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冰心，是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和读者心头，已经亮了七十多年…… 她不慕荣华，安于平易，在北京西郊的苏州街住了已四十余年。生活上，她心里没有“舒服”的位置，时时追求的是耕耘，是收获。

我们的诗人，在她的一生中，虽没有如山的波涛，但也不是风平浪静，那九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的国家经过血与火的抗争，终于从黑夜走向黎明。冰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近一个世纪，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脚印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且有深有浅。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那支多彩之笔，记下了她的成长，她的观察，她的感受，她的爱憎，她的忧患，她的鞭挞……几十年了，她仿惶过，但她总是不停地进步，即使是泥泞、荆棘，她也踏过去，在时代的风雨里摸索着，跋涉着，寻找着真理，追求着光明……

一

“我的生年最好记：１９００年！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冰心说。

冰心姓谢，学名谢婉莹，笔名有冰心女士、男士、冰心等。她在《我的故乡》里一开头就说：“福州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其实，冰心填写任何表格，她的籍贯并不写其祖父谢子修“进学”的地址──福建闽侯，而是写福建长乐。她虽然于１０月５日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但诚如她说的：“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我的故乡》）。

冰心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教书匠”，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据他们的家谱记载谢家是晋朝谢安的后裔，是从江西迁去的。冰心的曾祖父出身颇苦，“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在旧社会，不识字的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有一年春节，她的曾祖父向人家要帐，因不识字，被赖了帐，空手而回，在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闻讯自缢。被解救后，这对年轻的农民跪在地下，对天起誓：若天赐子，死活也得让他读书识字！祖父讲的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着冰心。她祖父终于成了一位学问家，两位伯父也都成了“教书匠”。而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则成了清朝政府海军练营营长和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中华民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的父亲十七岁那年，祖父的朋友严复到福州招收海军学生，认为他可以投笔从戎，严复就出了一道诗题和一道八股题，结果他都做了出来。于是谢荷璋就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当了一名驾驶生，后来成了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到过英、日等国。她的母亲杨福慈，是在九岁时，由冰心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说定的；十九岁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但谢荷璋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冰心父亲参加了甲午中日海战，军舰被击沉，他回到福州。不久，清朝海军名宿萨镇冰将军拍来电报，又把谢葆璋召去，晋升为海军要人……这就是冰心的家庭。但冰心认为自己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长乐县农民的痛苦生活，培育了冰心最初的人道、同情和怜悯。

冰心刚生下七个月，便于１９０１年５月随父母离开福州到了上海。那时冰心的父亲

已是清朝海军“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军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上海停泊几天，因此他们一家便搬到那里，住在昌寿里，谢葆璋每隔几个月就回来一次。

在上海，他们生活了两三年，大约在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间，谢葆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于是冰心又随父母到了烟台，祖父则回到福州，定居在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

在烟台，他们先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至今冰心还记得厅里的一幅长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工典八索九丘

这副对联，是她开始识字的课文。冰心回忆说：“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力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说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幅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拿起一枝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

不久，他们家搬到烟台东山北坡的海军医院寄住。从医院的廊上往东望，就看见了大海。海，在冰心的生活和创作里该是何等重要啊！海，使她爱上了自然，净化过她的感情，启迪过她的灵感。冰心说：“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我的童年》）

她在《自述》里，曾生动地描写过这一段重要生活：“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现代中国文学家传记》）

这时候，冰心每日读书识字，母亲和舅舅都是她的老师：母亲教“字片”，舅舅教课本。但是自从有了海和山那样美的活动天地，大自然的诱惑使她对于识字就失去了兴趣，即使母亲把她关在房子里，父亲用马鞭子敲着桌子吓唬她，她还是挣扎着跑出去，把那颗纯真的童心交给山和海……

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这是冰心八年烟台生活中离海最近的一段时间。

刮风下雨天，冰心不出去，呆在家里缠着母亲或奶娘讲故事。当她反复听完《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类故事后，她已能认得二三百字，这时舅舅杨子敬答应她每天做完功课，晚饭后便给她讲《三国志》。她觉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每次都听得入迷，舍不得睡觉，几乎每夜都由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但舅舅有工作，公务一忙，讲书就得中止，有时断五六天，冰心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蚊，围着舅舅的书桌转，但舅舅不理睬她的暗示。终于，“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她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读完了《三国志》、《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候，冰心已经养成了在山巅水涯中独来独往的性格，白天一个人常常跑到营门，摸着水兵的枪，天真地同他们谈话：

“你打过海战吗？”冰心问水兵。

“没有”

“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

“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

信？”

水兵那像誓言一般的自信的声音，多少年来一直响在她的耳畔。冰心虽小，但爱国之情就在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山、海之间这样的环境里，开始长出最初的苗苗。１９６２年９月，她写的散文《海恋》，记述的就是这段生活，并把那里的一切比作她童年生活最初的舞台：“……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冰心这时也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从营里回来，就教她打枪、骑马、划船，夜里指点她认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我的童年》）父亲的朋友都知道冰心会看《三国志》，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实在有趣，每次到船上，总把她抱在圆桌子当中，叫她讲《三国志》，其报酬大半是送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每次从船上下来回家，她总是欢天喜地在前面跑，白衣水兵抱一包小说笑着在后面跟。就在这时，她偷偷地写起了小说，第一部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之间的一种东西，是白话的，名曰《落草山英雄传》。但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冰心说：“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接着她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也是由于语言的重复而半途而废。当然这童年的“创作”，多属故事改头换面的抄袭，但其中也有在她幼小心灵里由那些故事而引发的天真想象，这种奇早的创作试笔，在小说家来说，在中国还是少见的。

冰心八岁时，上学的时间长了，书也看得多了。她从“说部丛书”目录挑出一些小说，常常托送信的马夫到芝罘市唯一的书店去购买。当时她正在学造句，写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冰心回忆说：“我为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着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得母亲反笑了。”（《自述》）

冰心的舅舅是一位老同盟会员，经常接到朋友从南方或日本寄来的藏在肉松或茶叶罐里的《天讨》一类禁书。她也学着大人，在更深夜静时偷看。这样，她也慢慢地关心起国事来了。她常常看上海《神州日报》和《民呼报》，读新旧小说。冰心说：“到了十一岁，我已经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无味的是《红楼梦》”（《自述》）

到后来，冰心去海滩少了，但站在楼上，大海尽在眼底。尤其在风雨之夜，也最爱倚栏凝望给她以神秘、温暖和快乐的灯塔的光芒……啊，烟台！多么难忘的生活！

表舅王（降右）逢到烟台后，成了冰心的老师。第一次谈话后，王向冰心的父亲夸耀她“吐属风浪”。冰心说：“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们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助长了她的谈锋，也有益于以后的创作。

舅舅杨子敬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是冰心最喜欢的人。冰心说，“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他讲的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表舅王（降右）逢是冰心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由于他的善诱，她才发疯似的爱上了诗，学对对子，看诗韵。冰心的父亲及其同事组织赛诗会，大家议定题目，分头做诗。赛诗会总是晚上在冰心的书斋里举行，她就在一边旁听。至今她仍能记得父亲那些朴实而富有“军人本色”的诗句，这不仅说明冰心的惊人的记忆力，也足见父辈的文化生活对她产生的长远影响。这时候，她不仅做论文，也开始了写诗。能找到的小说她差不多都看过了，兴趣转到课内书的学习上。

１９１０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曾视察烟台海军学校，为了控制海军，回京便派出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翌年的春季运动会上，蕴积已久的满汉学生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谢葆璋已被政府认为是“乱党”，因海军学校学生中有同盟会员、校图书馆里订有为同盟会宣传的《民呼报》之类，所以要对他“撤职查办”。他听了这消息和朋友的劝告后，立即辞职，于是冰心也告别了耳鬓厮磨多年的大海，随父母回到福州。

归途中，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在上海虹口，冰心也像大人一样，抢看当天的报纸，关心着革命的发展。她父亲的同班同学黎元洪将军签名的从湖北发出的起义电报，篇末以“黎元洪血叩”收束，那种激昂悲壮的革命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冰心，在大家捐款劳军的热潮中，她也把自己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献给革命军。那张她曾珍藏多年的收条上，写着“幼女谢婉莹君”……

１９１１年底，冰心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州，一家人在城内同祖父住在一起。冰心说：“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我的故乡》）

１９１２年，冰心考取了坐落在城内花巷的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她回忆说：“头几天我不很习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我的故乡》）

在女师，冰心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一封电报召走了她的父亲，于是１９１３年，他们全家就到了北京。这一年，她没有正式读书。弟弟们上课的时候，她呆在家里看母亲订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她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里，知道了“词”的形式，于是就开始阅读词。“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１９１４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自述》）

贝满女中坐落在北京灯市口，是一所教会学校，课程严紧，同时学生们的竞争之心都很强烈，冰心自己也不甘落后，所以一天到晚地做功课。如此紧张的生活一晃过了四年，在课外，除了看些她这时喜欢的笔记小说及短篇的旧小说之外，并没有专心攻读什么书，但英文知识得到了积累，提高不少。这时期，由于在学校每天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冰心说：“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这种“爱”，爱的力量，爱的色彩影响了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二

１９１９年，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洗刷着中国的河山，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冰心，就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第一批现代作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中，陈衡哲、袁昌英虽然在前，但作品少，同期的庐隐和冯沅君、苏雪林虽曾有与冰心齐名之誉，但终没有她那样的名气，稍晚一些的凌叔华、沉樱、白薇、陈学昭等人也不能相比。

冰心曾说过，是“五四”运动的惊雷把她“震”上创作道路的。

１９１８年秋，她从贝满女中毕业后即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学习，目的是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她父母都认为女孩长大后也应该就业。母亲讲过曾强烈刺激过她的一句话：“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当冰心懂事后，母亲便常常提醒她：“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

但那时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当教师或当医生。冰心说：“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从“五四”到“四五”》）冰心的父亲也鼓励她说：“东亚病夫的中国，是很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冰心从小立志学医，所以尽管爱好文学，但对于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等科都特别用功，她都争取学好考好。冰心说：“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的。”

冰心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后来女大并入燕京大学，称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她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就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投入爱国运动的行列。同时又被选为北京女学界联合一会的宣传股的成员。白天，她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上街宣传，去大会旁听，募捐，晚上就写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文章。群众游行示威、演说、火烧赵家楼……使这位刚要跨入青年行列的文静女子感奋不已。冰心说：“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从“五四”到“四五”》）

那时，联合会有自己的会刊，除了会刊登他们的宣传文字外，还要他们再找报纸去发表。冰心找到《晨报副刊》，因为她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她才正式用白话写作，用的是她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文字。冰心说：“放国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士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地浮现了。”“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划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冰心把稿子寄出后，心里反而增加了许多不安，连问他们用不用的勇气都没有。但三天之后，小说居然发表了，而且“冰心”之下，编辑还加上了“女士”。对于作品的发表，她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刘放园抓住冰心毫不放松，竭力鼓励她再写。当时，发表的喜悦也使她无法放下那支已经“写得滑了手”的笔，一口气做下去，几乎每星期都有出品，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雨秋风愁煞人》、《庄鸿的姊姊》等等。这时的冰心，几乎完全陷入了创作的冲动之中，无心做功课，她自己说：“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１年──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冰心自一述》）

这时候，“她以为‘文艺好像射猎的女神’，而她是‘勇猛的狮子’，在她‘逾山越岭，寻觅前途的时候’，受了文艺的‘当胸一箭’，于是她便从‘万丈的悬崖上，倏然奔坠于’文艺的‘光华轻软的罗网之中’。她又以为‘文艺好像游牧的仙子’，而她，则是‘温善的羔羊’，‘恬静无声地俯伏在她（文艺）杖竿之下’，她又以为‘文艺好像花的仙子’，而她是‘勤恳的国丁’，‘深夜──清晨’，她为文艺‘关心着无情的风雨’。”（茅盾《冰心论》）

由于社会宣传活动和写作，她的理科的功课落后了很多，实验室的实验课，也欠了不少，但都没有时间补上，也没法补。对于学习的前途冰心有不少焦虑，在她左顾右盼之时，周围的人都劝说她弃理学文。朋友的意见终于使她改变了初衷，于１９２１年理预科两年毕业后，就改入了文本科，而且还跳了一级。从此，她立志要走文学这条道路了。

冰心还是一位颇为活跃的学生会积极分子。她译比利时著名作家梅德林克的《青鸟》，自己还演《青鸟），为河北省文安县受灾的农民募集钱款，他们演出不少场次。鲁迅曾陪着苏联著名盲作家爱罗先珂先后看过燕大演出的《青鸟》，爱罗先珂说北大演戏没有燕大演得好。

三

这时候，冰心开始写《繁星》和《春水》。１９２１年９月１日，她在《繁星·自序》里说：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一九二０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冰心一直认为这两本诗集都是些“零碎的思想”，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在《自述》里还说：“我立意写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３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来了……”那时冰心正在西山参加夏令营活动。冰心所说的记者，就是孙伏园先生。他在为这首诗写的按语里说：“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之后，畏怯的冰心胆子渐渐大了，她说，“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总是应该有的。”

冰心在谈到如何开始写诗时，曾对来访者说，１９１９年，“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情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起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

１９７９年，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又一次谈到她的诗歌的创作情况，强调了所受的泰戈尔的影响，并指出主要的缺点：“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这是诗人心头的“文革”风雨尚未完全退去时对于《繁星》与《春水》的自我批评。

《繁星》包括小诗一六四题，于1923年1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多次，收入各种选本；《春水》包括小诗一八二题和《迎神曲》、《送神曲》、《一朵白蔷薇》等二十九首诗，于1923年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由北新书局出版，曾再版多次，收入各家选本。

这两部较早发表和出版的诗集，是中国新诗奠基工程中一块功垂青史的砖石。

《繁星》和《春水》，有许多歌吟自然、母爱、人类之爱的晶莹清丽小诗。这位带着自己的观察和一些苦闷，刚刚步入青年岁月的诗人，在大自然的长期熏陶、家庭教育和教会学校的感化下，带着自己独有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观念，以哲学家的慧眼观察宇宙万汇，捕捉刹那间的思索，并将其感受（零碎的闪光的思想）注进短小的诗行，赋以哲理。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繁星》十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繁星》十二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繁星》十五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一五九

野地里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罢！

——《春水》五五

顺手拈来这几首小诗，便可见《繁星》、《春水》之一斑。其中许许多多抒情的格言式小诗，趣味盎然，发人深思；当然，在那些闪闪发光的宝石中间，一层淡淡的愁雾总是萦绕不断。

苏雪林在评论冰心的小诗时说：“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分的诗人，冰心女士，不能不算一个。……她在《晨报副刊》上披露了《繁星》和《春水》之后，便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女诗人了。沈从文曾说冰心的作品‘是以奇迹的模样出现’的。‘五四’时期许多中年和青年诗人，‘在荒凉寂寞的沙漠中，这一群探险家，摸索着向着目的地前进。半途跌倒者有之，得一块认为适意的土地而暂时安顿下来者有之，跌跌撞撞，永远向前盲进者有之，……冰心，并没有费功于试探，她好像靠她那女性特具的敏锐感觉。催眠似的指导自己的径路，一寻便寻到了一块绿洲。这块绿洲也有蓊然如云的树木，有清莹澄澈的流泉，有美丽的歌鸟，有驯良可爱的小兽……冰心便从从容容在那里建设她的诗的王国了。”（《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

自冰心发表那些清新隽永的小诗之后，模仿者接踵而至，一时竟成一派，曰“冰心体”。但效颦的成功者甚寡，所以苏雪林说：“与原作相较，则面目精神都有大相径庭者在：前者是天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前者抓住刹那灵感，后者则借重推敲；前者如芙蓉出水，秀韵天成，后者如剪纸花，色香皆假；前者如古时神人餐冰饮雪，后者则满身烟火气，尘俗可憎。我最爱梅脱灵克（梅德林克）《青鸟》有‘玫瑰之乍醒，水之微笑，琥珀之露，破晓之青苍’之语，冰心小诗恰可当得此语……”

冰心的小诗清隽、秀逸、淡远，这同她的散文有颇多的相似之处。赵景深说她的诗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字的清新，一是回忆的甜蜜”。苏雪林则借冰心论泰戈尔文字的四个字──“澄澈”与“凄美”，来概括她的小诗的艺术风格，认为这四字正是女诗人的夫子自道。

冰心的这三百多题小诗的内容颇为广阔，所写的都是人类生活中的共同事物；但是若没有哲人之眼，诗人之心，是不会发现那些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内涵的哲理的，也不会抓住常人所无法猜透的妙意。而冰心，却通过“一朵云，一片石，一阵浪花的呜咽，一声小鸟的娇啼，都能发见其中的妙理；甚至连一秒钟间所得于轨道边花石的印象也能变成这一段‘神奇的文字”’。苏雪林说冰心的诗，虽是几句，有时数万言的哲学讲义都解释不出来，而“她只以十余字便清清楚楚表现出来了”。当然这些含蓄的抒情哲理小诗中，也有不可捉摸的思想、蒙防的意识，可一任读者猜想、意会、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兼可称为艺术上的一个优点。

人们素称冰心是“闺秀派”的先驱和代表，这大概同她的生活、性格，尤其是早期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分不开。整个说来，冰心的文字虽有女作家特具的那种细腻、清新、俏丽之美，但是并不乏深沉、庄严之美，二者是同时体现在作品之中的。

冰心的诗作里，有微笑，也有泪珠。那时，刚刚入世的诗人，很少有涉世的经验，对世界、人生的了解，多是从书本上得到的，现实是什么，前途是什么，单纯的诗人并不真正清楚，所以在她的诗里，有令人陶醉的开着艳丽小花的绿洲，也有长满荆棘的荒冢，有时阴云也蒙住她的感情，风雨也苦苦折磨她的心。于是诗人的园地里，便结出各样的果儿：向往的，追求的，爱的，憎的，也有幻灭的……，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冰心也有茫然感，在她的诗里也留下了投影：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语言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当心中的风雨来了的时候，冰心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只好躲到母亲的怀里，只有母亲才是“无遮拦的天空下的荫蔽”。诗中的一种无可奈何之感，曾悄悄地触动过许多人，可见，此种情绪也具有时代另一面的色彩。

冰心的清丽润秀的小诗，恬淡自然，绝大部分是自由的、无韵的，没有矫揉造作之痕。从内容上讲，“她望着繁星，对着大海，赞美自然，爱慕善良，探索真理。在夜气如磐、大地沉沉的当时，她告诉人们要追求真善美，憎恨假恶丑”（秦牧《一代女作家的光辉劳绩》），给人美感，给人认识，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不少篇章，还有鼓舞青年珍惜青春、发奋图强、努力进取的精神，因此，可以说，《繁星》和《春水》的历史价值是长久的。

四

１９２１年，冰心经许地山、霍世英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她是该会早期的会员，并经常在茅盾和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以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内容一如以前，是“问题小说”，字句要比以前更加凝炼。

冰心在燕京大学的生活中，被人评为“静如止水，穆若秋风”，除了正常的功课之外，她时时为之奋斗的唯一事业，就是创作。那时她已是蜚声文坛的作家了。

１９２２年夏，冰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由燕京大学提前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及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８月，在“五四”运动的低潮中，她与吴文藻、许地山等人同船赴美国留学，入燕京大学的姊妹学校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的威尔斯利大学（VellesleyCollege）学习。她在回忆这时期的创作时说：“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下来……”

《寄小读者》是冰心早期散文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最早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史中一块晶莹闪光的宝石，在现代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１９２３年７月的一天，在北京中剪子巷一家书房里冰心开始写第一篇《寄小读者》

──《通讯一》。同月２４，北京《晨报副刊》上新辟了“儿童世界”一栏，它的创议人，就是冰心。她曾多次建议《晨报副刊》设立儿童专栏，并在７月２５日即发表了《寄小读者通讯之一》。其中她写道：“我是你们天真队伍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从此她那颗童心一直保护到今天，一直是孩子们的最忠实的朋友。

《寄小读者》其中绝大部分写于１９２３年和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６年７月，当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便喊着：“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祖国的海波，一声声的洗淡了我心中个个的梦中人影。母亲！梦中人只是梦中人，除了你，谁是我永久灵魂之归宿？”她写了寄小读者最后两篇通讯，结束了连载三年的历史。同年，这部著名散文结集出版。

《寄小读者》主要记叙了冰心赴美游学旅途的见闻和在异国的生活。通过对“花的生活，水的生活，云的生活”的娓娓动听的描写叙谈和往事的回忆，表达了她深挚的爱国心曲。当她乘约克逊号邮船于８月１７日下午离开“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时，看着送别的亲人和祖国，她的心是何等凄侧啊！当她到了异国，便特别关心起祖国来了：“正不知北京怎样，中国又怎样了？”她觉得她的心情酷似华兹华斯《我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诗中所表现的那种对祖国的爱。她时刻眷恋着祖国，无休止地做着温暖的乡梦。

关于这部书的写作，冰心在四版自序里说：“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只有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这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思慈的母亲…她的爱，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担负别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记自己的痛苦。……这书中有幼稚的欢乐，也有天真的眼泪。”

《寄小读者》先后再版了几十次，它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巴金在《冰心著作集·后记》里说：“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的母爱。”冰心的母爱和爱祖国、爱儿童、爱生活是分不开的。

平时我们读或评论《寄小读者》，往往只注意它内涵的那热烈而缠绵的母爱、儿童爱以及绚丽多姿的美的自然，诸如“我小时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时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等所表白的思想和那比比皆是的诗情画意。而一方面不太多的抒写，却常被忽视。比如，当车过泰安时，她忽然忆起了临城劫车的事，“我这时心中只憧憬着梁山好汉的生活，武松、林冲、鲁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羡慕什么分金阁，剥皮亭，我羡慕那种激越豪放，大刀阔斧的胸襟！”（《通讯二》）当她到了临城站时，曾看见了一队又放炮仗，又吹喇叭的兵，但“我很失望，我竟不曾看见一个穿夜行衣服，带镖背剑，来去如飞的人。”（《通讯四》）当她听到美洲红人酋长威叩落亚坠崖自杀，山因此得名时，她便“以山势‘英雄’而威叩落亚死的太‘儿女’为恨”，于是，“每天黄昏独自到山顶看日落，看夕阳自威叩落亚的最高峰尖下坠，其红如火！……大地上只山岭纵横，看不出一点文化文明之踪迹！这时我往往神游于数百年前，想此山正是束额插羽，奔走如飞的红人的世界。我微微的起了悲哀。红人的身躯壮硕，容貌黝红而伟丽，与中国人种相似。只是不讲智力，受制被驱于白人，便沦于万劫不复之地！”（《通讯二十二》）在《通讯二十

七》中，她写了力士搏狮，讲到一败涂地的拿破仑和建立不世之功的惠灵吞，还讲到“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蛰，推开了生命的宫门。”“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追挨遍尝。要他针针见血！”这些其中的生命力量和庄严，是冰心作品中的一个应当重视的光辉的组成部分。

除《寄小读者》之外，她这时期的散文集还有《往事》（１９２０年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了后二十则）和《山中杂记》，内容和艺术特色都和《寄小读者》没有多大的异同。

冰心是最富有诗情的散文大家，其艺术成就曾得到许多作家的赞扬和肯定。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说：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红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把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女士的故乡是福建，福建的秀丽的山水，自然也影响到了她的作风，虽然她并不是在福建长大的。十余年前，当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孤身留学在美国，慰冰湖，青山，沙穰，大西洋海滨，白岭，成叩落亚，银湖，沽湖等佳山水处，都助长了她的诗思，美化了她的文体。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她的写异性爱的文字不多，写自己的两性间的苦闷的地方独少的原因，一半也因为她的思想纯洁，把她的爱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原故。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郁达夫对冰心的早期散文作了全面的评价，其中的不少观点是得当而中肯的。

当然冰心的早期散文也有其局限。比如太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母爱的作用，“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团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便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通讯十》）母爱是黑暗社会中使人生得其安慰和温暖的春神，但母爱是不同的。社会里普遍存在着爱和恨，只是“爱”是不能使社会变成一个极乐世界的。当时的冰心给人们的只是一颗“爱”心。爱的哲学，主导着她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另一面，《寄小读者》等，如果只是以小朋友为对象，显然是深奥了，不少道理和语言，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茅盾批评道：“指名是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在这里，我们又觉得冰心女士又以她的小范围的标准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冰心论》）这一点冰心自己在解放后也提到过。

三年美国留学生活中，冰心除了写散文外，还写了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如《赴敌》、《赞美》、《所见》等。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大半的光阴都用在汉诗的英译方面，翻译我国著名古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漱玉集》，并以此作为她的硕士论文，结束了学生生活。这一年，她创作的东西并不多。

１９２６年７月，冰心获得威尔斯利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即在燕京大学文学系任教，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兼课。她整天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和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未婚夫吴文藻的通信里，写作很少。１９２８年，她写了一首《我爱，归来吧，我爱！》的诗，是遥寄远在美国学习的吴文藻的。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公开发表的唯一的爱情诗。这几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这是冰心颇为遗憾的。

１９２９年６月，在燕大校园南大地六十号，二十九岁的冰心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她回忆说：“我们结婚之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痛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此后算是休息了一年。１９３１年２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这一年中只写了一篇《分》，译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写了一篇《南归》，是纪念我母亲的。”结婚后的冰心家务缠身，于是不能再专职教书。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６年只兼教于燕京大学，其间于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还分别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创作不多，只在１９３４年《文学季刊》在北京创刊，应郑振铎之聘任该刊编辑委员之后，创作才又多起来。这期间，做为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曾培养过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文化界的名人，如诗人林庚教授、戏剧家焦菊隐、历史学家翁独健、教育家关瑞悟等。

五

从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两个家庭》起，冰心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至抗战前夕，相继发表了成名之作《斯人独憔悴》、代表作《超人》和《分》等三十多篇小说及散文，分别集为《超人》（１９２３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往事）（１９３０年北新书局初版）、南归》（１９３１年，同上）、《姑姑》（１９３２年，同上）、《闲情》（１９３３年，同上）、《去国》（１９３５年，同上）和《冬儿姑娘》（１９３５年，同上）。还出版了诗集《繁星》、《春水》、《冰心诗集》（《冰心全集》之一，是她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３１年的诗歌总集，１９３２年，北新书局初版）和散文集《寄小读者》、《冰心散文集》（《冰心全集》之一；１９３２年，北新书局初版）、《冰心游记》（１９３５年，同上）、《平绥沿线旅行记》（１９３５年，平绥铁路管理局）和译作叙利亚凯罗·纪伯伦的散文诗集《先知》。

冰心的天才，最早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在“五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潮的直接影响下，她开始了“问题小说”的创作。《两个家庭》写摧毁旧家庭建立新生活，通过对比，触及了妇女解放和家庭等问题。《斯人独憔悴》写出了反帝运动中父子的矛盾，实则是新生一代同封建家长制度的矛盾，文中描写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颖石、颖铭二兄弟，最终屈服在封建官僚家长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吟起“斯人独憔悴”的诗来。这篇小说也反映了相类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短篇小说《超人》在冰心的创作生涯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茅盾说：“《超人》发表于１９２１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十三卷三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超人》在文坛上引起热烈的注意，说明了作者和广大读者对人生的探索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小说里的主人公何彬是个信奉“爱和怜悯都是恶”，对一切都极冷漠的人，但由于禄儿的“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吗？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几句话感动得使他痛哭流涕，似乎是良心发现，立刻认为“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冰心的“爱”的哲学至此便算完成了。当然在美国留学期间写的那篇小说《悟》，诚如茅盾所说是“《超人》的姊妹篇或补充”。冰心在《悟》里说：“地狱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霜露如何凝结，植物如何开花，如何结果……这一切，只为着爱！”“茫茫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古地，便不住的纤徐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运行了。”这便是冰心所认为的母爱的伟大力量。当时她的人生观、世界观、文艺观均受“爱的哲学”的主宰，她是以“爱”的观念观察和理解社会上的一切的，而对现实了解太少，认为人间的隔膜与罪恶，完全是由于人们不相爱的结果，只觉得母亲是人类的“灵魂的安顿”的所在地，母亲的爱是温暖人间的春光。

阿英在《现代中国女作家》（原署黄英）一书中评论冰心说：“和其他的作家一样，她对于宇宙的了解，是充满着神秘的幻想；她同样的感到，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测度的神秘的足以诱惑人们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她颠倒了，使她麻醉了，使她对于时间问题不得不冷淡起来。她只是努力于超自然的世界的追求，对一切社会事业表示嫌恶仿惶，她所认识的，只有精神世界。因此，对于生命，她也就不能获得一种正确的了解，而沉缅于各种唯心的说明之中，处处表示了她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但由于自然界的陶醉，母爱的浸润，她却感到了伟大的‘宇宙的爱’的存在。她对于社会的失望，人间的隔膜，纵使表示了极端的烦恼，可是，这一切，都被‘宇宙的爱’与‘母性的爱’的力量抑压了，征服了。所以，她的思想，即使陷于悲观伤感，却还不至于颓废，失望。”冰心所以没有失望，是因为她那时期手里有一面“爱”的旗帜，是“爱的哲学”给了她希望和光明。

陈西滢对冰心早期的小说曾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西滢闲话》）这句话切中了冰心小说的弱点。这主要是因为作者优裕的生活，限制了她的生活视野。但不管怎样，她的“问题小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是那个以“狂人”为首的激流勇进的队伍里的成员，他们不同的声音，或强或弱地也都汇入了时代的呐喊；揭露了一些社会矛盾，反映出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尤其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对人生的探索、追求。

当中国历史穿过风雨跋涉到１９３１年的时候，苦难的大地不断成长出新的因素。自然，冰心不仅听到炮声和呻吟，也看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于是她那“爱的哲学”里，萌生出叛逆的成分。就在这一年，冰心写出了另一篇小说《分》。这是她的又一篇代表作，标志着她创作的新高度，是她创作生活中第一个分水岭。

《分》具有几分童话色彩，它写两个刚降生的婴儿（他们都会说话，都有成人的思想，又有天真稚童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话，对比，表现了不同家庭（一个是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屠户的儿子）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前途，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深挚的爱与同情。当他们刚到人间的时候，在医院睡一样的床，穿一样的衣，一俟离开那里，这两个小小的新生命便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并开始了不同的奋斗。那屠夫的儿子有着自己的骄傲，他认为“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他还对那教授的儿子说：“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

从《分》发表之后，冰心又写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等等，这些小说都显示出更深的社会内容，大异于以前的作品，这无疑是冰心的成熟和进步。冰心在她的《自述》里曾写道：“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担在途中。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人看！”

每个作家，企图描写什么，都必须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关于小说创作，冰心曾多次说：“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五四”到“四五”》）这是冰心十分合乎实际而又十分诚恳的自白。当然，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诚实作家的伟大人格。

六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

三十年代，中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１９３６年，吴文藻教授因获得“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而前往欧美访问，冰心同行。行前，郑振铎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冰心初次会见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所见所闻，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浓重的暗影，同怀着亲亲的母爱、儿童爱，礼赞云霞的变幻，大海的壮阔、繁星的灿烂的第一次赴美留学的情况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满和失望。当一回到祖国，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从此开始了流离迁徙的生活。

１９３８年９月，她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那时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冰心身体虽然不好，但是为了生活，还不得不扶病执笔。１９４０年底到四川重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曾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７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１９４５年，天地出版社初版；１９８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关于女人》书稿的成书经过，冰心说，１９４０年，“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除了“对付”朋友和“写滑了手”的原因外，还因为“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这当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毕竟考虑了社会的因素——她发现“女人的确可怜”。对于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挚的感情的。１９４３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还说，上帝创造了女人，“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一架

‘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在冰心以男性的语气对于女人的谈论中，我们又在她的思想深处，清楚地看到了“母爱”的注释。

在四川，那段难忘的生活，使她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事实，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忆说，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庆，尤其是在重庆，经验使她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

１９４６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吴文藻教授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同当时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1949年，应日本著名文学家──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中国新文学系主任、冰心著作译者仓石武四郎的邀请，她在该校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成为女性进入东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的第一人。

冰心来到东京的第二年，多难的祖国，又被推入内战的火海。她好像也置身于战火，心清惶惶，为祖国痛苦着，创作的心绪像遇霜的秋叶，逐日枯萎。人的信仰，像一座雄伟的建筑，并非一日所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建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所获得的信任和希望之焰，在日本更加燃烧起来。她从香港朋友那里秘密地弄到几本革命著作。有时跑到海边，靠着岩石，任凭浪花溅湿衣裳，潜心阅读，并“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冰心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觉得，祖国和人民真正有了光明，她那逐渐形成的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寄托。

作家是思想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啊！但是冰心一家要从日本回国并非容易。冰心说：“我们是解放后１９５１年回来的，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想回来，但是回不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车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后来正好美国的耶鲁大学要请我们去，我们就拿耶鲁的聘书给台湾签护照，立刻就批了。在日本时，两个女儿都读圣心学校，离日前我还去圣心，请她们校长写封转学信，把她们转到耶鲁，所以她们的同学都以为我们要去美国。他们批了护照之后，我们就到了香港。那时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四，一个十二。我们一到香港，就把耶鲁大学的聘书和路费退了回去。于是，我们从香港经广州回到了北京。我还有个儿子，他是第一个回国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在日本时，他在美国学校念书，念完中学之后没有大学可进，美国朋友想让他到美国读书，他不肯去，要回国。后来我们说要送他去香港上大学。我们给他买了船票，从日本开船，经塘沽，他一到塘沽，就溜了下来，到了北京，进北京大学学建筑。他每次写信给我们，都是先寄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日本；我们给他写信也由香港转……”

这条坎坷之路，有荆棘，有虎狼，我们读者只知道冰心作品里所含蕴的爱国心肠，而不了解那一首从未写成文字的异常动人心弦的爱国心曲，不知道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辗转回到祖国的怀抱，完成生命旅途中一次最后的转折……

侨居日本五年，冰心所写作品不多，一些散文小品如《寄日本小读者》，散见于《东大周刊》及日本一些报刊杂志。

七

冰心，拥抱祖国母亲，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母爱。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

这时，她拿起生花之笔，开始了勤奋的创作生活，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冰心说，从此，“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１９５２年仲夏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招待冰心和吴文藻教授，对他们回祖国参加建设表示欢迎，井询问子女的情况。冰心说，儿子已入大学，两个女儿都在中学。总理问：“她们想学什么？”“大的想学历史，小的想学医。”冰心答。总理说：“年青人从外国学来的语言，口音比较正确，你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她们可不可以念外语？”以后，她的两个女儿吴冰和吴青，都读了外语，都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

１９５３年，由丁玲和老舍介绍，冰心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解放后，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为孩子们的写作上。她一直认为，一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她曾同张天翼等人领导了北京的儿童文学创作活动，培养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家。

正当冰心发奋创作的时候，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风雨推开她家的大门，袭击了吴文藻教授。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夫妻，其命运哪能分开？冰心的感情也像受了雷击一样，她是痛苦的，不解的。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把她接到家里，安慰她，鼓励她。

１９５８年，严文井、张天翼向冰心提议再写《寄小读者》；她欣然接受，捡起了已经中断二十多年的“通讯”。这一年的３月１１日，她给小朋友写了《再寄小读者·通讯一》。这篇散文里说：“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又极其真切，极其炽热地想起你们来了，……我如今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哪里！”是的，她没有食言，从北京，写到意大利的巴利城、罗马、威尼斯，瑞士的波尔尼，英国的爱丁堡。像一位伟大的母亲，没有吝啬自己的汗滴，把丰富的上等精神补品贡献给千百万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像殷勤的园丁，培育了满园鲜花！

冰心像一位天才的画家，解放后她用散文的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百卉葳蕤、生机盎然的生活画面。她在《小桔灯·新版后记》里说。“这里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孩子，也有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地区的孩子；也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许多景象，也有世界各地使我怀念使我低徊的山山水水。……而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国外的山山水水，更像一幅幅雄伟美丽的画卷，拉过了我的面前。”这是《小桔灯》的主要内容，也是冰心回国后文学创作的概括。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平地而起，横冲直撞，到处是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冰心没有幸免──抄家、批斗、劳改，使她整整搁笔十年。１９７０年，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一起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种麦子、点豆子、看青、摘棉花，这位作家长达十年的空白稿纸上，写满了检查，覆盖着尘沙。逆境中，又是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她。１９７２年秋，总理还对冰心说：“你我年龄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有鞠躬尽瘁四个字了。”总理的安慰和鼓励，使一直抱着希望的冰心度过国家和个人生活中最黑暗的时期，终于盼到春回大地，举着一面红旗，又“步履轻健地走在年老人和年轻人的队伍里”……

当冰心回到魂索梦绕的祖国，她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她热情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１９５４年以来，她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７９年，分别在第三和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１９７８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先后十三次出国，访问过印度、日本、苏联、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世界母亲大会”、“亚非作家会议”等国际会议，对增进人民友好、加强世界和平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解放后，冰心的创作是丰富的。１９５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旧作《冰心小说散文选集》之后，又出版了新作《陶奇的暑期日记》、《还乡杂记》、《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樱花与友谊》及解放后的散文选集《小桔灯》（１９６０年，作家出版社初版；１９７８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１９７９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冰心选集》。冰心的不少作品被介绍到国外，被译为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出版，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另外，她还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园丁集》、（印度童话集》、《印度民间故事》、《吉檀迦利》、《泰戈尔选集·诗集》（与石真合译）、《泰戈尔剧作集》、《马亨德拉诗抄》（与孙用合译）、《燃灯集》（诗集）、《世界史》（两卷）及《世界史纲》。

“四人帮”覆灭后，她怀着一颗爱心，在她最喜欢的儿童读物《儿童时代》上发表《三寄小读者》，使她的青春和新时代的春色、纯洁向上的孩子交融在一起。从《寄小读者》，到《再寄小读者》，再到《三寄小读者》，前后五十多年，这不仅是冰心所走的文学之路，也是她跋涉的人生之路。它们的文字，固然同样清丽可爱，但思想情调迥然不同，可以说，三个《寄小读者》反映了三个时代。

１９８０年，她的《小桔灯》等，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荣誉奖。她同年发表在《北方文学》三月“女作家专号”上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得１９８０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年４月，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归来之后，由于工作紧张，身心疲劳，夜里突发脑血栓病。八旬高龄的冰心，为了以后能继续为孩子们写作，那颗赤心驱使她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她像一位战士，急盼着重返前线，像一位母亲，惦记着家中的孩子——我们上国的两亿多儿童！她在《三寄小读者》的“写信代序”里说：“‘八十’一上两个字，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她不服老，“天真”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她说是千千万万的小朋友给她的“天真”，小读者的热情回响使她永远年轻！西谚云“生命从四十岁开始”。冰心说：“我想从１９８１年起，病好后再好好练习写字，练习走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努力和小朋友一同前进！”八十年代初，先后出版了散文小说集《晚晴集》（１９８０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集《三寄小读者》（１９８１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及《记事珠》（１９８２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论创作》（１９８２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冰心散文选》（１９８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选集》（１９８３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从１９８２年起，至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卓如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冰心文集》（包括小说、诗歌、解放前的散文、中国成立后的散文和文艺杂著）陆续出版。冰心在《序》里说：“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从这部六卷本的文集中，读者能清晰地“看到有一个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在她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环境里”，所跋涉的足迹，能听到她真实的心声……虽然她的年轮已经绕过九旬，却仍然创作不辍，天天对着稿纸倾吐心声，１９８７以来，相继在《北京日报》、《人民文学》、《收获》、《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与人民、与祖国共命运的小说《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落价》、《干涉》及许多散文，出版《冰心近作选》（１９９１年，作家出版社）。那篇霍达的《国殇》等都曾使她落泪、激愤，时至垂老，反而更多了许多忧患意识。

八

冰心，我们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我们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在她七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真诚地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她那光彩夺目的作品，是给祖人民和未来的最大奉献，是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

从１９１９年起，她同为数不多的新文学先驱者一起，开始了文学生涯，用实践进行着艰苦的开垦。新中国成立后，她更以自己全部的热忱灌溉文苑。她受过委屈，而没有怨言，只知道踏踏实实地写下去，把心交给祖国，交给孩子，交给光明和未来……

当我收束此文的时候，已是深夜。我激动地望着群星灿烂的夜空！这时我又想起《繁星》里的诗名，使我更加敬爱冰心。我觉得，这首诗，写的是她自己，是她一生奋斗的注脚。末了，恕我借用一位记者的话，献给冰心：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写到二十一世纪去吧！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５日初稿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０日修订

【作者简介】

阎纯德,男，１９３９年４５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文化研究》主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女性文学教学与研究，其研究还兼及文化及汉学领域。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多年。四次赴法国执教，两度任客座教授。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及女性文学研究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及香港中华文化总会顾问。著有《作家的足迹》、《作家的足迹·续编》、《瞿秋白》、《鲁迅及其作品》（法文）、《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等专著，发表论文《闻一多论》、《５２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辉煌》、《论２０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比较文化视野里的汉学及汉学研究》等百余篇；出版散文集《在法国的日子里》、《欧罗巴，一个迷人的故事》、《人生遗梦在巴黎》及诗集《伊甸园之梦》等，主编、合著《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国文学家辞典》（６卷）、《２０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４５卷）、《华夏师魂》（４卷）、《汉学研究》（８卷）等二十多种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