们对于人们，“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生，而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由于人才遭到扼杀，导致了“士不知耻”的严重现象，他指出，“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士不知耻，“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社会没有经世致用的有用之才，整个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走向覆灭。他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人才的多少差别，关系着社会的兴衰存亡。因此，龚自珍呼唤着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出现。他做诗言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

可见，抨击空疏学风，呼唤有用人才，是龚自珍社会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

龚自珍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学术上，专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魏源：《魏源集·定庵文录叙》）同时，他又从事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变法改革，对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曾评价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因此，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