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记普希金

有些人死了，但他仍然活着，死去的不过是他肉体的躯壳，而活下的则是他永恒的精神。

“俄罗斯的心不会把你遗忘，就像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初恋那样！”（丘特切夫），１８３７年，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在彼得堡郊外的小黑河畔，“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站在雪地上，迎着凌厉地寒风，眼睛紧盯着前方的一个人影，此时的普希金正要和一个法国保皇党分子，末路贵族丹特士进行一场古老的中世纪决斗，今人针对这场决斗总会发出疑问：“难道这场决斗不能避免吗？”尽管这样的问题已对历史毫无作用可言，但在探察诗人的性格以及当时的处境来说确是至关重要的，是的，这场决斗对于普希金来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丹特士对他妻子的一再挑逗侮辱，加上对普希金敌视已久的沙俄当局的挑拨下，为了自己和妻子的荣誉，更为了维护自己倡导的俄罗斯精神的旗子不被玷污，普希金不得不站在了生与死的决斗场上。

在中间人的公证下，丹特士获得了首先开枪的权利，死一般的静穆下，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曾经胜过一次决斗的普希金这次没有那么幸运，“这个无情的光荣的俘虏，看见他的末日近在眼前，在决斗中，刚强而镇静地，准备着迎接致命的铅弹“诗句终于成了现实，他被射来的子弹击中了肺部，瞬时鲜血浸染了他四周的雪，一个瘦弱的身躯重重地摔到在地，尽管在他中枪倒地的同时，也开了枪，丹特士也受了伤，但丹特士的伤势却不重，而普希金中的则是致命伤，换句话即使当时丹特士也死了，这有什么用，十个百个丹特士能够换来一个世纪奇才吗？难怪有人悲愤地呼到：“丹特士杀了普希金是出于嫉妒，因为他不会写诗”，在家中急切等待他回来的妻子最后迎来的确是血迹斑斑的丈夫，“等我伤好了，再来”永不服输的诗人艰难地说道，可惜天妒英才，他并没有兑现成诺言，几天以后，这位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伟大诗人永远离开了他深爱并倾注了巨大感情的祖国，正如别林斯基说的“普希金为俄罗斯而写俄罗斯”而最后他本人也为了俄罗斯而奉献了生命。

诗人死了，死在卑琐的丹特士手里，更死在对他恨之入骨的沙皇贵族的阴谋中。普希金去世的噩耗一传出，整个俄罗斯都惊呆了，俄罗斯人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哭嚎为了普希金，为了除了职业革命家外，最积极的革命者，也为了俄罗斯丧失的国之瑰宝，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诗人的住所，争相目睹诗人最后的遗容，向他作最后的道别，综观世界，有哪位文人的去世能够引起民众如此的注意，能够获得民众如此的爱戴，这种场面大概只有我们的鲁迅先生去世后才出现过，但普希金最后下葬时却是非常的孤独，心虚的沙皇害怕人民自发的悼念会导致大幅的示威抗议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于是当局者只派诗人的一个好友护送，秘密地将诗人的遗体运到米哈伊罗夫斯克村，在统治者的精心安排下，除了神莆和掘墓人之外，没有人能够见证诗人告别世界的最后一幕，可这要紧吗？墓碑不过是他肉体的寄居处，而他的灵魂早已得到了永生，几百年后，谁还记得尼古拉，谁还记的丹特士，而普希金却永远复活着，活在千千万万爱戴他的人民心中，人民爱他，因为他爱过人民。又一次想起他那伟大的自由颂：

你这独断专行的恶魔！ 我憎恨你和你的宝座，

我带着残忍的喜悦看见，你的死亡和你的儿女的覆没，

人们将会在你的额角，读到人民咒骂的印记，

你是人间的灾祸，自然的羞愧，

你是对神的责备！

活着的诗人不仅是一个自由呐喊的斗士，还是一个呵护后辈的师长，很多人都知道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但不会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优秀讽刺剧的素材正是来源于普希金，当时还未成名的果戈理是一个对文学充满热情的青年，但屡次的失败使他丧失了信心，真正的苦恼是他找不到很好的题材来创作，而那时，普希金已经在文坛奠定了地位，怀着试试的心理，果戈理给普希金写了信，向他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本来果戈理不过是死马当活马来医，以为普希金这位文学巨匠是不大可能给他这个无名之辈回信的，不想，普希金很快就回了信，不但鼓励了果戈理，而且还把自己几年间对沙俄官场的体验心得无私地无偿提供给了果戈理，而这些素材本来普希金是准备留给自己创作时用的，在“文人相轻”中外如此的文坛，普希金的人格行为无疑是一块丰碑，后来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以及更后来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布罗茨基都直接或间接受过普希金的影响，高尔基对普希金的评价到：“他是俄国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这是很中肯的，没有普希金的１９世纪，俄罗斯的上空将会何等的空廖，有时我甚至不敢想象。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曾对莱蒙托夫与普希金进行了对比：“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摩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对于这些评价，容易产生误解，至少把一个平和软弱的形象套在年轻时代（确切２０～３０岁）的普希金是不合适的，众所周知，普希金是作为浪漫主义诗人走上俄国文坛的，他深受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将西欧先进的文学理念带进了俄罗斯，给当时封闭的俄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引起文坛的大变革，但如果仅此来论述的话。那么普希金就不是今日之普希金，他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汲取了西欧的人文关怀精神，在诗句寄予了对底层民众的关怀，改变了“诗为帝王”的陋习，死时的普希金是以现实主义开创者的身份为结局的，在考察诗人思想变化过程，我们不得不要提起诗人最伟大的作品，长篇诗体小说《叶莆盖尼、奥涅金》主人公奥涅金身为贵族青年对贵族社会的腐朽弊端极为不满，但又苦于脱离人民。在这种迷惘中，无所出路的境况中成了一个苦痛的“多余人”，其实普希金就是“多余人”的现实写照，高尔基就说过“奥涅金是普希金的肖像”。作为俄国第一位人文主义诗人普希金在文艺复兴以降形成的人道主义孕育下，是厌恶专制，反对农奴制的，可是这位出身贵族却反叛贵族的青年终究在寻找一条为民造福的途径上迷失了方向，他也曾经羡慕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举动，并写诗赞颂过他们的行为，但“这个直到灵魂深处都是俄国的，而且是彼得堡时代的俄国的普希金”（赫尔芩《论革命思想在俄国》）又不愿革命的，因为革命是流血的，是要生灵涂炭的，是要人民受苦的，这些普希金是不愿意看到的，中年期间的普希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日益消沉，精神压抑，最终成了一个苦闷的“多余人”。这不仅是他个人性格的使然，更是那个时代的宿命。阿赫玛托娃说“英年早逝也许是他的幸运，谁能想象一个成天只知道哀叹惨淡暮年的诗人是普希金。“而这也是长期被斯大林政府打压的女诗人在普希金身上找到的自己的影子。

普希金去世后，沙皇曾派诗人茹科夫斯基卑劣地篡改了普希金像下《纪念碑》上的诗句。而具有同样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曾大肆建造普希金纪念像，大量出版诗人的作品，一位苏联文人对此讽刺到“斯大林也想通过普希金的火焰来烘拷自己的双手。”政治家的褒贬利用丝毫不会影响普希金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曾预言的那样：“我将蜚声伟大的俄罗斯土地，它现存的一切民族都将传颂我这个诗魂”，时至２００年后，还有那么多人在诵读他的诗歌便是明证。

普希金同样在中国影响广泛，五四期间，普希金的诗曾被大量翻译进来，而普希金两百年诞辰纪念在中国的隆重性丝毫不亚于普希金故国的纪念。只是传递了近百年的普希金精神，我们却始终不得领会，自由主义精神的内核在中国诗人面前早已丧失殚尽，没有普希金的中国人面对人家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心中除了羡慕，更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产生不了这样的巨人。缺乏巨人的国度是那么地贫乏那么空虚，空白的历史余下的只是一部自哎自叹的《儒林外史》，而今这样的悲剧仍旧被披上喜剧外套上演在我们的身边。借助普希金这位异国巨人的光辉我们真的是到该清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