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１９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到１９２５年全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时自然消失，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对认识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和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均有一定的意义。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最初是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张梦九、周太玄、雷眉生６人在同乡、同学之谊的基础上结合而来的。李大钊参与发起，既有私人友谊在起作用，也同样有思想背景相同的原因。

李大钊不仅有少年主义的倾向，而且其《青春》一文可以说为这种少年主义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这种中华民族将复活更生、回春再造的信念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铤救中华民族而努力。

１９１９年１月李大钊即想阐述自已的少年中国主义思想，准备著《少年中国主义》一书，作为少年中国丛书的第７种。这时李大钊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在１９１９年８月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时公开宣布自己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在这种情况下，９月１５日，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少年中国主义主张。

从《“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看，这时期李大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尚未完全用于指导中国的改造运动，他仍然相信创造少年中国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形式，相信少年中国的理想是自由的创造，各人所欲创造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只要向着光明方面走，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理想，既充满了热切的改革精神，又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

李大钊的这种思想，既体现了他对自由意志和政治能动性的强调，也体现了他用人道主义来校正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反映了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他所接受的各种思想加以调和的复杂情况。

李大钊在初步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受托洛茨基《战争和社会主义》英译本《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平和》一书的影响，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期望所激动。他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目的是“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布尔什维克将要造成“欧洲联邦民主国”，进而结成“世界联邦”，创造“自由乡土”。“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盟，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所以我们亚洲也应在民族解放、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相似的组织，“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李大钊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开始向会友宣传共产主义，由于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形成了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论。１９２０年８月李大钊提出学会有标明主义之必要，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人表示赞同，而左舜生等人反对。在１９２１年南京大会和１９２２年杭州大会上均有激烈的争论。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渐次警觉共产主义运动亟宜设法预防，因而提出国家主义与之对抗。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内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遂于１９２３年起转变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全会骚然，不可终日，到１９２５年自动解散。

在１９１９年８月《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虽然宣布他是爱谈布尔什维主义的，然而他仍然相信所有主义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正因为如此，李大钊相信少年中国不是死板的模式、铸定的偶像。这时李大钊已经同陈独秀开始讨论建党的问题，并与俄共党员有了联系。１９２０年四、五月间维金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又往上海会见陈独秀，８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开始派人领导工人运动，亲自去郑州指导。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李大钊迅速向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１９２１年３月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表明他不再寄希望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团体，公开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过去人道、自由、博爱的一般理想。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彻底摆脱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抛弃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内容，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的少年中国主义虽然已是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仍然没有具体化，并且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成分，然而，李大钊的少年中国主义又充满了进取的精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又受现实政治形势的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一切使李大钊不断抛弃其思想中消极的、浪漫的、空想的成分，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