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冰心

黄艾仁

与本世纪同龄的著名女作家冰心老人，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她在七十年前崭露文坛之时，即获得胡适的青睐，开始与胡适友谊交往，与胡适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

岁月蹉跎情犹在

在胡适诞生１００周年之际，她亲自撰写了《回忆中的胡适先生》一文，这是冰心老人首次向国内广大读者公开谈论胡适的文章。她说：

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他提倡白话文，写白话诗以及许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还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他创始了当时一代的白话文风。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

七十年前一幕幕情景的再现，开阔了她回忆的视野，挖掘了埋藏多年的心中记忆，她情不自禁地说：

１９２８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那仪式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一手操办的。我记得在红帖上，女方的介绍人是张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绍人却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识，但刘放园表兄做过“晨报”的编辑，同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记得那天张、胡两位是否在座，这张红帖也已经找不到了。

愈使冰心老人感激的是，胡适生前还曾对她的作品作过中肯的评价。

胡适说：“（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薰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柢，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的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不难看出，胡适生前对冰心的作品是认真阅读过的，这样的评论是言之中的的。

１９９２年她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发表《我与古典文学》，谈她如何喜爱古典文学，以及对她创作上的影响。她说：

我从五岁会认字读书起，就非常地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到以后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今诗词精选”等，我拿到后就高兴得不能释手。尤其对唐诗和宋词更为钟爱，以后又用元曲作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我的初期写作，完全得力于古典文学……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文字精练优美，笔花四照，尤其是诗词，有韵律，有声调，读到好的，就会过目不忘。……总而言之，在创作和翻译上，精通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用这段话来作为胡适对她这一方面评论的注脚，无疑是恰如其分的，有力地说明了他们之间在审美倾向上的共识。难怪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谈到现代作家作品时，把胡适、冰心等人列为同派作家，说他们都是“很像（明末）公安派的”，具有“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的特点。

并非无故的“偏爱”

历史表明，谢婉莹还未以“冰心”为笔名发表文艺作品之时，她就是北京高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不止一次地在颇有声望的《晨报》上发表时评文章。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她才以“冰心”作为笔名在《晨报》上连载了小说《两个家庭》。从此她在文艺创作上，即一发而不可收，犹如化冻的春水，潺潺而流，畅行无阻。

最为显豁的是，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纪念特刊上，第一篇登载了胡适祝贺诗篇《周岁──祝〈晨报〉一年纪念》，第二篇即是冰心所写的《晨报……学生……劳动者》，第三篇是鲁迅的《一件小事》；第四篇是启明即周作人翻译的《圣处女的花园》。当时冰心的文章列于胡适诗篇之下，排在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之上。不要说是胡适，即使一般读者也会给予特别的注意。

当时冰心还不满２０岁，是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的文书，又以协和女大代表的身分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工作。后来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她改读中文系，又被推选担任燕大学生会的宣传股长，由于经常邀请学者名流到学校作讲演，势必与他们有着广泛的接触。何况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更为胡适所关注。加上当时燕大的教师，多数都与胡适有过交往。因此胡适即使对她刮目相待，也是合乎“爱屋及乌”的情理之中事实上，当时冰心自己，既是北京高校女学生中的精英，又是众目睽睽的文坛新秀、燕大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她获得胡适的青睐是必然的！１９２１年５月２５日“胡适的日记” 中是这样记载的：

三点半，到协和女子大学讲演，题为《什么是文学》略如我答玄同信里的话。是日见着协和的学生谢婉莹女士，她是很能做文章的，曾有好几篇小说在报上发表，署名“心”。她是福建人。

从这则“日记”中可看出，胡适对冰心是有较深了解的，如为一般人所疏忽的“”字，他都注意到了。因为冰心亲自署名，一贯是沿用旧写，从不以通用“冰”字表示。如果不是细心地看过她的文章，他不仅不会那么书写她的名字，也不会对她作出那样高的评价。

从这则“日记”里，我们还可推测到，冰心早期的文艺创作，在不同的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受过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她亲自聆听过胡适所作的《什么是文学》的讲演，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她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当时她很注意“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并把它加以“研究欣赏”。因此，她在创作上受过胡适思想的影响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的确如此，就以笔名冰心发表在《晨报》上（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日）的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而言，如果与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７日）上的短篇小说《一个问题》相比较，就可发现这一先一后的两篇小说，无论在内容上或表现手法上是多么的相似。所以严格地说，“五四”时期“问题小说”最早的创始者应该说是胡适。因为他不仅是最早进行“问题小说”的创作尝试，而且是最早从理论上去阐述改良社会的第一步必须是从“研究问题”下手。用他的话来说是：“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当时冰心及其他作家所写的一系列“问题小说”或“问题戏剧”，正是从这种改良社会、挽救国家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去构思作品的。

我们还发现，“五四”时期胡适对文学上的其他一些问题所发表的见解，同样地给予冰心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当时所说的一些话，直至５０年代仍为她所重复着。

１９１８年胡适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一文，对短篇小说是这样界说的：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１９５７年冰心发表的《试谈短篇小说》一文，她对短篇小说的界说，也是这样说明的：

我觉得短篇小说应该是在比较短小的篇幅中，用最经济的手法，极其精练地写出故事中最精采最突出最生动的一个场面，如同彗星在长空中划过，我们所看到的最灿烂活跃的一段。

他们对于中国悲剧的看法，也可谓所见略同，不存歧异。

１９１８年９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曾对中西悲剧观念作了比较。他说：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庭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

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Aeschylus）、沙浮克里（Sophocles）、虞里彼底（Euripides）时代即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候；第二，即是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会不良使人消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有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

冰心当时大约是看到这篇文章的，大概也深感“比较的文学研究”有“一种大益处”，所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她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演时，便以《中西戏剧之比较》为题，作为讲演的主旨。大要摘录如下：

她说：今天为什么要讲悲剧呢？自从五四以来，我们醒悟起来，新潮流向着这悲剧方面流去，简直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一样。英人如睡醒一般，觉得有“我”之一字。他们这种“自我”的认识，就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是我”，“我们是我们”认识以后，就有了自由意志，有了进取的有了奋斗去追求自由，而悲剧就得产生。……

说到我国的悲剧，实在找不出来，琵琶记并不是悲剧，他的主人翁并没有自由的意志。……桃花扇呢，也不是悲剧。……中国正需悲剧。现在做诗的人很多，但我们要的不是报纸上天天发表小诗，也不是要大学生做诗互相传观，也不是要那千篇一律的小说，我们所要的乃是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要历史上的悲剧，如同项羽、岳飞，这都是悲剧的材料。诸位，如果我们有国民性的自觉，让我们来努力于历史的悲剧吧我不会写悲剧，可是我愿意向这方面努力，我不信我国人比外国人来得笨，欧洲文艺复兴后，他们的悲剧，就立时随着发达起来。我们现在觉得“自我了”，我们的悲剧，也该同样发达起来。

胡适与冰心对于悲剧观念的界说、对于我国悲剧的评估、对于悲剧创作的呼唤，其理论依据，主要的是来自于易卜生所鼓吹的“自我主义”、“个性解放”、“发展自己”的主张。用胡适的话来说，也就是要敢于面对现实，要勇于“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样“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从这里也可看出，他们在创作上是主张弘扬易卜生的写实主义精神的。正如胡适所说，他是反对那些“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而“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为告终的“说谎文学”。用冰心的话说是：“我看小说，爱看那没有结局的，使我多一些探索，多一些回味”的作品。实际上这就是胡适当时所指出的“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由此可见，他们的创作思想、审美趣味是多么的一致！如果让我们进一步去权衡一下她早先的创作目的，那么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在创作思想上的相契绝不是偶然的。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冰心在《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一文中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

这段话，显然是胡适所首肯的。胡适之所以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主张写“天下的悲剧惨剧”，反对写“美满团圆” 结局的文章，其目的也在于要“叫人有深沉的感动”，以便“引人到彻底的觉悟”、“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所以，冰心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小说创作目的的自我表白，不如说为胡适的悲剧主张作了补充说明，对胡适的见解表示认同。

在探索中重温历史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当时胡适大部分时间在北大工作，而冰心在燕大任教期间，虽不同校，却有交往。当时《胡适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９日……

与冬秀到燕京大学颉刚家中吃午饭，见着谢冰心、吴文藻、钱宾四、郭绍虞诸人。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三点后来宾都到冰心家喝茶。她的丈夫吴文藻也在家。大家谈得甚畅快。五时归。

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０日

上午到燕京大学讲演，题为《中国的传记文学》，颇改动前次讲稿。讲完后，在司徒先生（按：即司徒雷登）家中午饭，见着冰心、希白、颉刚诸人。……

从以上三则《胡适的日记》中，读者既可看到胡适与燕大师生的关系，也可发现胡适对冰心的友好态度。不然，胡适也不会在“日记”中特别的提到她。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冰心给胡适的两封信中看到她对胡适的敬重。如１９３１年除夕前一天，当冰心从报上得悉胡适生病的消息，翌日便写信慰问他。信中说：“昨阅报纸，知先生又抱清恙，怀念何如风雪载途，不克进城一视，为无量歉。”又说：“岁云暮矣，窗外西山，雪下尤凄黯可怜，此种时光，此种天气，养病最宜。我是过来人，敢请先生趁此平靖暗淡时候，多多休息也。”此信文字不多，但言简意深，其诚挚之心，关切之情，由此可见！

冰心在日本期间，仍然没有忘记胡适。１９４９年８月间，她还写信给胡适，畅叙她一家在日的情况。信中说：“文藻还瘦，还忙，不过精神还好。小女宗黎高了一点，多说了几句日本话，她从来不记得北平，因为她八个月就离开了，但她口口声声要回北平去，说想哥哥姐姐，想‘祖国’，我不知祖国两字，在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其中还谈到一位日本留学生要转给裴文中先生的信，谈到东京早晚的气候，请胡适代她向在北平的几位友人致意问好。凡此等等，随意写来，使人感到亲切自然，犹如闲话家常一般。

早在七十年前，冰心敬仰胡适，原是五四时期一般年轻人共有倾向，不足为奇。事隔七十多年，几经沧桑，诸多磨难，胡适给予她留下的记忆，还是那样明亮地闪烁着究其因，乃在于他们对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有着共同的认识，执著的追求！冰心老人在１９９２年第二期《随笔》上发表的《‘孝’字怎么写》一文，可说就是一篇鲜明有力的佐证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记得我母亲逝世的时候，我们家得到的许多奠仪中，有不少捆的金银纸箔。我们家供祖从来都不烧纸，因此那些纸箔都捆着放在一边。有一天一位长辈来了，看见母亲灵前只烧着一炉檀香，灵桌前连一个火盆也没有，金银纸箔也没有被叠起焚化，他心里大不以为然，出去就对人说：“人家都说谢家孩子孝顺，我看他们连‘孝’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位长辈又把这话传给我们，我们只有相对苦笑。

如果把这一段话，略与胡适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发表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六卷六号）一文相对照，便可一目了然。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胡母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胡适在文中说：

我在京时，家里电报问“应否先殓”，我复电说“先殓”。我们到家时，已殓了七日了，衣衾棺材都已办好，不能有什么更动。我们徽州的风俗，人家有丧事，家族亲眷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等件。锡箔和白纸是家家送的，太多了，烧也烧不完，往往等丧事完了，由丧家打折扣卖给店家。这种糜费，真是无道理。我到家之后，先发一个通告给各处有往来交谊的人家。通告上说：“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伏乞鉴谅。”这个通告随着讣帖送去，果然发生效力，竟没有一家送那些东西来的。

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他们怨我，自不必说。还有几个投机的人，预算我家亲眷很多，定做冥器盘缎的一定不少，故他们在我们村上新开一个纸扎铺，专做我家的生意。不料我把这东西都废除了，这个新纸扎铺只好关门。

冰心老人在《‘孝’字怎么写》这篇文章中，不仅论述如何正确对待“孝道”，而且特别引用了《孝经·谏诤章》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她说：“翻了《孝经》，看到了《谏诤章》，我心里廓然开朗，特此恭录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重复一句，极言其不可也，冰心注）。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最后她说：“抄完了这一段，我真是‘心悦诚服’了。此孔子之所以为‘至圣先师’也！”

对此，我们查阅了胡适生前的言行录，竟发现胡适对《谏诤章》这段话也是极为信服，视之为治国安邦的良策，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引用阐述，惟恐世人所不知：

⑴１９３３年４月间，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函邀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婉言谢绝。他在信中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想先生定能鉴谅此意。”

⑵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胡适给陶希圣的信中说：“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爱国之心，由此可见这就是他呼吁国人要深自反省的初衷，也是他之所以甘当诤臣诤友、主张敢于说真话的真谛。

⑶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８日，胡适从美返台，参加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与副总统。中外新闻记者采访他。当时记者是这么记录的：“他说他过去办杂志、办报纸，对政治有意见，即直言无隐。他愿意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他说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气质，从未改变。”

⑷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台北《新生报》记者就当时蒋介石婉辞祝寿与“如何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者”一事，请胡适发表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有一段话就是直接标明是《孝经·谏诤章》。

胡适说，听说自由中国近年来有倾向旧文化的趋势，有人主张读经，有人反对在考试时用钢笔。对这种倾向，他表示惋惜。不过他认为有几句经书不可不读，譬如《孝经》中载：“天子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这一段里有一句话：“故当不义则诤之。”就是中国言论自由最古的经典根据。胡先生认为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诺诺的“是是是先生”（Yes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政府首长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可以看出，胡适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对《孝经·谏诤章》作了深入浅出的诠释，充分地表现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对言论自由的执著追求，其实质正如胡适自己所表白的，那是“因为爱国太深”的缘故所以即使他遭到不应有的误解或围攻，他仍一如既往，处之泰然。

（摘自《传记文学》第６期第６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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