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端木蕻良

１９９７年初，忽然从报上看到端木蕻良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遗憾和懊悔之情，在我心中弥漫开来……

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颇有些“故事”的老作家，其实和我交往并不多，更说不上有多深的私人感情。然而他所留给我的特殊印象，却超过了我十分熟悉或相交甚深的许多人。这不仅由于我们之间一些微妙的心灵撞击，更由于曾经有过的一个默契，一个心照不宣的承诺。可是这些年来，由于我个人生存环境的重大改变，致使这一默契和承诺一直未能实现。而现在，由于端木老的溘然长逝，更使之变成了一桩永远难以弥补的憾事。

我最初接触“端木蕻良”这个名字，是从少年时代喜欢唱的一支老歌《嘉陵江上》的歌谱中见到的。这支歌创作于抗日战争年代，由贺绿汀作曲，旋律优美流畅，感情真挚浓烈，很像西洋歌剧里的咏叹调，唱起来有一种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的感觉。这当然与歌词写得富有诗意和激情是分不开的。所以，从一开始唱它，我就深深地记住了歌谱上那颇有些怪异的词作者名字──端木蕻良。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渐渐知道他是一位从三十年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作家，本名曹京平，“端木蕻良”是他１９３６年开始并一直沿用的一个笔名。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具有史诗般的大气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赫赫有名的女作家萧红的第二任丈夫。

我真正与端木蕻良见面相识，是１９８１年秋天。我因创作歌剧《曹雪芹》而涉猎红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在当时让人觉得新鲜的见解，受到专家们的注意，并被传媒沸沸扬扬地“炒作”了一通。此时应邀到济南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下子结识了许多年轻的和年老的学者，其中便包括端木蕻良先生。

初见面时，端木老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和不时露出的笑容。

如今我端详着我俩的合影照片。上面的端木老虽然也面带微笑，我却总感觉这静态的照片似乎难以完全捕捉他那独特的──时而诡谲，时而纯真，时而俏皮，时而稚拙……那笑容瞬息万变地贯穿在他整个的言谈举止和性情风貌之中。

据说以前有人对他的笑颇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厌恶。端木老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谈“笑”》。说是因为从小身体虚弱，经常疾病缠身，总愿意听一些高兴的事，有人便送给他一本笑话集，由此落下这个爱笑的毛病。这当然是一种幽默的自我解嘲。真实的原因，我看还是在端木老的性格中，似乎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温良、儒雅而又洞悉世态人情的达观与睿智。

在和端木老相识的若干年里，我们还见过好几次面。最使我难忘的，是1982年在上海参加全国红学研讨会期间的一次促膝倾谈。

当时，我们已经很熟识，少了许多初见面时的拘束与客套。他关切地问起我的创作和研究情况。我则选了个适当的时机，谈了我心里埋藏已久的一个疑问。

有一次我和峨眉电影制片厂一位导演聊天，听他说起有人想拍一部反映女作家萧红的故事片，已经筹备了好长时间，终于放弃了。原因是不好处理至今还健在的端木蕻良的形象。我一听大为惊讶，问道：有什么不好处理的？他又不是汉奸卖国贼，大不了与萧军、萧红之间有些难以理清的感情纠葛罢了──这不正是把电影拍得好看的绝妙素材么？这位导演说，问题可不那么简单。据目前一些知情者介绍，端木当初很对不起萧红，在危难之际离开了她，陷萧红于困境──已经不是一般的感情问题而是不仁不义的品格问题了，怎么好在端木健在的时候去直接表现呢！

由于我当时并未深入地读过有关史料，对这位导演朋友的说法自然不便提出异议。但我凭着与端木老接触的直观感受，似乎觉得他并不像是一个思想浅薄的无情无义之辈。于是怀着好奇心专门去查阅了一些有关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录之类，这才发觉事情的真相与那位导演传达给我的（实际上也是当时健在的某几位知情者兼当事人头脑中所固有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出入。这里边分明存在着某种由来已久而又根深蒂固的“冤情”。

最关键的一点，我从这些史料中压根儿就找不出端木蕻良在危难之际离开萧红的“不仁不义”之举。只有一件在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接近那看法的事情，但其性质与那导演的说法却有天壤之别。据我现在对所查阅史料的大致回忆，那件事情发生在１９３９年，即端木与萧红刚刚结合不久，他们决定从即将被日军占领的武汉撤离到重庆。由于只弄到三张轮船票，其中两张又必须给一位带着年迈母亲的朋友，端木便决定让已经怀孕的萧红和那朋友母子一道先走。然而萧红却不放心书生气十足的端木，执意要让端木先走。萧红的理由是，自己朋友多，容易弄到票，很快就可以赶来；若换了端木在后面“压阵”，反倒有可能最终去不了重庆。端木拗不过萧红，只好先走。萧红后来果真很快就到了重庆。这在两人共同生活的短短三四年间，是惟一的一次短暂分离。

现在来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我以为萧红的决定是对的。端木最终服从这一决定，恐怕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端木与萧红的结合，曾遭到几乎所有朋友的反对。朋友们都为萧红、萧军这一对患难夫妻因性情不合而分手感到惋惜，总希望他们能有和好如初的一天，便在下意识里将端木与萧红的相恋结合视为“第三者插足”，因而对端木横竖看不惯。在这种情况下，让端木在武汉的混乱局面中独自留下来，谁还肯去真心帮助他离开呢？所以萧红的安排既符合当时的客观现状，又充分体现了她对端木的深爱与关心。可是我们不难想象，当重庆方面的朋友见到端木先期到达，竟将怀孕的萧红留在后面，会是何等的惊讶与反感。我想，所谓“危难中离开了萧红，陷她于困境”云云，或许正是这种惊讶与反感的情绪在长期议论中以讹传讹的结果吧！

事实上，萧红到了重庆之后，与端木依然感情甚笃，他们自己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后来他们双双转移到香港去发展，照样是自始至终相依为命，一直到萧红在香港不幸病逝为止。

当然，我接触的材料毕竟有限，加之好多人提及萧红与端木的关系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怀有偏见，使我对某些问题仍然感到不甚了了。比如有的文章中提到，萧红在病逝之前似乎常常流露出一种孤寂、苦闷的情绪。这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片面猜测，或是其间另有什么隐情呢？

于是我借此机会，试探性地问道：“端木老，好多人都说您过去对萧红不好；可我从接触到的史料中却无论如何看不出这一点。您自己对这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端木听了这话，顿时收起笑容，对我注视良久。大约看我确无恶意，才用一种忽然变得有些嘶哑的声音说道：“说这种话的人，大多属于偏听偏信的误解；个别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故意歪曲事实，或凭空臆想。我和萧红从相爱结合到守着她离开人世，感情一直很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冲突，我也从来没有逃避过对她应尽的责任。真不知有的人是从何说起！反正事实俱在，由他们说去吧──我就不相信白的可以说成黑的！”

真没想到，端木老对这件事竟如此坦然，如此自信。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步判断。只是我对他说的“个别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句话，仍略感诧异。这是指谁呢？如果是指萧军，则既有违于事实，也好像与端木温和宽厚的性格，以及他从来不在言谈中伤害萧军的一惯作风不相吻合。但他既然没有直接说破是指谁，我也不便贸然追问，只是把这疑问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过了些日子，我在接触到更多的材料之后，才逐渐明白：这似乎是在暗指端木和萧红在香港时曾经帮助过的一位青年作家。此人因与萧红同乡，曾到香港投奔萧红与端木。他们也给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因而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曾请他一起来轮流陪护过萧红一段日子。不料在萧红去世以后，却从此人口中传出一些说法，还写过一些回忆文字，说萧红与端木在一起感到苦闷，并说端木在萧红病危之后“不告而别”，“丢开了萧红”，从此把“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转移到了他一人肩上云云。他的这些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说法，虽然早被在香港与萧红夫妇交往密切并给过他们许多帮助的友人柳亚子、周鲸文、张慕辛等著文揭穿了，然而在国内文化界中的影响仍然很深。那位导演朋友传达给我的信息，正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但我在和端木老交谈时，还并不全然了解这些发生在萧红病逝前后的种种复杂情况。我只是从已知的有限材料中感觉到萧红与端木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不渝的。）

在交谈时，我惟感到诧异和遗憾的是，端木老似乎太书生气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将有关事实真相写成文字公诸于众呢？于是我问他：“您有没有打算将自己一生的曲折经历，尤其是和萧红之间的感情真相，用自传的形式写出来呢？”

端木老听了，重又露出他那特有的笑容：“我何尝不想写呀！但现在肯定不行，今后也恐怕没有这个机会。《曹雪芹》（长篇小说）耗去了我太多的精力。到现在只出了上卷，中卷也还没有最后完成，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下卷写好，就心满意足了。而且好多约稿我都顾不上写，哪还有时间写自传！”

“如果别人要写，您会欢迎吗？──譬如我。”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会突然冒出这样异想天开的想法。

端木老一听，顿时朗声大笑起来：“好哇！你真有此心，就好好下点功夫，先收集一些背景资料，尽可能把以前有过的记载都收集起来。等你心里真正有数了，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激动地站起来紧紧握住端木老的手，表示一定要努力去做好这件事。

但他让我坐下，又收起笑容，语调低沉地告诫我说：“记住！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在没有十分把握之前，一定不要过早地讲出去──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阻力。”我默默品味着他说这话的分量和从中流露出的关切之情，点点头说：“请您老放心，我会记住的！”

转眼之间，十余年过去了。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人生转折，我在这期间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许多原定的写作计划──自然也包括和端木老约定的这件事。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和端木老之间的默契与承诺。

现在让我最感到懊悔的是，不应该在离开文坛的这一段时间，全然中断了与端木老等师友们的联系。如果早一些意识到这一点，我或许会及时发现端木老的生命行将衰竭的征兆──就是拼了命，也要放下眼前的一切，去兑现和他“坐下来谈”的承诺，从而为实现写一部忠于事实的《端木蕻良传》的梦想取得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似乎化为了泡影。竟连他的遗孀钟耀群先生今在何方，我也一无所知，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只能时时拿出与端木老的合影照片，望着定格在上面的端木老永恒的笑容，默默地悲叹……

不过，无论今后我有没有机会借助对史料的查考和对知情人的深入采访，去完成这部《端木蕻良传》，我都想在这里说：对于像端木蕻良先生这样曾经处于国内外战争的动乱年代和错综复杂人际环境的历史人物，我们在对其作全面评价时，千万要慎之又慎；在阅读有关资料时，也千万不能盲目轻信。以免让那些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流行论调左右了我们的头脑。前段时间曾读到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女作家谈“东北文坛三老（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恩恩怨怨”的文章，其貌似公允的议论，实际上仍然囿于陈说。这篇文章曾被国内报刊广泛转载，起到了对上述由来以久的误解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这让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此外，我也殷切地期望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