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冰心 —— 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

他们是两位文学的巨人，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人们也许知道他们共有的许多优秀品质，但是却未必知道他们之间的没齿深情。丹晨老师的文章向我们娓娓道来的，是两个智慧、正直的心灵在撞击中产生的高度默契。这种默契体现了人类最珍贵的──友谊。

编者

１９２２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听着蝉声，读着刚刚出版的冰心的诗《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

但是见到冰心却是１１年以后了。１９３３年，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冰心是一位坦率、亲切而温和的女性，因为长他们几岁，把他们当做小弟弟一样看待。那时她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作品，感受到这位年轻作家有着太多的悲愤和激情。

１９４０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１２月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除冰心、巴金外，还有茅盾、徐迟等许多人。从那时起他们来往多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正好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欣然同意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一口应承。他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基础上选编成三册，书名为《冰心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刊行。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

“文革”时，巴金与冰心都进牛棚，入干校，在极左思潮恐怖的统治下失去联系１１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恢复了通信。

到了１９８０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是一种升华，使他们由文学界的老友，跃为人生难得的知己。

同年４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是７６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

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那次聊天，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午夜十二点，冰心催促巴金休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许多日子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１９８５年，冰心迁往新居，巴金去探望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

长期以来，冰心对巴金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他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同时，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１９８５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

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１９８５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１９８９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１９９０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笔者注）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姊，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和吴青。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反感。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让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锋利”、“烫手”、有“辣味”，“感到很痛快”。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１９８９年夏。他在信中也惆怅地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在祝贺冰心九十华诞时，他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但是，巴金还是在后来的信中多次倾吐了自己的感情，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你！”“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是我的幸运。”

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被人称为文学祖母，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为文学大师，伟大的作家，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寓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喊出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晚霞似火，为国家、民族而忧患，而思考。他们在生活上、健康上互相关心，感情上的交融，使他们彼此深深地理解。他们已经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至交，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得到滋润、抚慰和温暖，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冰心在收到《巴金译文选集》十卷本后喜欢万分，说：“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指巴金从来不领国家工资，靠稿费为生──笔者注），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她把他们之间形容为“金坚玉洁的友情”。其实，应是“金坚冰洁”才更贴切。巴金曾引用鲁迅给瞿秋白的题词来形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冰心看了，为之动容，也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那年巴金生日，冰心送给他的一个册页上就写着这两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深情。

从１９８０年４月访日到１９９９年３月冰心逝世的１９年中，巴金和冰心因地处南北，受到空间的间隔，只有少数几次见面，１９８５年后不复相见。完全依靠书信交流来沟通心灵，倾吐衷曲，几乎没有中断。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准备以后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无疑会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这两位文坛元老在晚年的感情交往也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一段佳话。

（摘自２００１年０１月２３日《生活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