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历史探索

风筝，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国家传播的科学发明之一。它同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一样，曾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已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

当今，我国放风筝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探讨风筝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探讨风筝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关系，对今后风筝的发展，将是大有稗益的。

追寻风筝的起源，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古人以鸟为形，以木为料，制成可在空中飞行的“木鸢”。据《韩非子·外储说左》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一日而败”。另据《鸿书》记载：鲁班也曾制作过木鸢，曰：“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鲁班是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人，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也是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由此推断，风筝鼻祖”木鸢”的发源地，应是齐鲁一带。

木鸢产生于战争之中，用于战争之时，它随着我国丝织业和造纸的发明，不断演变、发展。相传，公元前２０３～２０２年，在楚汉相争对峙的最后阶段，汉兵先包围楚营，汉将张良借大雾迷蒙之机，从南山之隐放起丝制的大风鸢，并让吹萧童子卧伏其上，吹奏楚歌，同时命汉军在四面唱起楚歌，使楚营官兵思乡心切，不战而散，楚王项羽也自刎于乌江边。

至今留下张良“吹散楚王八千子弟兵”的传说。据《诚斋杂记》载：韩信准备谋反时“约陈稀从中起，乃作纸鸯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人宫中”。《独异志》载：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５４９年），侯景围台城，简文缚纸鸢，飞空告急，搬取救兵解围。

在我国古代，风鸢一直是战争时通讯和侦探的重要工具，并能带上“火药”用作战争进攻的武器。

唐代建立后，由于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经济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社会很快走向安定和繁荣，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社会的安定、文化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盛行。而节日的盛行促进了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发展，作为一直被用于军事上的纸鸢，随着传统节日清明的兴起，用途上有了新的转折，开始向民间娱乐型转化。从唐代起，我国将寒食和清明两个节日合二为一。由于这个节日“既有祭扫新坟生死离别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所以，深受历代帝王和劳动人民的重视。《癸辛杂识》载，清明节时，大学也要放假三日，武学一日。顾非熊在《长安清明言怀》诗中，曾记载了唐玄宗姿游踏青的情景，诗云／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茸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在唐代清明时节，朝野盛行禁火、扫墓、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条等风俗。儿童放纸鸢始在民间流行，唐代诗人唐采在《纸鸢赋》中记载：“代有游童，乐事末工。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翻兮将度振沙之鹭，杳兮空光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挥之中……。”

此时纸鸢的制作技艺、放飞效果，已有较高的水平，人们“以纸为风鸢”，可放到“高百余丈”的天空中去（见《唐书》）。谈到唐时期风筝，有必要提及一下有关唐代诗人所写的风筝诗）近几年来，某些文章以唐代诗人李商隐在《燕台》中的予西楼一夜风筝急”和高骄“夜静弦声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方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的风筝诗句，引证为描写唐代玩具风筝的诗，以此说明唐代玩具风筝的发展状况。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以上唐诗中所指的风筝，实为悬挂在屋檐下的“铁马”（也作檐马），因用金属片制成，风起而作声，故名“凤筝”（见宅《辞海》“风筝”词条）。据《询刍录》记载，中国玩具风筝的名称源于五代时期，毫州刺史李邺，在纸鸢上装制竹哨，风人竹哨，声如筝鸣，纸鸢由此而得名风筝，因此，将铁马混同于唐代的玩具风筝显然是不对的。

宋代是我国风筝的发展阶段。之所以成为发展阶段，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宋代城市文化经济的繁荣和民间手工业的兴起，二是宋代提倡传统的节日风俗，这就为风筝的发展和进入节日的娱乐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东京梦华录》载）在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现存的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东京疗梁清明时节繁荣热闹的景象。繁盛的城市文化经济不仅适应了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为风筝在城市和民间。的普及打下基础，因此在北宋放风筝已是民间常见的娱乐活动，并有一些学者对民间风筝开始进行研究。宋代元丰人高承在《事物纪源》中就曾对民间风筝的历史渊源、名称等作了专门的考证。这一时期，民间放风筝还被画家用作进行创作的一种题材。北宋初期画家郭忠恕就是其中的一例。据潍县真武词中苏东坡文记载：“郭忠恕，洛阳人，善书画，尤善山水。因与监察御史争朝堂，被贬乾州司户……有富家于喜画，日给美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忠恕先为画小童持线车放风鸯，引线数丈满之……苏拭不仅记述了郭忠恕刚正不阿的性格，而且将其善于以风筝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事迹，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为研究宋代画家如何将风筝作为创作题材提供了宝贵材料。北宋宰相寇准也曾作《纸鸢》诗：“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由此可见，北宋时期民间放风筝已是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也是文人墨士艺术创作中的一种题材。

及至南宋时期，其“制度礼文，犹足仿佛以东京之盛”。封建帝王“不思恢复中原，整日花天酒地，沉酣于湖山之乐”，宫廷提倡奢靡的节日风俗，临安豪绅相互斗富，致使清明等传统节日更加盛行，放风筝成为宫廷和民间一种不可缺少的活动。

据《挥尘后录》记载，北宋皇帝宋徽宗，“即位之初”曾在“罢朝余暇”放纸鸯为戏。南宋宫廷画院待诏苏汉臣所画《百子图》生动地描绘了甫宋时放风筝的场面。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云：“桥上少年郎竟放纸鸯，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线绝者为负。”生动地记载了清明时节儿童放纸鸯的情景。同时还记道：放风筝“此虽小技，亦有专门。”所以周密所著《武林日事》把临安经营“风筝”者，放在“小经济”专栏之巴把放风筝与“书会”、“演更叮吓昌京词”、“教走兽”“使棒”、“装秀才”等５５种杂技放在一起，并记载了当时著名的风筝艺人“周三、吕扁头”；这两位风筝艺人还被列为甫宋都城临安的５１４名“诸色技艺人”之中；由此可见，南宋时期的风筝，不但作为商品出售，而且风筝艺人能在“瓦子”那样较大的群众娱乐场所中竞争生存，充分说明当时的风筝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众所周知，元代是我国戏剧艺术的兴盛时期，特别是元杂剧等艺术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风筝，在元代史料中却十分罕见，有关元代民间放风筝的传说也很少听到，这是自唐代以来我国风筝发展史上少有的特殊现象。但我们只要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稍加剖析，便可得知元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元代的统一，结束了三百年甫北政权并立的局面。疆域的扩大，一度沟通了我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此时传入西方。而西方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等也陆续传入我国，促进了元代上层文化的发展。但元代初期不设科举制度，这一“社会的变化，使文人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子沦落无望的文人墨士，原可‘货与帝王家’的满腹才学连同满腹不平之气，都只能货与伎乐之伍了”（《中国戏剧学史稿》）。“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未，以舒其佛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明胡侍《真珠船元曲》）。元代统治者失去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能力，因而，文人墨士投入元代文坛之中，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出现一批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戏剧家、艺术家，写下了大量反映元代权豪势要横行霸道和揭露官府贪暴腐朽的作品，形成了我国戏剧艺术的辉煌时代。但由于无代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国内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对广大人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行动，为防止人民起来反抗，施行了不准民间私藏铁器、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的规定，这不仅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而且，也使风筝这种民间手工艺品的生产失去了基本的生产工具。试想，十家才准用一把菜刀，何从谈起劈竹子、扎风筝呢？何况在生活极端贫苦的情况下，人们也没有心思去放风筝搞娱乐活动。因此，我认为这是元代为什么会出现民间风筝传说少、文献资料少的这种特殊现象的主要原因。

在明代以前，我国民间放风筝的习俗，主要流传在南方广大地区。明洪武四年（公元１３７１年）明太祖定都北京以后，中国文化经济的中心逐渐北移，南方的风尚习俗也不断流传到北方，但由于明太祖执政后，采取节俭传统节日的开支等措施，所以明代初期清明等节日的娱乐活动有所衰减。另外，明代帝王吸取汉代出现的韩信与陈稀用风筝测量未央宫、准备谋反的教训，下令禁止在京都放纸鸢，因此，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清明节放风筝风俗，也受到一定影响。这通过明初的一些志书和野史可以得到证实。《帝京景物略》为明初刘侗。于奕侦所著，它是一部详细记载京都节令风俗、名胜古迹的专著，其中对京都人们清明节扫墓踏青和娱乐活动记述尤为详细。如：“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哀往而乐回也。是日替柳，游高梁桥，曰踏青。”“有扒竿、筋斗、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嘻”等，但唯独没有放风筝的内容，并记载曰：“燕；日有风鸯戏，现已禁。”而同时期在我国南方，放风筝却是清明节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摹《清明上河图》就把东京汴梁儿童引线放风筝的内容收在其中，从画中风筝的造型上可以看出风筝艺人们已从单纯的鸟类造型向各种类型发展。另外，从明代著名诗书画家徐渭在浙江所作大量风筝题画诗分析，当时在南方民间放风筝为儿童所喜闻乐见，也是画家、诗人常见的创作题材。徐渭多才多艺，是一位风筝爱好者，他一生写了十多首关于风筝内容的题画诗，如“我亦曾经放鹞嘻，今来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驻游春马，闲看儿童断线时”和“柳条搓线絮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鸯。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明代中叶，清明节放风筝之风俗，在我国北方再度兴起。

据明《水平（今河北卢龙）府志》记载，清明时节“家家树秋千为戏，闺人挝子儿赌胜负，童子团纸为风鸢引绳而放之。”清初潘荣陛所著记述北京岁时风物的专著《帝京岁时记胜》中也详细记载了清明时节荡秋千、放风筝的情景。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还以“书生韩世勋题诗于风筝上，放飞中风筝落在詹家，詹淑娟和诗其上，因而结合”的故事，编写了戏曲作品《风筝误》传奇。在清代，清明时节荡秋千、放风筝之戏在我国普遍兴起。“上自内苑，下至士庶，在清明节期间，俱立秋千架媳戏为乐，童子郊外放纸鸢”（见《中国古代节日风俗》），放风筝成为清明节一项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节日风俗中的娱乐活动，是社会生活的明镜，它能反映出国家民族、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和生活习俗。清代乾、嘉年间，由于当时国内政局一度比较稳定，农业生产与城市文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封建统治者为显示“太平盛世”提倡节日活动，因而出现了我国风筝发展的繁荣时期，每至清明时节，人们在春回大地。草木皆绿的大好时光，兴致勃勃结伴去郊外踏青游玩放风筝。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人“于清明时放纸鸢……漫以成俗”。特别是在文化经济发达的京津地区和以手工业著称的山东潍坊地区尤为突出，从清乾隆年间起，所修许多地方志和地方文献中都记载了清明时节放风筝的情景。乾隆十八年春，潍县知县郑板桥被罢官后，在题画诗中写下了“闲逐儿童放纸鸢，，的诗句。《临朐县志》载：“旧志载寒食增墓土……时芳草鲜美，儿童放纸鸢于村外，春花绚烂，妇女戏秋千于杏院，小姊妹或三三五五踏青陌上，寻芳水滨，桃红柳绿，日丽风和，一年节令此为最佳时也。”清道光《平度州志》载：“清明祭墓行负土礼，童子放纸鸯，女子作秋千戏。”

民间放风筝习俗的普及，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在这项活动的实践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把放风筝作为一项锻炼身体“去病免灾”增强体质的活动来看待。

《潍县岁时记》把春天放风筝称为“放郁”，是图个“吉利”。在民间延续着一个风俗，清明节这一天，有的人把板子风筝放得高而远，然后有意将风筝线割断，让风筝随风飘去，意思是把一年来积下的“郁闷之气”彻底放了出去，可在一年中不生病。

在其他地区，人们也把春天放风筝归纳了很多好处。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记载“今之纸鸢引丝而上，令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富察敦崇撰《燕京岁时记》说，放风筝还能锻炼人的眼睛，增强视力──“儿童放之（风筝）空中，最能清目”。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人们很早就把放风筝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来对待。

通过在田野郊外放风筝吸收了新鲜空气，锻炼了身体，陶冶了情操，增强了体质，达到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的目的。因此，放风筝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娱乐和体育活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清明节放风筝的风俗更加广泛普及，放风筝的内容也被编入小说作品之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风筝这一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探索，如我国著名文学巨匠曹雪芹，不仅把放风筝写进了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去，开创了放风筝内容进入小说创作的先河，而且这位艺术大师还对我国的风筝历史、名称演变、风筝种类、扎制工艺等等作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于清乾隆年问，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风筝艺术的专著《甫鹞北鸯考工志》，为我国风筝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后，在宫廷和民间，风筝制作放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清道光时，潍县金石学家诗人郭鳞在所著《潍县竹枝词》中写道：“一百四日小寒食，冶游争上白浪河，纸鸯儿子秋千女，乱比新来春燕多”，详细地记载了潍县民间在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到郊外踏青和在白浪河沙滩放风筝、荡秋千的情景。

清末，是我国传统风筝在内容、题材有较大发展的时期。北京一带，宫廷与民间的风筝发展迅速，不仅制作精良，而且品种增多，出现了造型新颖的字风筝，使风筝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民观看放风筝。《北京竹枝词》真实生动地描述这一情景：“新鸯放出万人看，千丈麻绳系竹竿。天下太平新样巧，一行飞向碧云端。”这一新内容、新形式的出现，为我国风筝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时，各地相继出现了像仙鹤童子、雷震子、群雁、杏花天等各种不同形式和内容的风筝。潍县风筝艺人根据我国“尊龙”传统，吸收了当地木版年画、刺绣等民间艺术中有关龙的形象，对传统蜈蚣风筝加以出新，将蜈蚣头改装成龙头，扎制出了“龙头蜈蚣风筝”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人们巧妙的把龙的形象运用致串式风筝上，这一大胆的创造，充分证明了我国民间艺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由于“龙头蜈蚣”从形式到内容，符合广大群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观点，加之其精湛的扎制工艺、别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和最佳的放飞效果，被称为潍坊传统风筝一绝，受到中外风筝爱好者的好评，是潍坊传统风筝的代表作品之一。

“随着民间放风筝的普及和发展，宫廷中把放风筝当作一项娱乐来对待，各地官吏把民间涌现出来的富有。“吉祥如意”内容而制作精巧的风筝，作为进贡礼品，并把扎制、绘画的能工巧匠选送到京都，为宫廷扎制风筝。如潍县民间画家于帧培进京后被慈禧太后赏为“八品画士”，北京风筝哈（国梁）、风筝金（福忠）以及天津的风筝魏（元泰）都曾为宫廷制作过风筝。宫廷风筝的制作，不同于民间风筝，它不计工本，不惜代价，因而选料、制作、绘画等各道工序，都极为讲究；甚至连放风筝用的拐子都雕刻得非常精致美观，所制作的风筝富丽堂皇，花样百出，姿态各异，是一种高雅精致的艺术珍品。同时，各地世代制作风筝的艺人云集京城，为北京的风筝发展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艺人们除为宫廷制作风筝外，还在京城开设风筝铺，每年清明节前后，扎制风筝出售，北京琉璃厂形成了较大的风筝市场，清明节期间，风筝成为京城人们不可缺少的娱乐品。各种风筝大量上市，风筝制品在商品的交易中，给当地和外地风筝艺人提供了相互学习、互相借鉴的机会，艺人们根据北京人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官廷的特殊环境，经过长时期的创造演变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曹雪芹、金福忠、哈国梁为代表的北京宫廷风筝流派。

进入十九世纪，我国商业城市的兴起、手工业的发展给风筝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天津、潍县、济南、青岛、南通以及江苏、广东、河北、安徽等一些地区。由于民间放风筝的普及发展，先后出现大小不同的风筝专卖市场，风筝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品畅销于市，尤其是在素有“三千砸铜匠，九千绣花女”之称的手工业县城潍县更为突出。由于胶济铁路的贯通和受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民间手工业发展迅速，潍县风筝制品同刺绣、嵌银、仿古铜、铸铜印、蓝印花布、木版年画等一样，成为畅销货。因而，城乡专业风筝铺增多，出现了以唐家风筝铺为代表的十多家专业风筝铺。一些从事画神轴的民间画家、嵌银工匠，借助自己有利的条件，纷纷开设风筝铺或制作放风筝的用具。如著名画家王福斋开设的王家风筝铺，扎制各种风筝销售于市，成为抢手货。所制“雷震子”、“仙鹤童子”等风筝，名噪一时，成为优秀传统风筝。嵌银名手、雕刻艺人陈子和等用雕刻、嵌银工艺制作各种不同型号的高档风筝拐子，其中用象牙镶嵌的风筝拐子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潍县南胡家村还专门生产放风筝所用各种型号的风筝线。杨家埠年画艺人，把半印半画工艺运用到风筝制作上，将印好的风筝画纸，贴糊到绑好的风筝骨架上，从而使杨家埠的板子风筝成本下降。产量大增，成为清明节期间物美价廉的娱乐品。风筝大量涌入市场，在古老的潍县白浪河沙滩，形成了很大的风筝专卖市场。各类民间风筝琳琅满目，其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富有乡土气息，以扎、糊、放俱佳著称于世，吸引了大批外地风筝客商）。近代诗人裴星川在其竹枝词中写道：“风筝市在东城墙，购选游人来去忙，花样翻新招主顾，双双蝴蝶鸢成行”，记录了当时风筝市场的盛况，潍县风筝不仅销往烟台、青岛、淄博、”济南等全省各地，而且大批销往江苏、福建、安徽、河南、河北等地。

这一时期，在我国开埠较早的商业城市天津，由于交通方便、文化经济繁荣、手工业十分发达，其民间风筝制作精良、形象逼真、色彩独特。风筝艺人借助于天津手工业发达的有利条件，对其民间风筝制作工艺进行了革新。为解决风筝销售中和放飞时携带困难的问题，艺人对风筝制作工艺实行总体设计、分解制作、以竹为样用箍连接的方法，使数丈长的风筝也可拆卸，折叠成很小的体积，装入纸袋或纸盒之中，把风筝制作技艺与工艺美术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为我国民间风筝制作技艺向高层次发展开辟了道路。艺人们在长期的风筝制作实践中，匠心独运，还创出了“活眼鹰”、“锣鼓燕”等独具特色的风筝，被称为天津风筝一绝。

辛亥革命，推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民间风筝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清明节前后放风筝的风俗在全国包括台北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普遍兴起。民国年间，各地所修的地方志中，大量记载了这些活动。其风筝内容丰富，品种增多，新式样风筝不断出现，甚至在我国北方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人们也利用本地自然条件，就地取材，出现了用“苇子”、“挺干”等材料扎制的山区风筝。

二是专业制作风筝的人员增多。风筝制作在潍县、高密、天津、北京、吉林等地，成为一种家庭副业，各地大批国画家参入扎画风筝，使民间风筝的扎制。绘画技艺大大提高，形成了工笔重彩的文人画风和民间艺人为代表的民间画风同时并存的局面。一些风筝艺人和国画家所扎绘的高档风筝，引起人们极大兴趣，风筝制品开始登上艺术殿堂，不仅是放飞的娱乐品，而且成为一种挂在墙壁上的艺术欣赏品。

三是中国民间风筝和其他民间艺术品一起，开始走向世界民间美术之林。中国风筝作品于１９１５年２月２０日第一次参加了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凿成而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北京风筝艺人哈长英、天津风筝艺人魏元泰所制作的风筝，分别获金牌奖和银牌奖，与我国参展的翡翠、象牙、白玉制品、雕漆、珐琅、嵌银、瓷器、地毯、顾绣等各类民间艺术品和土特产品一样，为我国争得了荣誉。我国参展品种之多仅次于美国四十州之总和，并得到大量奖杯、奖牌，这使得我国古老文明的艺术品，广泛地传扬于世界。此后，民间风筝比赛，在我国各地不断出现。二十年代潍县商会举行的风筝比赛和青岛、安庆、台北等地举办的风筝比赛，都曾对风筝的发展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各地风筝在比赛交流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共同提高基础上，吸收了民间年画、刺绣、玩具、雕刻以及戏曲故事等民间艺术的营养，注入到风筝制作中去，使风筝的制作工艺、内容题材都有较大的发展。至三十年代，随着我国传统文化风俗的发展，中国风筝初步形成了以串式风筝、桶式风筝、硬翅风筝、软翅风筝、板子风筝等为主体的风筝系列品，人物、鸟兽、鱼虫等均成为风筝制作的题材，这一时期是中国风筝兴盛发展时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反动派的压迫，我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生活艰难困苦，这一时期、民间放风筝处于低潮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值得一提的是风筝艺人也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为了抵制外国侵略者，扎制了“抵羊”、“射日”等风筝，以此来号召人们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当代风筝，在四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恢复发展、严重挫折、空前繁荣三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潍坊国际风筝会的召开和连续三届的全国风筝邀请赛的举办以及各省市风筝协会的建立，“世界风筝都”的出现，国家体委又把放风筝活动列为体育比赛项目，使民间风筝进一步得到普及发展，放风筝成为全国人民文化体育的重大活动，风筝制作，放飞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风筝向多功能、高层次发展，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