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妈妈是个作家,我觉得她就是我妈妈。我知道她写作品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她写《关于女人》的时候,那时妈妈辞去了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家里就靠爸爸一个人赚钱,而爸爸又得了肺炎,几乎都要死了,不巧那时我们家又被盗,本来还有架打字机准备拿去当的也被偷了,妈妈没办法只好写文章来卖钱。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感受最深的是从小妈妈就教我们要真,做人要真,要说真话。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从小跟妈妈呆在一块儿时间最多,也是得了母亲最多的爱的一个孩子。小时候妈妈常给我讲故事,常带我到哥乐山去欣赏大自然,然后总告诉我应该热爱小动物,说它们既然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应该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小时候我特别顽皮,人家也说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特别喜欢在外面玩,有时候我逮着蝴蝶儿,或是小虫子、小麻雀,妈妈总是说“你把它放了吧,它妈妈可能在找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妈妈可能会着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在外面没有妈妈,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很纯真的,从我爸爸妈妈的结合上也能看出这一点。妈妈是十九岁出名,从此以后有很多很多名人都追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恭维我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我爸爸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不恭维我妈妈的人。他第一次就问我妈妈:你看过这些书吗?我妈妈说没有。我爸爸说那你到美国真得好好学习,真得将这些书好好看看。当然我们后来跟爸爸开玩笑说:爸爸有着独特的追求我妈妈的办法。我爸爸是学社会科学的,他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给我妈妈的书中,在爱情的下面,他总是拿红线画出来,他就是从这种角度追求我妈妈的,所以后来我们开玩笑说爸爸很狡猾。但他确实是很纯真的一个人。爸爸当时向妈妈求婚,需要得到她爸爸妈妈的允许。于是就给妈妈的父母写信,他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写,表述他对婚姻的看法,说明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结合,这封信是妈妈帮爸爸改的,实际上也等于是他们俩的“合谋”。所以我觉得我妈妈的“真”在选择我爸爸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出来。
妈妈有很多学生,她都很爱他们,她的爱总是“给予”。当时她的许多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很贫苦。比如萧乾,当时就很苦,妈妈帮他们找了一份抄写工作的。也都是妈妈帮他们找工作的。他们长大以后,妈妈又给他们做媒,他们订婚、结婚、生孩子、起名字,妈妈都要出来帮忙。记得爸爸当时带一个叫黄迪的学生写论文,黄迪老写不出来,爸爸问他为什么,他说他那孩子半夜老哭,弄得他没法写。爸爸跟妈妈说了,妈妈每天傍晚在给我洗澡之后就坐着洋车到黄迪家给他孩子洗澡。孩子洗了澡,睡好了,半夜就不闹了。我们家几乎是爸爸妈妈的学生天地,有的哭着进来,有的笑着进来,或是因为失恋啦,与妻子吵架啦,或是添了孩子,取得什么成功啦……妈妈总是与他们分担忧愁、共享欢乐。妈妈总会有一些稿费,但经常都给了别人。如家里老保姆的女儿,上初中、高中、大学,都一直是妈妈资助的;再如现在她常会收到许多礼物,她总是想哪个司机的孩子需要什么,作协的司机她都很了解,经常是刚收到就给出去了,她总希望别人能和她一起分享这些礼物。
妈妈对名利是看得很淡的。有人问我妈妈为什么能活到九十岁,我觉得这是因为她非常超脱,非常豁达。她现在觉得她什么都不怕了,她觉得自己不是为别人活,不是为名、为利活。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多给社会介绍一些年轻的作家,有时我一回家,她就招呼我,说哎呀小妹,快来看,这篇文章特别好。她总愿意把这些好的作品推广出去,而且她认为一切年轻的作家都应当和外界多接触,因此有人一定到我们家来,她总是向大家介绍说,最近又出了某某青年作家啦,等等。她觉得今后的世界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
妈妈在培养我们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她从不强迫我们作什么,从不压服我们,总是跟你说理,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都能够讲通,比较民主,让我们自由自在地发展,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幸福的地方。我从小就想学医,姐姐想学历史,后来周总理说,我们既然在国外都有了英语的底子,希望能把外语继续学好,所以我姐姐现在也在北京外语学院,也在英语系教书,她搞美国文学,我搞美国学,介绍美国的社会与文化。我通过带研究生和本科生,让学生看到自己国家的可爱之处和问题之处。在教学过程中,妈妈也总是要求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觉得,我和姐姐都比较热爱自己的事业,这跟妈妈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比如一九三八年回国以后,我承担过一次中学教师英语培训的任务。当时我把这些学生请到我们家去,妈妈非常高兴,对他们说:“希望你们当一辈子中学教师。你们是教外语的。外语的基础很重要,中学尤其重要,只有把基础打好了,到高年级才能学得好。”他勉励他们一定要坚持在教师这个岗位上,还跟他们讲我们家就是世代老师,她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妈妈也是老师,我哥哥姐姐又是老师。她以此来勉励我的学生。
我妈妈是一个意志非常非常坚强的人。她一切身体一直很好,尽管有一阵吐过血。但自从一九八○年她得了偏瘫,又摔了一跤以后,就不行了。有一次她特别难受地对我说:“我以后可能写不了了。”因为她偏瘫是在右边。但妈妈毅力特别坚强,等到稍好些以后,就开始下地走路。每次我扶她练走路,她都是流着汗,很疼很疼的;除了练走路,她还练写字,先是天天拿笔写五十个字,都是歪歪扭扭的。她当时不论作点什么都很费劲,因为除了大腿骨折,腰也不好,但还是每天写五十个字,后加到六十个字,一百个字,到四百个字。这就是她当时为什么写《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原因。我觉得,她活到现在确实很不容易,她现在写字一点都不抖,而且很顺,很快。妈妈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她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尤其是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有的教师的生活情况不太好时,经常会很难过。她写《我请求》,就是满怀这种感情写的。有时听到什么,她会气得要命,比如听到浪费啦,贪污啦,盗窃啦,她就恨极了。但如果听到进步的事,令人高兴的事,她的情绪就特别好。而且有一条,凡是福建人要她做事,长乐人要她做事,她不会拒绝;孩子、教育方面的事,也从不拒绝。因此我觉得,妈妈的爱恨感情是很鲜明的。妈妈每天晚上差不多都要看电视,她喜欢看相声晚会、音乐晚会;好的电视剧,像《篱笆·女人和狗》,她也爱看。另外,她还看球赛,任何球赛,只要有中国队参加,她一定看,不管多晚都看。你问她足球她也明白,有的队员的名字她还叫得出来,如果一看到中国女排赢了,妈妈也是要掉下热泪的。
关于我妈妈写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印象里,她从前往往都是在家务中来写作。我们家尽管有一个保姆,但妈妈还是经常下厨房去洗碗碟儿啦,捡煤核儿啦,这就是她打腹稿的时候:扫地,插花,或是一个人出去看朋友,或是早上醒来以后,也经常是打她腹稿的时候。她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的,写出来以后,她总是要抄一遍,我以前很少看妈妈的东西,但从八十年代以后我实际上等于是妈妈很多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她写完了,总要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怎么样。”她总是希望人家给她看一看,然后再发表。因此,有时我也跟妈妈开玩笑,说要是我给你提意见也要算稿费,至少得几千块钱呀。
妈妈对我们的影响,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她从小就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女孩子,但不要靠男人,一定要有独立性,一定不要依附别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了。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孩子玩什么我也玩什么,爬树,打弹弓,玩弹球,一个人系根绳子打秋千,摔出去流得满嘴都是血。我也很少哭,因为妈妈总告诉我应当勇敢,自己做就要自己受,因此这一点我们很独立。
在国外的时候,人家都问:“你们不愿意留在美国?”我们说不愿意,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尤其现在更是,我可以通过教书,通过我做的人民代表的工作,来逐渐地改变不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任务。因此我觉得我妈妈,她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也尽到了一个老师的责任,因为她教育我们从小就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管她还有着怎样的不足,祖国毕竟还是自己的祖国。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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