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和《文化苦旅》

余秋雨，１９４６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加入上海市写作学会，该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的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获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牌坊》、《庙宇》、《家住龙华》。作者倚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什么都可以教，惟有人生课不能教

──余秋雨访谈节录（采访／高晓春）

记者：人生，意味着年龄和经历；谈人生，也常常意味着是过来的人告诉后来的人。您觉得，由哪些人谈论人生会更有说服力呢？

余秋雨：我想，应当是年纪非常老、阅历也相当丰富、思想又清楚的人，他们可以谈；自己的生命时时面对磨难，并能产生出非常深刻的人生感悟的人，他们也可以谈。

记者：那么，对于您来说，倚仗什么去谈论这个话题呢？

余秋雨：我这样说吧──毕竟不可能每一次人生谈论，都有莫里·施瓦茨（美国社会学家）那样的理想人选，也不可能每一种场合的人生讨论都等待施瓦茨出现以后再开始。人生的哲理有时候会出现在旅途中的某一时刻，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有那么一点点阅历的人也都积累有某种可谈的人生。而且我谈人生，只是想和年轻人聊聊天，想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告诉年轻人。我并不是像教师一样，非要教给别人一点什么。什么课都可以教，惟有人生课不能教。我写我崇拜的老师，当然他们并不一定有多么伟大；我写我敬仰的人，我把他们的人生状态当作自己谈论人生的前提和中国。

记者：您写过不少人生难题，这些难题大多直指人生主题，比如说，友情问题、名誉问题，等等。

余秋雨：我是以一个中年人的目光，去谈自己的感受。这样的文章写了六七篇，每一篇都没有结论。但是，健全的人生是应该由健全的文化人格来支撑的。这一点，我坚信。

记者：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健全的人生呢？

余秋雨：我举个例子，就说苏东坡吧。我喜欢苏东坡，他是那种人格健康的人。他遭受了那么多的灾难，却依然对众生有着慈悲之爱，从他的生命历程中我读到了他面对人生艰难时的乐观与豁达。在被流放到海南岛的时候，因为缺肉吃，他就天天盼望着：如果哪一天船能够驶过来就好了，说不定就能吃上一点猪肉呢！天天想，天天想，想的时候就写一首诗，再想的时候再写一首诗。很有意思吧？也很有生活感吧？在那个年代，被流放到海南岛，确实是件很灾难的事儿，一般的诗人会用血和泪写这些诗句，但苏东坡不那样，一住下来，很快就和当地的人交上朋友了。找不到家的时候，忽然想到顺着牛粪找去就一定能找到人家，他很高兴，因为找到人家就能问到回家的路了。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他很得意，连忙把这些也写进诗里去。这是多么健康的人生！

记者：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描述人生，这句话是什么呢？

余秋雨：人生是壮丽而浪漫的旅行。我想，丈量我的人生的，就应该是这种旅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