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萩野修二
我在《日本关于冰心的介绍之一（周作人的介绍）》文章中曾论述道，最初向日本介绍谢冰心作品的是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而且周作人并非是由于冰心的作品在当时非常流行才介绍的，而是他感到冰心的作品，与自己的文学观有着共鸣之处，所以才挥笔译介。当时盛行于寻求文学效用性的思潮，比如同是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就明确地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这一口号。我认为，这一思潮实质上受到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表现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行动愿望与焦躁。但是该文对此未能涉及，对可以称作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前期的创造社，如成仿吾（１８９７～１９８４）⑴，也未涉及。可以说，这些文学运动，是基于设想使文学科学化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运动可能性的考察。文学科学化，目的在于诸如解明文学工作者的阶级性，探求作为文学，应该表现的内容的目的意义和方向性。这样，文学或许会变得通俗易懂。不过，即使这样，文学传达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仍然未被解明而残存下来。对此，周作人连续作了阐述，当然受到各种反驳及批判。其中有的尖刻地指责他的文学是非科学的，是趣味的。因为人们终于发现趣味这一语句含有个人的狭隘性，从中感受到了某种担心。作为北京大学教授而公开做学问的周作人，有必要系统地确立自己的文学观。毫无疑问，在这种思潮中，显得感伤的冰心文学，尽管微弱，却毫不消失地拥有一直阅读自己作品的众多读者，这一事实大大地增强了周作人的自信。
介绍冰心，起到了强化介绍者的态度的作用，这是我的结论之一。
我想，即便在日本，也可理解同一事例。强化自己的态度，是出于或面临非强化不可的外压；或意识到外压的存在吧！如果冰心的文学，能够支撑自己的文学观，挺住外压的话，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可是，介绍者们并没有明确地叫好，也没有舍之不顾，这里，我感受到了冰心文学所具有的清纯的力量。
一
我在《介绍之一》文章中，曾提及池田桃川⑵的《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文章。池田桃川的文章，连载于大正十年（１９２１年）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读卖新闻》，可能是日本最早论及冰心作品的文章。下面是相关内容：
“兹有有趣一例，即最近冰心所著《爱的实现》这一短篇。内容十分单纯：作家在山中避暑，以爱的实现为题创作，然而到最后收尾时，却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好的结局。可是，有一天无意中看见无邪睡在那儿的一对小姊弟的洁白肉体，顿时萌发灵感，得以完美地终结了故事。看起来创作家的思维仅局限于这一范围，仅凭此类想去写什么爱呀恋呀的。因为创作家自己也这么说，所以不至于有错吧！尽管这是一家之言，但也说明了现在创作界的普遍事实。我们中国那创作的期待，目前尚属绝望吧！”⑶
桃川称，“我毫不掩饰地直言，中国的现代小说，作为小说，几乎是无价值的，没有任何创作的生命”⑷，没有“透析人的心理和打动我等感情的作品”⑸，只不过是故事式或童话。我尽管不十分了解池田桃川其人，但从这篇文章，和他的其他少量文章看，一言以蔽之，池田桃川似乎在说：“中国现代小说是落后的”。⑹
较日本落后这一想法，周作人也有，不如说他的看法更强烈。这在他的“中国的新文学尚属幼稚”⑺等话语中表露无遗。
如同周作人所说，“他自身肯定不懂中国话”⑻那样，池田桃川误解了很多事实。如上述引用所见，在谈及《爱的实现》之时，将“海边”误为“山中”，即是大谬。“小姊弟的洁白肉体”这一表述，也是令人对“肉体”一词产生不快之感，有时会招致误解。
周作人继续写道：“如果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话，即或行文不甚华丽，意思总不至于弄错吧！”⑼他翻译了《爱的实现》，并将自己的“白话诗”精确地译成了日文。⑽
二
如上所述，池田桃川最初对冰心作品的介绍，对小说并未赞誉。
可是，在诗歌方面，却出现了高度评价的介绍。池田文章发表后的八年，即１９２９年《诗神》三月号刊登了中田信子⑾的《冰心女士的诗》。在此之前４年，中田信子亦曾在《日本诗人》１９２５年４月号上发表了《中国最近的诗》。她在文中写道：
“不用说，时至今日，那个国家大多数人所说的诗，都是指旧时的古体诗。近年来勃兴的自由诗（不遵循往日烦琐韵律形式的诗）运动逐渐增大势力，如今有席卷全国之势。”⑿
“自由诗运动的中心仍然是青年诗人，或者是青年学生。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也参与了这一运动，不过，与他们的力量相比，更为强大的是充满生气的青年诗人。”
这些新诗运动的诗人们，对于诗作态度，对于诗的性质，发表如下见解：
“所有诗歌都产生于人类的情感。诗歌最宜于表现我们心中强烈的感触与苦恼，快乐、悲哀、愤懑，以及其他的感情思考。我们必须打破诗歌的声韵、格律，以及其他各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决不允许心中的感情，为这种不合理的框框所束缚。如果任其束缚，我们的感情就会全然畸形化，被阉割，失去本来的力度和光泽。我们要求真率，要求质朴，渴望自由；为此我们永远排除虚伪，追求正义……”⒀
中田信子介绍说，以上的“自由诗”运动表现了青年们的热情和对自由的渴望。这种诗歌创作态度，“完全破坏了历来诗的定型”，“所歌所咏甚是自由”，“由于感情的萌发而作歌”。作为例证。她翻译、引用了周作人的《背枪的人》，郑振铎的《自由》、《旅程》，徐玉诺（１８９３～１９５８）的《农村之歌》。
在分别引用上述诗作后，她又附注解说。继周作人的《背枪的人》（这个题名未译）之后，又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两个扫雷人》一诗。中田称，“我读了该作者很多的诗歌，心中泛起某种深深的感激”。接着，她又列举“作为女流诗人的冰心女士”，指出“她的诗中有无限哲
理的思索，丰富的想象”。中田还从“已经重印数版，在她的国家为人们所喜爱”的冰心诗体《繁星》中选出５、１１、５４、６１、７４、８７、８８等７首诗译成日文。
中田写道：“除此以外，尚有朱自清、郭绍虞、叶绍钧、俞平伯、刘延陵等新诗人”，起到了《中国最近的诗》的介绍者的作用。文章结尾部分，写得十分激昂：
“这些诗歌中，有的诅咒祖国的战乱，有的哭诉严酷迫害的现实；似乎大都讴歌文明，慨叹中华民国难以终止的苦恼及忧郁。从中，表达了他们高唱自由，争取人类独立的愿望。”
“诗人是经常站在时代前列的勇者。我确信这些支那新诗人的力量，终于会有一天如愿以偿。只有那一天，才是中国解救于今日的穷困，坚实地耸立于东亚天地的一天！”⒁
中田信子的介绍，就是这样充满生气，充满乐观。她理解“那个国家”诗人们的“苦恼和忧闷”，进而追求作为理想的“自由”及个人的“独立”。我从“确信”总有一天“新诗人的力量”会“如愿以偿”的中田介绍中，感受到了略有迷惘的乐观。中田的介绍中，有格外高昂的气氛。这一心情，产生于捕捉到那个国家新诗人当时激昂的心情，而且与之共鸣的心境。可以想象，一心救国、革新的青年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大的差距。莫不如说，这篇乐观文章的力量，就在于捕捉到了这种情结吧！另外，也是出于日本的新体诗亦经历过同一历程的经验的自信。她说：
“其过程（中国自由诗发展、出现的过程──引者），几乎同于我们定形式新体诗。由于外国文学的导人，在本质或形式上被改变，直至现在宛如自由诗全盛的时代。特别是最近，固然有着欧美文化的影响，但也不容忽视，来我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学期间，受到的我国诗坛的熏陶”。⒂
这里，提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新诗（自由诗）的作用，遗憾的是并未具体明确是谁。
三
中田信子的《冰心女士的诗》，载于田中清一编的《诗神》１９２９年３月号。刊在“介绍”栏中，位于升曙梦（１８７８～１９５８年）《最近苏联诗坛》之后。中田在第一节中写道：
“我曾在大正十四年四月的《日本诗人》上，以《中国最近的诗》为题，简要介绍了当时的状况，与当时相比，今日的诗坛又有着飞跃的进步。在继承了孙文思想的众多新人充满血汗的革命运动终于获得成功的今天，中华民国的国民思想完全改变了昔日的面貌，一切都感受到新的灵魂的飞跃。其中，经常居于其前列的诗人们的思想，依然泼辣富有生气，充满了生命和力量。”⒃
接着，作者在谈到“民国诗人们”时，引用了中文，即引自郑振铎《（雪朝）短序》的语言，前面引用的“这些新诗运动的诗人们，对于诗作态度……”一般即此。
中田从第二节开始，转向对冰心的诗的介绍。她强调冰心的心中“闪烁着东洋人所具有的严肃的魂灵”。她从《繁星》中总共引用了二十二首诗，引用时，又做了例如下述的解说：“她深思的结果，明确地攫住了死的真实姿态：死啊／起来颂扬他／是沉默的终归／是永远的安息。她的人生观永远基于东洋哲学之上。”⒄
作者就是以这种口吻，开始叙述冰心对“人类每个人”的歌唱，叙述冰心“知道只不过是微小存在的一个人的事情”（第三节）。指出想要对有着“姊姊的善良，妹妹的谨慎”的青年的教导；中田又指出，“她毕竟是东洋女性，有的时候是歌颂母亲慈爱的好姑娘；有的时候是思念孩子的母亲”（第四节）。接着，在最后的第五节，指出“她是具有东洋人格的诗人”，结束了对冰心诗的介绍。
在介绍中，中田强调“东洋人”、“东洋哲学”，给人以冰心的诗是内向的、静谧的强烈印象。虽说社会力量的强度欠缺，但毕竟攫住了清楚地、富于思索的冰心的诗的魅力。不仅是对社会的呼唤，而且是想要突破社会的表层，直接与人生的深奥相联结。从引用的诗中所感受到的，是直观的情感，是冰心的纯真与清澄，即清纯的情感。
即使在当时，冰心清纯的魅力已使中田倾心。就我所知，且不必说冰心，就是中国的其他诗人（或作家），也没有这样被综括加以翻译、介绍诗作，从文学角度予以论述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对并非中国文学者的中田信子的业绩，予以高度评价。
可是，如何理解前面引用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思想完全改变了昔日的面貌，一切都感受到新的灵魂的飞跃”呢？如果这是中田自身四年前所写《中国最近的诗》的时代，即大正十四年（１９２５年）四月尚可理解，但是作为对昭和四年（１９２９年）的现状的认识，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我并非说“继承了孙文思想”这一政治判断存在问题，而是在琢磨“经常居于其前列的诗人们的思想”时，对用中文原封不动地引用前述１９２２年发表的郑振铎的一段文字，感到迷惘。这四年期间，日本关于中国文学的介绍，发生相当大质的变化，概括起来，有如下问题。
几乎在改元昭和的同一时期，对中国文学的介绍，由以推进所谓“文学革命”的胡适和周作人为中心，而转移到介绍以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为轴心的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等创造社剧作家和诗人作家到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上来。山上正义⒅在《新潮》２４卷２期（１９２７年２月）中发表的《中国文学者群》，或许可谓是其象征。１９２７年后半年，作为《中国革命新诗抄》，山口慎一⒆在《文艺战线》４卷８期（１９２７年８月），译出“矢名氏”、“无名氏”的诗，开始介绍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以山上正义的《话鲁迅》（《新潮》１９２８年３月号）为开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较多地涉及鲁迅了。⒇
在中国，为了躲避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镇压，而且为了排日和抗日，文学家们开始成立左翼作家联盟，这是１９２９年的事情。日本的关心，也在１９２９年集中于这些左翼作家的动向之上，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日本左翼运动逐渐发展，而镇压也日趋加剧的时期。在这期间，中田介绍冰心，如此强调她是东洋人，实在令人感到有某种的心寒。
同一时期的北村兼子(21)在《中国的诗歌动向》文中写道：
“在无产派的文艺战线中，也有歌颂底层痛苦生活的深刻的诗歌，但是它毕竟是昔日白居易
吟破的糟粕，如今则是风格卑下，没有吟诵的价值。反而在排日宣传中却有警句，尽管是在说日本人的坏话，但有的诗句却很感人”。(22)
这篇文章写于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３日，因此与中田的文章是在同一时期。北村在文中特意强调“我不是诗人”。或许她因为是《朝日新闻》的记者，所以才这样无所顾忌。在此之前的《创作月刊》２卷１期（１９２９年１月）的《中国的诗》中，北村写道：“这期间，中国的新诗无视格律，仅仅是语句的排列，如同西洋诗的日译。根本谈不上打破旧习。”北村文章对于冰心毫无涉及，所有具体的人名，除“白居易”那种古典人物外，也只是提到清代钱牧斋、王渔洋，新诗人一名也未列举。由于是诗及诗的动向的报导，所以，即使没有列举，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没有忽视“排日宣传中”的警句，从中抚摸到了中国的脉搏。由此可以说，她作为敏锐的新闻记者，切近了时代。
另外，对作为诗人的中田，她在１９２５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感情逐渐硬化起来，因此氏的感动也在作品中死去，《一个记忆》、《老年散步者》即是如此。中田氏是一个从《处女掠夺者》时代出发，大声呼唤正统思想的人，当时的倾向现在还有残存。氏的诗具有相当好的一面，同时也总有稚拙的一面，其原因即在于此。”(23)
我没有力量这般评价中田信子的诗，但我理解评论者的这一短小评论。从“大声呼唤正统思想”这一表述中，可以窥知她的思想，“感情逐渐硬化起来”的说法亦显得率直。
我很理解这位女流诗人，在介绍冰心的诗歌时，为什么要强调“东洋哲学”和“东洋的女性”。不过，“东洋”一词，是日本以暗示自己为这个“东洋”的宗主国为前提，带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诸国，都与日本具有同一立场的意味而开始使用的。所以，这一语言的强调，无论主观如何，总给人以某种不快之感。中田对冰心诗的介绍，抓住了其内向性和静谧，
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局限了介绍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对冰心本人的介绍也嫌不足。
据说，中田在创作了歌颂日本历史上的女性的诗歌《女神七柱》（１９２６年６月）之后不久，便离开了诗坛。
四
中田信子的介绍文章，发表于诗歌杂志，所以似乎未为人们所注意，即使有人读了也几乎无大印象。
对冰心的介绍付出巨大力气的是神近市子（１８８８～１９８１）。不过，在神近的印象记中，似乎也没有提到中田文章的什么影响。神近于１９３６年见到了冰心，那是冰心随同夫君吴文藻（１９０１～１９８５）来日本之时，得到一年的休假，获得美国洛克菲勒财团资金援助的他，正好利用假期去欧美各国研修。１９３６年８月，他们留下两个孩子，由上海去美国。途中，为了会见社会学者鸟居龙藏（１８７０～１９５３），而绕道日本。他们乘坐恩普列恩·欧卓·日本号轮船抵达横滨港，来到东京神田的日华会馆，出席欢迎会及座谈会。此时，日华学会主事服部升子希望神近市子也参加座谈会，推选她为与女流作家冰心恳谈的日方成员之一。
神近为了了解冰心，事先做了些知识方面的准备：
“冰心女士的名字，与丁玲女士、谢冰莹女士的名字，一道写入了我的诗歌之中。然而，我对后二位的《水》、《女学生从军日记》等作品稍有记忆，读过的冰心的作品，却一篇也想
不起来了。记得曾读过旧本《无产阶级文学》，可又想起是不是读过近来的《文学评论》，最后想到，在解放社很久以前出版的《中国作家集》中，确切无疑地收有她的文章，于是便查找这本书，可始终没有找到。”(24)
１９３６年，即昭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冰心偕其丈夫吴文藻来到日本，除日华学会的砂田实常务理事和鸟居龙藏夫妻及令爱以外，当天座谈会（实际仅仅是致词、挥毫，拍完纪念照片便结束了）参加人员，还有考古学者原田淑人（１８８５～１９７４）、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新居格（１８８８～１９５１），尚有神近市子、市川房枝（１８９３～１９８１）、金子繁理等人。(25)
神近当然略显抖擞地出席了，她事先查找了旧本《无产阶级文学》等杂志。不过，在这些左翼书刊中并没有登载冰心的作品。我猜测神近的“似乎读过”，可能是指读中田信子的介绍文章。然而当时（３０年代）却忘记了中田的文章，只是一味关心左翼的作品了。这一点，从神近的印象记中亦可以窥知。丁玲（１９０４～１９８６）的《水》，是在此十个月前的《日本评论》。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号，以《水──问题小说》为题，由中西均一翻译发表的。据神近说，颇获好评。谢冰莹（１９０６～）在早稻田大学入学后不久，就因“赤色”嫌疑，而被找到目黑警察署，成为话题，这也是１９３５年４月的事情。
关于冰心的介绍，在中田文章之后，《东京日日新闻》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发表了泽村幸夫(26)的文章，即第８版的《代表新中国的女流作家群》。文中提出了５位知名人物，和８名后起之秀，居首位的便是冰心。“接过‘北京大学教授、福建谢婉莹’的名片，似乎很多人都歪头思想一会儿。可是一提到冰心女士，只要是对中国文艺稍有关心的人，都会点头说‘啊，就是诗集《繁星》、《春水》的作者，并且是小说《超人》和《爱的实现》的著者的本名’吧！《爱的实现》，是由因作为武者小路等新村的中国同人而闻名的周作人教授译成日语的。其实，她是为在现代雾围中培育起来的所有中国人所喜欢的女作家。有人评论说，她的用字如宝石一样晶莹透彻；读后的回忆，如微风吹皱一池春水。除上述诸作外，尚有《最后的使者》、《离家一年》等新作。毕业于威尔斯利大学，去年结婚，今年２９岁吧！近来常写短篇。”(27)
我对记事中的“一提到冰心女士，只要是对新中国文艺稍有关心的人，都会点头说：啊，就是诗集《繁星》、《春水》的作者，并且是小说《超人》和《爱的实现》的著者的本名”的说法，则不肯苟同。当时在上海的泽村，可以知道周作人在《北京周报》(28)上翻译的《爱的实现》，可是在日本能读到《北京周报》的人，就并非是“对中国文艺稍有关心的人”，而必定是具有特别关心的人了。似乎连神近也不知道《北京周报》的存在。由于神近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而且话题又是中国的“女流作家”，所以才有可能读到泽村的这篇记事吧！正是由于读了这篇记事，而且看到载有引人注目的“冰心女士结婚纪念”照片，所以神近才说出“冰心女士的名字”，“入到我的歌中”吧！
神近“想面见这位平生都感兴趣的中国觉悟女性的风貌”，出席了这次聚会，似乎倍受感动。她在《东京日日新闻》三次连载冰心的印象记。我觉得，仅此就足以表明神近从冰心身上感受到了新鲜的印象。神近用相当长的篇幅或许是全文引用了冰心的致词，其中的一部分是：
“刚才，我来到了这里，产生了十分意想不到的印象，连自己也颇感吃惊。这是因为，我从在北平、上海、南京的日本人身上感受到的印象，与从今日这里的诸位身上获得的印象，差距相当之大。详细的我不想涉及，但我的脑海中甚至没感受到这是同一日本的诸位。
“可是，仔细思考，一切又都可以解释得通。在上海、北平我所见到的，可谓是日本的佣人，而今天所见到的则是日本的主人们。主人与佣人之间有所不同，则是很自然的。见到佣人们，便臆测日本诸位，这是我的糊涂之处。今天，在诸位面前，我感到自己应该予以道歉。
“这样，能得以今日意想不到的机会，来见到这么多日本的主人公，我感到，今后不应再通过在中国的那些佣人，而应该尽量直接与诸位加深来往，加深相互的友情。”
很遗憾，由于篇幅，不能全文引用这篇“充满机智”、“没有丝毫畏缩、颇具幽默的致词”，冰心在全场的喝彩声中，“露出少许微笑依次地向每个人寒暄后落座”。
不用说，喝彩的人中也有神近。如果被分为“主人和佣人”的日本人，能够想到在“上海和北平”干了些什么的话，那么当他们听见“见到佣人们，便臆测日本诸位，这是我的糊涂之处。今天，在诸位面前，我感到自己应该予以道歉”这句话时，心中肯定不会平静。神近连续三次刊载印象记，甚至包括猜测冰心可能年长于吴文藻，并且长长地引用冰心的致词，肯定是因为思考到了“佣人们”的所作所为吧！由于所谓“成都不祥事件”，包括日本新闻记者在内死伤４人，当时的日本人感情变得十分歇斯底里，报纸大肆渲染必须严惩暴徒。冰心等人抵达横滨的第二天（２８日）的《东京日日新闻》第二版，便大篇幅地刊有该社特派员的报导和照片。充斥“揭露成都事件真相”、“呼号着闯入、暴行”、“将两氏拖到街头虐杀”、“茹血的暴民”、“鬼畜的爪牙”、“奇怪，巡警拱手旁观”、“陆续发现尸体”之类题目。(29)《东京朝日新闻》２７日第二版，尽管不是整版，但却显要地以大标题刊载了认为成都事件重大的国民政府发表的“日支国交上遗憾”的声明。同时又刊载了“大每特派员遭惨杀，与上海每日记者在一起”的报导。关于成都事件，在此不做特别的陈述，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微观感情，对中国的恶感。这种微观的感情，加深了对于作为宏观的中国的混乱政治经济等所有领域中，落后、没有自治能力的看法，更增强了日本自我的骄慢态度。
考虑到以上状况，“如何全面地展开纤细的神经，显现充满自信的稳重”的冰心，其思考和言行都无可挑剔。所以，神近写道：“在我们经常于社交界所见的‘国际人’中，她显示出了最得体地表现其形象的、一种充满自由和弹性性格的面容。”至此，我看到了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称之为文化的力量也好。
神近的印象记，从冰心的下述题字开始──
“人类啊／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归宿录《繁星》之一民国二
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冰心于日本日华学会”(30)
这是《繁星》的第１２首诗。“人类啊”这一呼唤，是与“国际人”相对应的。冰心所具有的国际性，或许是从曾任海军军官的父亲及其家庭氛围中继承下来的。不过，如同与冰心在同一大学留过学的三岛澄江所写那样，(31)我想还是来自于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自信，这里无暇深入探讨。在这里，我想要人们注意，冰心的清纯不是低俗的、落后的。冰心的清纯给神近以震撼。因为冰心对作为“主人”的日本人的呼唤，是要求停止作为“佣人”的日本人的思维，同时她在思考作为主人的中国人的立场。
可是，这种直接地主人与主人的会面是最后的机会，肯定神近也想到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不用说最近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不甚良好的时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让我们知道，所以才安然地在这里。”(32)
神近写这段文字时，是在她写了冰心印象记七个月的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年）四月。接着，这年的七月，日本挑起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件。
五
神近市子在冰心作品中没有发现的语言，阵内宜男氏在《中国文学》月报中，以《冰心素描》为题而写到了。(33)关于这一点，由于已经有涉及的文章，所以在此略去。(34)并且，饭塚朗写有《冰心的脆弱性》，(35)作为冰心论是很出色的，饭塚以介绍冰心来补充自己的态度。尽管如此，在谈及冰心的脆弱时，依然有些拘泥。所谓冰心的脆弱，是清纯的情感。由于过于清纯，便被称作脆弱。不过，在将所有的思考和情感都视作镇压对象的时代，清纯反倒会发挥力量。支撑饭塚的是这种力量。可以说，因此，饭塚向我们显示了清纯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已有文章涉及。(36)仓石武四郎（１８９７～１９７５）曾从事了一系列翻译和介绍《寄小读者》的工作，在此亦从略。(37)
冰心文学所具有的清纯，支撑了介绍者，清纯是冰心文学的魅力。这就是我的另一个结论。
（选自《日本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注释】
⑴成仿吾在《创造季刊》１卷４期（１９２３年２月），发表了《评冰心女士的“超人”》。由此批评，成仿吾停止了印象批评，而去实践科学地分析作品。参照拙文《冰心与大海──冰心试论》（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之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１９９２年３月）。
⑵池田桃川（１８８９～１９３５年），本名信雄，熊本县人。大正、昭和时代中国文学研究家。
⑶⑷⑸见池田桃川《中国现代的小说》上、下，（《朝日新闻》大正十年八月十五日、十六日。
⑹饭田吉郎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增补版》（汲古书院，１９９２年２月）中，收有《中国小说的现在》（《新文艺》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与《中国文艺谈》（《读卖新闻》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１日）。
⑺⑻⑼周作人《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晨报副镌》，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并参照拙文《日本的冰心介绍──其一，周作人的介绍》之注１９。
⑽如《新村》发表《北风》（大正八年八月号）、《小河》（大正九年五月号）。
⑾中田信子（１９０２～？）本名のぷ，山形县人，诗人。与《报知新闻》记者中田丰结婚。去东京后，依据正富汪洋的《新进诗人》，以年轻妻子诗人成为话题。在发表《处女的掠夺者》（大正十年）后，向《感触》、《帆船》、《日本诗人》等投稿。战后居住甲府市。诗风充满女性的善良、感伤和热情。（讲谈社《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１９７７年版）。
⑿⒀⒁⒂中田信子《中国最近的诗》，载《日本诗人》５卷４期（大正十四年四月）P６５、P６６、P７１、P６５。
⒃⒄中田信子《冰心女士的诗》，载《诗神》１９２９年３月号P３１、P３４。
⒅山上正义（１８９６～１９３８），中国名林守仁，鹿儿岛县人。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作为日本新闻联社的特派员去广州。１９２７年起认识鲁迅。丸山升的《一个中国特派员──山上正义与鲁迅》（中公新书，１９２７年８月版）介绍较为详尽。
⒆山口慎一（１９０６～？）笔名大内隆雄、大内高子等，福冈县人。１９２９年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入东北三省铁情报课和新京日日新闻，曾任东北映画部文艺课长。他的著作《东北文学二十年》的一部分，由王文石译为《东北文学２０年》，刊于《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一辑（１９８０年３月）。
⒇详见丸山升《鲁迅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汲古书院，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版）。
(21) 北村兼子（１９０３～１９３１），大阪人，大正昭和时代女流文笔家，著书颇丰。
(22) 北村兼子《中国诗的动向》（《诗神》第５卷第８期、１９２９年８月）。
(23) 田口正雄《评１９２５日本诗集的新人》，刊《日本诗人》１９２５年６月号１０７～１０８页。
(24)(30) 神近市子《冰心女士印象》（一）、《东京日日新闻》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３日。
(25) 此间活动，《都新闻》１９３６年８月３１日的《中华女流来朝》；《日华学报》５８号（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的《吴文藻博士、冰心女士欢迎茶会》等详有报导。另可参照拙文《图书馆啊图书馆》（《东方》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号）、《顶头上司啊顶头上司》（《东方》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号）。
(26) 泽村幸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２）似为熊本人。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东亚部顾问。在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始创的口语文口语诗现状》。这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整体、全面的介绍，是向一般日本人介绍的最早文章。
(27) 泽村幸夫《代表中国的女流作家群》（东京日日新闻，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28) 由藤原镰兄发行，主要面向在北京的日本人的周刊杂志。山上正义、清水安三等都写过记事。
(29) 《东京日日新闻》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８日“重庆２７日，本社特派员佐藤贯一发”的记事。
所谓成都事件，是反对在成都再设日本总领事馆的群众示威，导致东京日日新闻特派员渡边、上海每日深川经二、东北铁路上海事务所员田中武夫、汉口日本商人濑户尚等４人死伤的事件。据说，４人住在四川的大川旅馆，８月２４日，遭受到重设日本总领事馆反对派的袭击。
(31) 三岛すみ江《冰心其人》，载《图书》１９５５年９月号。
(32) 神近市子《社会时评》，载《妇人新闻》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５日。
(33) 阵内宜男《冰心素描》，载《中国文学》月报１９３７年７月。
(34)(36)(37) 拙文《冰心与“大海”──冰心试论》。
(35) 饭朗《冰心的脆弱性》，载《中国文学》月报４９（１９３９年４月），此后收入《黄琉璃的碎片──通向中国文学的轨迹》（朋友书店，１９８１年１月）。
【译者注】
因原文较长，篇幅所限，故译者对正文和译注略有删节，又，冰心作品内容系按日文译出，未有核对中文原文，引用时请参照冰心作品原文。
中考 高考名著
常用成语
新学网 Copyright (C) 2007-2018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豫ICP备090062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