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严冬笼罩着中国大地。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在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一个个大沼气包,给当时的困难更增加了一份阴暗的色彩。满地跑的汽车为什么不烧汽油,却要烧沼气呢?是我国缺少石油吗?难道解放近10年了,我们还要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靠石油进口、用“洋油”的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本世纪早些年关于中国是不是“贫油国”的一场大辩论谈起。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土地上,帝国主义势力猖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派遣了一批批专家学者来中国勘察和了解矿产的蕴藏情况。1914年美国的克拉普率领的一支打井队,在他们认为最有希望找到石油的陕北到处打井找油,结果一连打了七口井却一无所获。1938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经理富勒等人又来到中国,到处钻探打井,结果也是徒劳而返。还有其他一些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转悠了一圈后,同样两手空空。于是,他们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为了使人们相信他们这一结论的正确,还搬出了坚信不疑的唯海相地层生油的理论,认为中国大地多为陆相地层,从岩石的种类和生成年代来看,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的可能性。从此,中国贫油的论调甚嚣尘上,鼓噪中华大地。然而就在这时,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者唱出了“不协和”的声音,李四光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1934年到1935年他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在我国新华夏系的沉积带中“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即石油。当然,李四光的这一论断在当时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代,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相反还引来一股反对的小风潮。
一声巨雷震天响。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经过3年的恢复,很快就转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没有石油怎么行。但是,解放前的那场争论,确实影响深远,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工业如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一天傍晚,在中南海的绿茵草地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正在运筹帷幄,商讨国家大事。突然车灯一闪,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一旁,李四光应邀来到这里。一阵亲切的问候后,大家纷纷入座。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旁的李四光说:“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国的石油问题。”周总理首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我国除在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说到这里,毛主席插话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听到这里,思绪万千,再也坐不住了。不等主席、总理请他发表意见,就马上发言:“主席、总理,我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接着他陈述了唯海相地层生油理论的片面性,认为某一地层是否含有丰富油藏的关键不在于是陆相地层还是海相地层,而在于当时是否具有生油的环境。陆相地层虽然没有遭到海水淹没,但却存在着面积辽阔的低洼地区,其中有的长期被湖水所淹没。这种被湖水淹没的低洼区及其周围地区,如果气候温暖湿润,就有利于各种低等生物的大量滋生繁殖,为石油的生成准备了物质条件。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陆地上的大量泥沙冲积到这些低洼地区,很快就把那些滋生在低洼区的低等生物埋藏起来,不让它腐烂成气体向空中扩散。年长日久,这些混杂在泥沙中的生物体和其他有机物便分解为石油、天然气而深埋在地层之中。我国陆相地层广泛分布,但从其沉积环境来看,是具备生油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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