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颂》有关资料

【作者介绍】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１９１３年出生，湖北光化县人。１９２７年在中学时代即参加革命工作，“四一二”革命政变后辍学，曾做过学徒、店员和小学教师。１９３６年抵达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事进步文艺活动。１９３５年８月创作《五月的鲜花》歌词，以其深怀忧患与愤恨体现浓郁深沉的抒情气息广为传唱。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后创作了歌颂中华民族精神的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后风行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

【我怎样写《黄河》（冼星海）】

《黄河》的创作，虽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产生，但它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新型的救亡歌曲了。

过去的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群众所唾弃。因此，“量”与“质”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用。

《黄河》的歌词虽带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

１、《黄河船夫曲》：

你如果静心去听，你可发现一幅图画，像几十个船夫划船，画面上充满斗争的力量。歌曲有两种情绪是值得注意的：开首的紧张情绪，是船夫们渡黄河时和波涛挣扎的情形，他们唱“划哟冲上前”，“乌云遮满天……”，“浪花打进船，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啊！拉住腕！……拼命哪！莫胆寒！”“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最后一段是比较轻快一点。在他们没有渡过黄河以前，他们充满愉快与光明。经过他们一阵大笑以后，情绪已达到安慰和安心的境地，气也可以喘一喘了。

２、《黄河颂》：

是用颂歌的方法写的，大都带有奔放的热情，高歌赞颂黄河之伟大、坚强。由男高音独唱，歌带悲壮，在伴奏中可以听出黄河奔流的力量！

３、《黄河之水天上来》：

是一首朗诵歌曲，我用三弦作伴奏，歌词的内容全由三弦表达出，不是大鼓的伴奏方法，也不是普通的京调伴奏方法。欧洲有一种歌词与伴奏独立的歌曲，由曲作者沃尔夫（Wolf）的提倡而完成。但中国歌曲用三弦来伴奏而表达歌词的内容，又可独立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尝试。三弦的调子里，除了黄河的波浪澎湃声外，还有两个调蕴藏着：一个是《满江红》，另一个是《义勇军进行曲》。但只有一点，而没用全曲（这是由于曲调组织的关系）。

４、《黄河对口曲》：

是用民歌形式（用山西音调）写的，最后三段二部合唱是用甲乙的主调配合起来的。三弦和二胡代表甲乙的对唱和合唱。还有，过门比较轻松而有趣。唱的人宜用动作去帮助歌曲的传达，更觉生动。

５、《黄水谣》：

是齐唱的民谣式歌曲。音调比较简单，带痛苦和呻吟的表情。但与普通一般只是颓废不同，《黄水谣》里面还充满着希望和奋斗！

６、《黄河怨》：

代表妇女被压迫的声音，被污辱的声音。音调悲惨缠绵，是含着眼泪来唱的一首悲歌。假如唱的人没有这种感情，听众必然没有同感的，而这应是值得注意的。

７、《保卫黄河》：

是一首轮唱曲，从两部起至四部轮唱。每一句开头都要有力，而且要健康地、乐观地唱出。这是全用中国旋律写的。到三部至四部轮唱时，内中有“龙格龙格龙”，是轮唱的伴唱，唱时要唱出风格才有趣。整个是非常有力和雄伟，一起一伏，变化无穷，只是要留意不停地把旋律唱出。

８、《怒吼吧！黄河》：

是一首四部的大合唱，里面有二、三、四部不同声部的组合。曲调是诚恳和雄厚，但充满热血和鼓励，是《黄河》一个最重要的主调。最后两句：“向着全中国受难的大众，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们，发出战斗的警号！”要不断地唱三、四、五次，直至听众有了同感才转到结尾。最好用军号吹奏主调，用战鼓伴奏，更可表现“黄河”的伟大。它的怒吼启发着全世界的受难大众和劳动的人们。

《黄河》的做法，在中国是第一次尝试。希望爱护中国新音乐运动的群众给我一个指导，使我得了鼓励，更努力去创作。

（摘自《冼星海全集》）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光未然）】

一位朋友自北美来电话约稿，以《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为题，要我为《华语快报》撰文，以配合中国伟大作曲家冼星海的这部艺术作品在香港“黄河音乐节”隆重上演。围绕这个题目，我早写过回忆录，要说的都说过了。而盛意难却，虽是限题限时作文，也该再试试看。我要借此机会，热烈祝贺“黄河音乐节”取得丰硕成果。香港文化界盛情邀请而我因事未能前往，也借此表示谢意和歉意。

早在１９３７年春天我和星海在上海结识的时候，他已经大发宏愿，要通过自己创造的音乐形象，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胜利的确信。他把这一宏愿灌注到他正在写作的《民族交响乐》中。抗战爆发了，这是全中国人民热情奔放的时代，作家艺术家更处于热情奔放的潮头。他写了很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爱国歌曲，更希望通过声乐艺术的长篇巨著以表现自己的宏愿。这说明《黄河大合唱》的诞生，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作曲家蕴蓄已久的内在要求。

回想起来，作曲家反映时代要求的宏愿，也正是中国作家艺术家共同的心愿，我也并不例外。１９３８年秋冬，我和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一起，经常在大西北的黄河两岸行军。在敌后游击根据地活动。中国雄奇的山川，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时刻强烈地感动着我，我在心头酝酿着一个篇幅较大的朗诵诗《黄河吟》。稍后在延安治病写诗时，接受星海和演剧三队同志们的建议，改写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现在可以补充的是，当时有两个印象，强烈地直接激发了胸中蕴蓄的诗情。一个是渡过黄河险滩时船夫们驾驶方舟（确确实实是方舟）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这已经在《黄河船夫曲》中有所表现和发挥了。当时，同舟共济的邬析零同志记录下来的船夫号子，曾经是星海作曲时的重要参考。再一个是行经山西吉县以北的壶口（虎口）看黄河激流堕入悬崖深渊形成尼亚加拉大瀑布式的壮美图景。这是著名的“黄河冒烟”“陆地行舟”（船过此处要在陆上绕行一段）的地方。我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我把当时的印象如实地写进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大合唱第三首）中，我说“如实地写”，因为确实“从十里路外”，可“仰望它的浓烟上升”，它确实“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这里描述的历史上西北人民无尽的苦难，当时“黄河两岸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星罗棋布，穿插在敌人后面”的奇异场面，也都是真实的。《黄河大合唱》八首歌曲的这个第三首，被写成一首朗诵歌曲，这在词曲作者都是有意的尝试。星海写道：“中国歌曲用三弦来伴奏能表达歌词的内容，而又可独立自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的尝试。”（《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我以为应当这样尝试发挥艺术的效果。

全国解放后，《黄河大合唱》在首都多次正式演出，都忽略了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对此表示遗憾。朗诵歌曲表演时难度较大。他们怕处理不好，影响了整个演出的效果。１９３９年４月在延安首次两场演出，是由我带病朗诵的，当时伴奏条件也比较简朴。后来在延安演出，解放前在南北各大城市业余演出，都是八首歌曲一气呵成的完整演唱，并未因第三首难于处理砸了锅。现在的专业团体的高水平演唱，各方面的条件比过去强得多。我希望艺术家们克服困难，希望听到大合唱全曲的完整演出。

我现在还记得，１９３９年２月的一个晚上，延安交际处一个宽大窑洞里，抗战演剧第三队30位同志共度愉快的农历除夕。我应邀从二十里铺的医院赶来参加这个晚会。星海同志也应邀参加了。在明亮的煤油灯下，我站起来作了几句说明，然后很带感情地一气朗诵了全部四百多行的《黄河》歌词。同志们以期待的眼光聚精会神地谛听着。掌声刚落，星海同志霍地站起来，把歌词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接着是更热烈的掌声，杂以欢呼，祝贺这诗与音乐的心灵的契合。

《黄河大合唱》主要是音乐艺术的成就。歌词为实现作曲家的宏愿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痛惜天才的作曲家过早地离去！要是他活到今天──当然是８０高龄了，听到他的歌声至今还在大河上下、天南海北鼓舞着炎黄子孙团结奋起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那该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在他正常延续的后４０年中间，他该写出多少不朽的时代乐章啊！想到这里，越发感到我们损失之大！越发激励年轻一代的有志之士，急起直追，弥补我们的重大损失，并且以超越前人的新创造，为新中国增添新的光彩！

（摘自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８日纽约《华语快报》）

【《黄河》本事（光未然）】

黄河以其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古往今来，多少诗人为它赞颂着歌唱着。

在《黄河大合唱》中，展开了一幅壮大的幻想和现实的图画。

乌云满天，惊涛拍岸，黄河的船夫，在暴风雨中搏战，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彼岸。这象征着我们伟大的民族和人民突破惊涛骇浪般的重重困难，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

于是在高山之巅，出现了时代的歌手，他代表着祖国英勇的儿女，歌颂着黄河，并要学着他的榜样，像他一样伟大、坚强。

民族的诗人在亚洲巨人面前，兴起了怀古的心情。他向着黄河巨人，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他看见巨人醒来了，掀起他的怒涛，发出他的狂叫，响应着祖国满山遍野的战斗的歌声。

黄河东岸，沃壤千里，男女老幼自得其乐，一旦暴敌侵入，带来了疯狂的杀伤，妻离子散，一片凄凉。

两个流亡的老乡，在黄河边上不期而遇，他们各自诉说着自己的命运，终于一同踏上了战斗的道路。

然而他的妻子，一个乡村妇女，失掉了丈夫，失掉了小孩，自己也遭到野兽的蹂躏，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偷偷地跑到黄河边上，经过一阵悲惨的哭诉，便投身到滚滚的黄河波涛之中。

这时在河东，河北，在万山丛中，在青纱帐里，四面八方都卷起了复仇的巨浪，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正在为保卫黄河、保卫祖国而战。

怒吼吧，黄河！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吧！──我们代表五万万人民为祖国的最后胜利而呐喊着。

（摘自《黄河大合唱》，１９３９年８月重庆生活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