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的冰心

清夜独坐的我，晓梦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钟一秒钟感到不能言说的境象和思想的我，与课室里上课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冰心：《我》

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留给个人的时间和空间竟少得可怜。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被时代驱赶着前行，像赶赴一个个盛大的集会，停不下来，也来不及思量。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的：“在２０世纪中国，一般人恐怕不必指望去逃避历史强加给他的规定性成长。”我们只听得到群体的口号，而听不到个人的声音。政治空间对心灵空间、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挤迫，几乎成了本世纪的标志性景观。

而冰心，这位身着旧式旗袍的新式女性，自新文学发轫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荒芜的心灵园林里打扫尘垢，锄草施肥了。她试图以智慧的繁星和纯真的春水，焐暖世纪冰冷的胸膛。与名字相反，冰心是温暖的，她没有染上那个时代的女子特有的闺阁式的自怜，而纯然是一尘不染的洁净与正直。她外表的单薄与弱小，更凸显出她精神的伟岸与不凡。

冰心与鲁迅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鲁迅代表了新文化中阳刚的一面，冰心则代表阴柔的一面；鲁迅是一柄锋利的社会手术刀，冰心则是慈爱的灵魂布道者。学者李吉力在论说《红楼梦》时曾指出，女人是水性的，男人是泥性的，“这两种特性表明：女人是自然的作为审美向度出现在历史中的，而男人是社会的作为力量的象征从事于历史的创造的。”如果说鲁迅是荒野上的战马，冰心则是河流边的水车，她承继的是中国文化中娴

静的部分，依靠的全然是自然的力量，浇灌心灵的沃土；如果说鲁迅是以超人的力量肩起历史的闸门，冰心则是于不动声色中改造世道人心。冰心的存在，丰富了“五四”文化的精神维度，使中国的精神启蒙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结构或平面结构，而呈现出迷幻复杂的姿态。

遗憾的是，这样的精神姿态没能赢得足够的发展时间而过早地夭折了。当鲁迅传统生长为一株大树时，冰心却日益成为盆景园里孤独的标本。“文革”中泛滥的兽行不是因为群体信仰的缺失，而是因为个体良心的泯灭。那些闪烁着幼稚的眼光，本应从《寄小读者》中汲取营养的学生娃子，争先恐后用《毛主席语录》抽打作家的脸颊。还会有女孩，在无边的暗夜里为远行的人制作一盏温暖的小桔灯吗？

冰心依然被选进课本──当然，是很久以后。我最初便是在课本里结识冰心的。然而，漫长的时间足以将所有美丽的外形浸泡得变形。那些在时间深处长出绿苔的旧日文章，被工匠的巧手镀上新的光芒，于是，冰心笔下的“黑暗潮湿的山路”、“桔红的光”，便神奇地具有了政治隐喻性。严密的政治话语系统可以妙用每一个个体声音──即使你有个体声音，它也会强行为公共所用。

茅盾在《冰心论》中写道：“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长些的诗篇比《繁星》和《春水》高。”茅盾是典型的政治型作家，他的小说如社会学论文一般谨严缜密。他对文学价值取向与己截然相反的冰心作出这样的评说，绝对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