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中的呐喊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于１９２３年，其中收录了鲁迅先生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２年间创作的１４篇小说。书名之所以定为《呐喊》，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具体而详细地解释道：“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以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

我们读《狂人日记》，便真切地听到发自先生体内的呐喊；读《阿Q正传》、《故乡》、《药》，仿佛看到先生因农民的麻木、不觉醒而振臂高呼；读《孔乙己》，我们同样体会到先生对那些受封建社会摧残毒害而迷失自我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

但是，我们读《社戏》却很奇怪：先生的那种急切呐喊似乎在这篇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中消失了。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为什么偏偏出现在《呐喊》中呢？它和同期的《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等直接指斥的篇章显得那么不协调。如果说是因它与《呐喊》中其他作品作于同一时期才被收到一起，那么，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朴素的乡土人情为什么和破败不堪、人情淡漠的故乡及“辛苦麻木”、愚昧、守旧的“病态社会的不幸人群”同时出现在《呐喊》中呢？

我想，探究这个问题，还是看一看《社戏》的全部内容吧！

《社戏》分为两个部分，是一篇自传性很强的小说。前一部分作者用幽默讽刺的杂文笔调，先写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戏园两次看京戏的恶劣印象。第一次看京戏，一进戏园，便被冬冬皇皇的响声震得头晕目眩，为找座位碰了一个大钉子。而所谓座位者，乃一条又窄又高的条凳，先使“我”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行刑拷打的刑具，不由得毛骨悚然的走出了”。这哪里是看戏，简直是受罪！作者通过形象的比喻和联想对京戏作了尖锐的讽刺。第二次是受好事者的怂恿，去看名角谭叫天的戏。这回是连刑具那样的条凳都没有，只能挤在人丛里站着看。向身边的胖绅士问了一句话，还受到他的蔑视，只好忍气吞声耐心地等着主角，苦等之余“使我醒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便挤了出去”。“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作品以诙谐揶揄的笔触写出了“我”在北京戏园里所感受的吵杂、势利、冷漠、庸俗的恶浊气息。

接着，回忆的镜头由近及远，由看京戏追溯到看社戏，“我”好像冲出乌烟瘴气的氛围，进入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境界，呼吸到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小说第二部分写“我”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和小朋友们一起去邻村看社戏的情景。外祖母家的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村里的人纯朴好客，小朋友们也因“我”来而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减少工作的许可，陪“我”一起掘蚯蚓，钓鱼虾，放牛。他们一个个聪明、热情、活泼，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去看那年的社戏。夜里行船的时候，“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夫，也停了艇子看着喝彩起来”。到达戏场，虽未看到想看的内容，但“我”的心情舒畅万分。回来的时候因为肚子饿，大家商议一起去“偷”罗汉豆，阿发因为自家的罗汉豆大，便让大家摘自家的。后来六一公公知道大家偷吃了他家的罗汉豆，非但不生气，竟还特地送了些给“我”吃。儿时平桥村的一切至今仍然使“我”觉得“再也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

在小说里，有嘈杂的都市生活与恬静的农村生活的对比；有粗俗自私的城市人与亲切和善的农民的对比；有愚陋倨傲的成人与聪明天真的儿童的对比；有充满生存竞争的纷扰社会与优美宜人的大自然的对比。小说里说的“不适于生存”的地方，不仅仅指看戏的戏园，而且指拥挤嘈杂、尔虞我诈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这里，人们你拥我挤，争夺、抢占着自己的“地位”，人们凄凄惶惶地进行着生存空间的竞争。这里是一片纷扰，一片嘈杂，让人不得舒心，让人不得愉悦，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没有感情交流。而“我”记忆中的“乐土”──平桥村，也不仅仅指平桥村，它是作者精心营造的新的“桃花源”。在这里，人情淳厚、景色宜人，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你争我夺，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宁静、温馨、平和。这才是作者理想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戏》描绘理想的图景，实为针刺当时的社会。作者对清新自然、纯朴恬静如平桥村一般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实是对如戏园一样尔虞我诈、不适生存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仍执迷不悟、自得其乐的人们的断喝。

这也许是《社戏》收录于《呐喊》中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小说名为《社戏》，但对看社戏描述得很少。开头记述成年时在北京看京戏的两次不愉快经历，然后，作者以浓重的笔墨写“我”在平桥村的愉快生活，特别写了那个月色朦胧、横笛婉转、豆麦飘香的夜晚和那些天真纯朴、机灵能干的农家孩子们。读《社戏》，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以双喜、阿发为首的那群机智纯朴、善良无私的孩子们。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经常写到孩子。《狂人日记》中有“救救孩子”的呼喊；《故乡》中对少年闰土的“一往情深”，在对故乡极度失望之后，又从儿童身上重新看到希望；《孔乙己》中，当周围所有的成人都以孔乙己为取笑对象时，作者写出了那群天真的孩子对孔乙己的真诚。对于后代，鲁迅作为长辈的心愿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以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作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社戏》中，“我”从鲁镇来到平桥村，不但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还可和小伙伴们一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玩耍，平桥村之于鲁镇，正如百草园之于三味书屋。看戏途中所领略到的山水之美远比从经书上读到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要真切得多。平桥村的孩子之所以具有那些美好的天性，实在是环境使然。至此，我们难道不能从《社戏》中看到作者对自然的、符合儿童个性发展的教育形式的呼唤吗？

以上也许是《社戏》收录于《呐喊》中的第二个原因吧！

综上所述，《社戏》被作者收录于《呐喊》之中，不仅仅是因为它和其他几篇小说写于同一时期，更是因为它的主题与整个小说集所表现的主题是一致的。我们读《社戏》同样能听到鲁迅先生的呐喊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