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钳工”邓小平的下放生活

“邓小平来了”，这消息在修造厂里暗暗传递着，引起了工人们的惊奇和关切。但是，限于严格纪律，他们只能远望着或借故走到邓小平身边多看几眼。

修理车间主任陶端先是安排邓小平做比较轻一点的洗零件工作。安排卓琳在电工班，修理发动机的电线。邓小平二话没说，卷起袖子，把要擦洗的零部件放进盛着汽油的盆子里，一件件地擦洗起来。

过了一阵儿，陶端发现邓小平坐在小凳上总是弯着腰，心想，他年纪大，不宜久蹲，况且两只手有油，想轻松一下都不方便，便征询他的意见：“你看图纸行吗？以后只要看看图纸就行了。”

邓小平面露难色，说：“看图纸恐怕不行，线太细，看不清楚哟！”可是，当听到陶端问能不能干钳工活时，他高兴起来，马上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我还可能多活十年。”

经陶端安排，邓小平来到车间一个角落的新工作台前，看到各种新锉具，他很满意。顺手抄起一把锉刀，熟练地干起来。

站在一旁的陶端很惊奇，看着邓小平有板有眼地锉着，心想，工厂里恐怕还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老邓这几下子呢。嘴上不禁赞叹道：“老邓，你的锉刀活儿蛮结棍哩！”

看着邓小平侧耳询问，显然没有听懂的样子。陶端又解释说：“蛮结棍是江西土话，就是说蛮不错的意思，你的钳工手艺有两下子呀！”

这次，邓小平听懂了，但他也只是笑了笑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当过钳工。我是个老钳工哩。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有那时好。”

邓小平加工的第一种零件是轮胎螺栓，第二种零件是车厢门板。这两种零件加工、修整的工作量都很大，但邓小平加工得又快又好，竟一时出现了毛坯供应不上而停工待料的事情。这使工人们从心里感到敬佩。

有一天，工厂一位技术员来到车间。陶主任连忙上前说：“老邓手头没活干了，怎么办？”技术员想了想说：“让我和老邓一块儿试做一个丝攻绞手吧，这个活儿不重，可是锯锉的手脚很多，起码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干完。”

随后，技术员从废料堆里找到一块料头，拿起毛坯，带着手弓锯，来到邓小平身边。听完技术员关于这种丝攻绞手作用、加工过程的详细说明，邓小平和善地说着：“要得。”

两个人轮流地干起来。邓小平详细询问技术员简历，对他的特长不能很好发挥表示理解。技术员也主动把自己做的毛坯交给邓小平，请他指出来哪里不合格，哪里需要返工。

邓小平仔细看完后，并不说什么，只是根据设计要求认真加工毛坯。边锉边察看毛坯的尺寸和光滑程度，使它达到质量要求。

经过两个人密切配合，两星期以后，这种丝攻绞手工夹具终于制作成功了。它是由一个绞手主体，两个X型夹块和两个手柄组成，全部利用废料加工而成，使用起来可成倍地提高加工零件的工效。

当工人们为这种省力、节时、高效的工夹具做成而向邓小平表示祝贺时，他却谦虚地讲：“是技术员的点子，应该表扬他。”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２日，邓小平、卓琳照常顺着那条小道向工厂走去。黄文华也照例在后边跟着。

两位老人边走边想着心事。原来，小儿子飞飞（即邓质方）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今天就要返回山西。看着小儿子长高了，晒黑了，身体强壮了，做父母的心里感到无限慰藉。

骨肉别离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纷乱年代，飞飞的远离怎能不令邓小平夫妇牵肠挂肚呢？按常理，邓小平、卓琳这一天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在家再同儿子叙叙亲情，或者再帮飞飞整顿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出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头脑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个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一个工人早已跑到工厂大门口传达室，告诉在那里的黄文华。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黄文华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随即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修理车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面色苍白，便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难过地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策。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黄文华，“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

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过来，脸色也略微好些。后来，工人们用拖拉机，把晕倒在车间的邓小平送回了住所。

据黄文华回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对邓小平夫妇实行“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准任何人同邓小平单独接触”。

首先冲破这项“禁令”的是工厂的工人们。邓小平、卓琳在车间和工人们劳动过程中建立了越来越深的感情。工人们都想多接触、多照顾这两位老人。所以，就常常以代买东西、修理东西等借口来将军楼邓小平夫妇住处探望。

１９７０年６月８日，农历五月初五，这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按照习俗，过节前几天，家家户户就开始扎茨条、煮茶鸡蛋、包粽子。

这一天，和卓琳在一个电工组的青年女工程红杏，拿着在街上买的糯米和粽叶，来到将军楼，帮助卓琳包粽子。卓琳见到她，非常高兴。两个人先淘好糯米，配上赤豆。然后把粽叶叠成漏斗形，装上糯米，封上口，再用细麻绳扎紧。有时，包得不像粽子样，两人就大笑起来，笑完再重新包。

这时，邓小平在菜地里忙完走了进来，微笑着和程红杏打招呼。刚才程红杏进来时，看见邓小平正在自己开垦的菜地里种着蔬菜，心里就很惊奇，这样大的干部，自己还会种菜呀！

过不一会儿，正在做饭的邓小平继母准备把一碗变了味的菜汤倒掉。

程红杏也凑过去，用鼻子嗅了嗅，觉得变了味，也说不要吃了。邓小平知道后，微笑着说：“煮开后，还能吃。”

这件小事使程红杏很受触动，一直铭记在心。不久，“老头真节约，连一碗馊了的菜汤都不肯倒掉”的佳话，就在工人们中间传开了。

陶端是车间主任，和邓小平又同在一个党小组。这位淳朴、厚道的老工人，一开始就主动关照邓小平的劳动，尽量帮助邓家做些事情。

有一次，邓小平用的脸盆底部漏个小眼，就用小棉球堵起来用，后来小眼变大了，邓小平就拿到车间去，请工人们给焊一下。工人们把脸盆焊好后，又点了点漆，陶端便亲自给送来。

看到陶端送来修好的脸盆，邓小平忙招呼他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坐下。两人聊了起来。话题转到了工资上。陶端说：“我们虽然工龄不短了，但工资十分低，孩子又多，生活十分困难。”

实际上，当时有关部门已停发邓小平夫妇的工资，只发给生活费。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好像没有发生停发工资的事一样。对眼前这位老工人的叙述，他却格外关注。他心情沉重地说：“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这一类工人都有家，有好几个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的。”

陶端看得出来，邓家生活也不宽裕，他们不仅自己种菜、养鸡，连碗变味的菜汤也舍不得扔，脸盆坏了还修理了再用。于是，他问：

“你每个月吃多少米，够不够吃？”

“够了，我每月吃粮２６斤，多吃一点蔬菜。什么蔬菜我都喜欢多吃一点。”

“你生活上还需要什么？”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喜欢喝点米酒，有时自己也做点。”看到对方对自己会酿酒感到奇怪，他笑了笑又接着说：“其实，做米酒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先煮糯米饭，加点酒药，放点白糖，再用罐子装起来密封好，过几天就可以吃了。我现在喝的米酒都是我自己做的。”

陶端告诉邓小平：“那好哇，酒药、糯米，我那里都很容易搞到，你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行。”邓小平笑着说：“行呀，可以，可以。”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夫妇当年劳动过的工厂收到了邓家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邓榕执笔的这封信，表达了邓小平一家对工人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在你们厂的３年劳动、学习中，与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