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元
我们一家,无不对台湾《民生报》儿童组主任、中国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长、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因为她的进入,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更带来了走出困窘的勇气。
一九九二年,我正处于文学创作艰难的起步时期。我有一篇构思和立意都还可以的散文稿子,经湖南邵阳市文联樊家信润色后,飞向了台湾这位陌生的老师。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我收到她的回信,并将稿子留用了。这一意外的惊喜,给我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动,进一步树立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
自从我那篇少儿散文《鸡妈妈和她的孩子》在她主编的美国《世界日报》儿童版发表以后,创作热情大涨的我,时常把一些不够成熟的作品给她寄去。无疑,每次都是退稿。但是,她从未要其他编辑代办。退稿时,每次都非常中肯地提出意见,都客客气气地鼓励我。我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感受:希望退稿。这并不是我惺惺作态,而是心灵的真实感受。一个中师生的实力是很有限的,通过退稿,可以直接得到她的帮助,可以增长知识,便于快速成长。我在信中称她是我的函授老师,桂文亚默认了。两年以后,我的少儿散文终于有了一些突破。
文学上的指点固然容易些,我的系列散文《造句》、《作文》、《放假》……相继发表了。但是,人生的指点与帮助一个家庭走出困窘,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更何况,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方法,无非是谈稿子时各自随便捎上一二句话。没想到,就在这一二句话背后,透露出一个作家高尚的情怀,让我和我的家庭渡过了那段艰难曲折多灾多难的岁月。
一九九四年,一个天外带来的灾难落到了我的头上:我那已有三个孩子的弟弟车祸身亡了。面对柔弱的弟媳,面对年幼的侄儿侄女,面对悲痛得死去活来的老母亲,我背上了感情的十字架。我搁笔了,分担了一些很重的农活,以慰抚自己的母亲。对于我,搁笔,这是人生多大的损失;搁笔这个沉重的字眼,带着一个酷爱文学的血滴。
惟有真诚能慰抚伤痛,唯有岁月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怀。就在我搁笔一年零六个月时,我收到桂文亚寄给我的一个大包裹。里面是装帧很别致的书,也有探寻我不寄稿子的缘由。我的情绪出现了转机,走出了悲哀笼罩的阴影。
一个月以后,一个特别的包裹又送到了我的桌上。除了几本书籍和杂志,同时还捎来了三百元钱。“将三百元钱以你的名义转给你弟媳,这样或许我会好受些。”“学会面对与接受。”“冬天来了,围炉读书或许不错,一笑。”“心宽笔健”等等。她的书信勤一些了,没有必要写信,便寄几张报纸。我只觉得我的泪珠儿在眼眶里滚动。绵绵的话语说得多么动情入理,真挚而温馨。这一行行文字,是诗,是画,是一座经受人生劫难之后慰藉心灵世界的理想乐园。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情假意。这样的文字,不仅要有颇高的文学修养,更需要崇高的思想情操啊。
我的反映家庭破而未碎的少儿散文《当“爸爸”》问世了,反映无父母子两代人的隔膜的散文《豆子地里的故事》也问世了。弟媳,这个柔弱的女性,或许也读出了台湾作家桂文亚的情怀,发自肺腑地要支撑这个家。一九九九年六月,我顺利地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
如今,我的足迹已留在了北京的《儿童文学》、法国的《欧洲时报》上,上海《少年文艺》也不断推出我的诗歌。看着这些收获,虽然显得浅薄和渺小,但也有点掩饰不住的喜悦。喜悦过后,我又陷入了沉思,默默地,默默地想起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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