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花儿落了》有关资料

【作者简介】

林海音（１９１８～２００１），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８日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她的父亲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林海音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１９４８年８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１９５３年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１９６７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富的。迄今为止，已出版了１８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另外有《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城南旧事》简介】

２０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大学生被警察抓走，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林海音）】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呢？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地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们，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选自《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城南旧事（代序）（林海音）】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的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的声音，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的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的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呆而神圣吗？

１９６０年７月

（选自《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双线并行，交相生辉──浅析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张百栋）】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个题目，语带双关，一是实指爸爸种的夹竹桃的垂落，二是象征禀性爱花的爸爸的辞世。小说以此为题，含而不露，哀而不伤。

爱花，是爸爸的禀性。但作品中，它并没有把爸爸写成一个花匠或园艺家，也没有做泼墨的描写，只是把它作为线索贯穿小说的始末。小说开头写道：

我的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

小说的中间写道：

爸爸是多么喜欢花。

……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

小说的末尾写道：

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

……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这些描写在小说中是作为布局谋篇的手段而存在的。它除使作品浑然天成外，我以为其深层意义还在于：其一，借花的柔性来调和爸爸性格中的刚性，使爸爸的严厉和慈爱和谐协调地发展；其二，“花”在这里已经超然而成了一种象征的事物。象征使作品更具内涵。爸爸身体健康时，花开得挺旺；爸爸病危时，成为对子女的关怀、鼓励；爸爸辞世时，花儿落了。

与爸爸爱花这条线索并行的另一线索是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前，写爸爸病倒了，不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爸爸病得怎样？能否治好？作品在此设置了悬念。接着宕开一笔，采用插叙的方法，把爸爸多年来对子女的严厉管教，对子女真诚的爱，通过不让“我”上学迟到这件事，作为重点进行描写。这些材料看来很琐细，并不伟大，但却塑造了一个可亲可敬的“严”在其外、“爱”在其内的爸爸形象。孩子逃学，“爸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抄起鸡毛掸子，“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这是够狠的了。但却出人意外，在“我”上学之后，爸爸竟到学校看“我”来了，“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爸面前。爸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真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真、善、美在此时此地，在爸爸这一形象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毕业典礼中，作者又疏密有致地叙述爸爸叫“我”到银行汇款的事。汇款，本是大人干的事，可是爸爸又出人意外地让“我”去干，还说这是“闯练”。

作者之所以选取以上这两件事作重点的铺写，我想其意重在表现教孩子热爱学习和学会生存，侧重点是不相同的。

毕业典礼后，英子听到了爸爸辞世的消息，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安静”。再联想到英子在毕业时成为优秀生，“代表同学们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这样看来，爸爸的花儿虽然落了，但所结出的果实却是硕大的。小说把因果关系表现得如此显眼，如此突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就是作者力图要表现的主题。

爸爸爱花和毕业典礼这两条线索中，前者应是主线，因为作品所要刻画的主要形象是爸爸，在作品中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后者则是副线，是为情节的发展有序而设置的，它对主线只是起着烘托、映衬、推动的作用。然而这两条线索相互辉映，既有利于情节的展开，又使两个人物主次分明，相映生辉。

（选自《名作欣赏》１９９２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