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颂我的“老大姐”
夏衍
冰心同志和我同庚，都出生于１９００年秋季，但她比我大１２天，所以她一直叫我“小老弟”，这样，我也相应地叫她“老大姐”。
我认识她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但很早之前就读过她的作品。我曾两次和她一起出国，一次去 印度，一次去埃及，每次一到我们的大使馆，从大使、参赞，到工作人员，大部分都说：“ 我在小学念书时就读过您的《寄小读者》。”这不是恭维，而是她辛勤劳动的成果。试想一 下，从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漫长而动乱的６０年，她笔不停挥，全心全意地为儿童和青少年服务 ，单就这一点，在中国文艺界已经够得上说难能可贵的了；更使人惊奇的是在林江两个
革命集团垮台之后，她已经年逾古稀，除了担任人大、文联、妇联等等许多繁重的社会活动之 外，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还连续获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我不想用“人瑞”这个带封建性的字 眼，但是这样永远年轻、不知疲倦的文艺工作者，不论中国外国，总是为数不多的吧。
认真、谦逊、勤奋、顽强……这些都是她的特点。可是就在顽强这一点上，真有点使我既钦佩又担心。她８０岁的那一年夏天，患了一次小中风，右半身偏瘫了。她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配合治疗，战胜了这场疾病。那年秋天我和巴金同志一起去看她，真是一个奇迹，她的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九十，不仅能走，能讲──讲得很流利，而且还能用右手写文章，特别是我们去探望她时，她有点兴奋，也可能是自己“炫耀”吧，她特别表现得动作敏捷。当时巴金和我都劝她要服老、节劳。当然，她表面上接受了我们的劝告，可是她仍是辛勤地劳动，不久，她又摔了一跤，跌断了左胯骨。我自己，也是在“文革”中折断了胯骨的，１９７６年我到上海诊视，一位热心的医生劝我做手术，我正深为行动不便而感到苦恼，于是就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罗瑞卿同志因腿部做手术而逝世的消息，于是组织上和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冒险”，因此便放弃了做手术的念头，但冰心同志却比我顽强得多了。她一进医院，就不顾她老伴和儿女们的劝说，坚决主张开刀，结果是“吉人天相”，当我再次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她居然又迅速康复，准备出院了！８１岁的人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实在是太令人感佩了。
除了上面谈到她的特点之外，我还应该加上渊博和机智。由于她的天禀和勤奋，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她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１９５３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和她比拟的。
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文坛的巨匠茅盾同志去世不久。郭老去世之后，文艺界出生于１９世纪的人已经不多了，值得庆慰的是８６岁高龄的圣陶同志和我的这位老大姐还是精神抖擞地挥舞他们的彩笔。经过长期的内战外战，数不清的运动，特别是空前而一定会“绝后”的十年浩劫之后，为我国三亿儿童服务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儿童读物、歌曲、戏剧、电影实在太少了。为此，我衷心地再一次劝告我的老大姐能在两次大病之后，带病延年，节劳服老，再为少年儿童们服务十年，二十年，一直服务到21世纪。
１９８１年初夏在北京
（原载《花城》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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