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从“效法洪秀全”到“再造中华”

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１８８９年，李大钊还未出生，父亲已经病逝，仅仅过了１６个月，苦命的母亲也因不堪重负而谢世，李大钊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６０岁的祖父便肩负起抚养孙子的责任。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动荡，风雨飘摇，腐朽的清王朝气数将尽了。李大钊的祖父是一位“能耐人”，他见识广，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备受大家尊敬。

李大钊４岁时，祖父就用硬纸做成“认字卡”，在玩耍中教他识字，开始最初的“寓教于乐”。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祖父是最疼爱自己的人，可是他若完不成识字任务，祖父又变得非常严厉，动辄就罚站。在祖父循序渐进的教导下，李大钊不到６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还能读布告。茶余饭后，祖父还会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教李大钊怎样明辨是非。李大钊在祖父煞费苦心的培养下渐渐形成了坚毅稳重的性格。

李大钊的第一位老师是单子鳌，单老师为他起名为“耆年”，字“寿昌”，取健康长寿之意，希望李大钊能避开父母早逝的命运。李大钊还跟随过被誉为“优贡”的黄宝林学习。一次，黄老师讲起太平天国的故事，当讲到洪秀全“造反”，建立起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颁布“天朝田亩制”时，喜欢思索的李大钊不禁问，“这些主张不好吗？为什么是‘造反’呢？”黄先生无法回答，只得说“以我见之，好行新法违俗者即为造反”。谁料李大钊脱口而出，“我长大就要效法洪秀全”，令老师和同学惊讶不已。

李大钊在旧式私塾学习了整整十年，拥有了良好的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底。在此期间，他已经形成了“念书就是为了报国”的观念，他曾说：“欲立其身，先忧其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念书就是为了强国富民，不能只想自己一生锦衣玉食，而忘了国家民族。”

李大钊１６岁时本欲参加科举考试，正当考试进行期间，永平府接到了清政府取消科举入仕制度的谕旨，他即转入永平府中学继续学业。１９０７年，李大钊怀着“再造中华”的志向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是国内第一所正式的法政专门学校，学校各项工作都很正规，外语教学很受重视，李大钊于是有了机会系统地学习英语和日语，为广泛阅读创造了必要条件。为勉励自己上进，李大钊改名为“钊”。成为“法政三杰”之一的李大钊不限于苦读课本，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富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青年李大钊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以“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为己任。

１９１１到１９１２年间，辛亥革命的烽火燃遍全国，然而，袁世凯不久就窃取了革命果实，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李大钊积极参加北方的革命活动，猛烈抨击军阀官僚政治，在《言治》上发表政论性文章，开始初发政见，涉足政治。李大钊在天津毕业后，“仍感学识之不足”，为了救国救民，李大钊想到日本寻求革命的真理。此时，培养了李大钊长达１８年的祖父已经去世，家中财产所剩无己，多亏夫人东挪西借，辛苦操持，在友人帮助下，李大钊终于实现了东渡日本留学的愿望，并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时期，他组织神州学会，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压迫，写了许多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文章，并以此闻名于世。正是有这样一段经历，使李大钊进一步开拓了眼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了理论基础。李大钊后来说“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华之不可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