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谜语源远流长,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西周以前,就出现了谜语的语言现象,即富有隐喻和暗示性质的歌谣,如流行于商代的一首牧歌“女承筐,无实。士(圭刂)羊,无血。”它运用了民间谜语的诡词法,牧场上的一对男女青年,女的拿筐,男的一刀一刀剪着羊毛。无实和无血恰到好处,整首牧歌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既饱含情景交融,热情隽永和诗意,又不失矛盾诡辩,妙趣横生的谜味。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日益丰富,具有隐示性的歌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我国谜语的最早形式--廋辞和隐,这是谜语的最初萌芽。“廋辞”两字最早见于左丘明《国语·晋语》“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这里讲的是发生于公元前542年的事,虽然没有记录下秦客廋辞的具体内容,但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廋辞已作为外交斗争的一种形式而登上大雅之堂,在统治集团高级官员中运用了。
隐比廋辞较晚出现,如同廋辞一样,也是以形象生动的评议来隐示事物,因而十分流行,上到诸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都喜欢隐语。有些统治者喜隐而不好逆耳之言,臣民若要讽谏朝政,就必须投其所好,利用隐语转弯抹角地劝谏。在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往往用隐语掩人耳目,暗中通情。韩非子《韩非子·喻老》和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分别记载了楚庄王和申无畏以及还无社和申叔展用谜语作答的故事。
如同历史的其它阶段一样,先秦的文学也有其光辉灿烂的一页,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而这其中的一些赋和诗,则是极其精妙的隐语。如荀子的《蚕赋》便是这样,它完全采用隐语的手法,把蚕的形状体态、性能功用和生活习性等几种特征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通篇到底才道出个“蚕”字。荀子《蚕赋》对后世的咏物诗和民间谜语影响很大,历代不少谜家认为它是我国物谜的开端,谓“荀卿《蚕赋》已兆其体”。
隐语从先秦过渡到西汉,就开始逐步趋向于谜语,当时流行的射覆,已成为民间和宫廷的娱乐品了。射覆,就是事先把文字或瓯盒或盒匣覆藏起来,然后通过占卜来猜所覆物件,它是隐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游戏。文学家东方朔是当时隐语射覆的代表人物,班固《汉书》和张英《渊鉴类函》等书都有他射覆活动的记载。李昉《太平广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可以看出,这一隐语采用了现代谜语的拆字法,又辅以动作和象声,略有几分文义谜的特色。
东汉时期,隐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利用方块字在离合增损中形、音、义的变化,产生了第一条文义字谜。据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记载:“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娟,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杨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受辛)。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段曹操与杨修猜碑的故事是虚构的,史实上,曹操和杨修并没有到过曹娥碑的所在地──浙江会稽,虽然如此,但根据《世说新语》的问世时间,至少可以肯定,南北朝之前就有了这条文义谜。
东汉末年,图谶异常盛行,而作为预卜将来、荒诞玄虚的谶语则是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进行分拆组合的,在这种情况下,离合体文字诗谜萌生了,东汉献帝时期的孔融首创了“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到了魏晋时期,离合体文字诗谜已十分盛行,作为一种文体活跃于文坛,风靡一时。随着离合体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增损体应运而生,并且能够结合最早出现的会意体,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了。据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记载:北齐徐之才,聪辩强识,有兼人之敏。公私言聚,多相嘲戏。有一次,他戏王昕的姓为“有言则(讠王),近犬就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为羊。”仅仅四句,就使“王”字跃然而出,极尽嘲戏之能事。
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谜史上的第一个“谜”字,当时的诗人鲍照在他的《鲍参军集》里,收入了自作的《井龟土三字谜》。“井”字谜是这样的:“一形一体,四支八头;一八五八,飞泉仰流。”前三句用离合,后一句会意更进一层喻示“井”。
谜书的出现标志谜语的日趋成熟。战国时期,我国就已有专门记录隐语的书刊,刘向《新序》云“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云“隐书十八篇”。南朝齐末,文学理论评论家刘勰著成了《文心雕龙》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其中《谐隐》是首次研究谜语的文章,它对南朝以前的有关谜语作了精辟的论述。如对谜语的产生、定义和特点,他作了这样的论述:“自魏以来,颇好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复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试察以衔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汉魏南北朝以来,隐语化而为谜,当时的文人雅士从民间汲取营养,创作和发展了会意离合和增损等谜体,这不仅丰富了同一历史时期谜语的内容,也为以后谜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朝时期,中国恢复了统一,南北的经济、文化逐渐融洽,谜语活动比前朝更加活跃,广泛用于社交和生活之中。到了唐朝,谜语开始兴盛。据唐.郑处海《明皇杂录》记载:天宝三年,秘书监贺知章告老还乡,临行前唐明皇问他有何要求,贺说:“臣有男未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乡之荣。”明皇听后笑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孚。”贺知章高兴地谢恩而去。过了一段时间才省悟“上何谑我也。我是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不呼我儿爪子也。”戏弄于离合和会意之中,实在精巧绝妙。又据唐·段成式《庐陵官下记》记载:曹著机辩,有客试之。因作谜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应声曰:“在官地,在私地。”亦作谜曰:“一物坐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对,著曰:“吾谜吞得你谜。”客大惭。客人出的是“蛙”,而曹著作的是“蛇”,故有吾谜吞得你谜之说。
唐代有相当数量的谜语故事,这是它前面几个朝代所没有的,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的以谜圆梦,吴处厚《青箱杂记》的揭唐石碑谜,冯翊《桂苑丛谈》的揭题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各行业的市语典故,已十分丰富并广泛流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谜语的繁荣,为两宋谜语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谜语在宋代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京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集中发达的地方,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便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活动,北宋的汴梁出现了专为伎艺演出服务的场所--瓦舍。谜语属于百戏之一,通过商业和伎艺场所的传播得到空前普及,制谜和猜谜之风非常盛行,涌现了一大批谜语艺人,如马定斋、霍百丑、张山人、胡六郎和魏大林等。
早在隋唐时期,正月十五张灯已成为民间习俗,到了北宋,元宵佳节更显得热烈隆重,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元宵,大门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对,乐声嘈杂十余里。”北宋为金所逼,迁都临安后偏安一隅。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每年都要国人在元宵节张灯结彩,大事欢庆,所谓"南宋时观灯独盛",趁这个机会,一些文人学士便“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浑话,戏弄行人。”至此,灯和谜发生联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诞生了“灯谜”。这时的灯谜,是指写在灯上的谜语,而不是专指现在的文义谜,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随着灯谜的出现,兴起了灯谜组织,当时的京城临安成立了谜社,据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隐语,则有南北垢斋、西斋,皆依江右谜法。谜语、习诗之流,萃而成斋。”谜社的成员都属飞诗之流的文人,他们或以谜相酬和,或以谜相嘲戏,或品谜玩隐,或著书立说,继往开来地共同推动了谜语的发展。
谜语形式的多样化是宋代谜语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字谜、物谜、画谜、印章谜和人名谜主宰了当时的谜坛,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猜谜体制,如道谜、正猜、下套、贴套、走智、横下、问因和调爽等。宋代流传下来的谜语不少,到目前为止,从各种古籍中搜集来的就有七十多条,这些谜语大多是以诗词为面的。北宋王安石,不仅是位政治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谜语专家,在谜语制作方面,他技艺娴熟,高人一筹,宋代的一些野史记录有他的部分谜事活动和谜语作品,如以“目字加两点,不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猜。”分别射“贺”和“资”二字。又如以“常随措大官人,满腹文章儒雅,有时一面红妆,爱向风前月下。”猜物谜“印章”。
在隋唐谜语的基础上,宋代的画谜和实物谜有较快的发展,这里引用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两则谜语故事,可以窥见一斑。据《东坡集》载:“东坡即拾一片纸,画一和尚,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长柄笊篱,与佛印云:‘可商此谜,’佛印沉吟良久:‘莫不是《关睢》序中之语欤?’东坡曰:‘何谓也?’佛印答曰:‘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非此意乎?’东坡曰:‘吾师本事也。’相与大笑而已。”又据《丹铅杂录》记载:“佛印持二百五十钱,示东坡云:‘与你商此一个谜。’东坡思之,少顷,谓佛印曰:‘一钱有四字,二百五十钱,乃一千个字,莫非《千字文谜》乎?’佛印笑而不答。”
宋代文人多好治印篆刻,讲究印学,出现了印谱,从而了最原始的印章谜。据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宋著名词人姜夔以自己的姓名作谜而刻于印上,印文是这样的“鹰扬周室,凤仪虞廷。”首句引用《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隐姜尚的姜,尾句引用《尚书》“夔曲乐,凤凰来仪”,隐“夔”。姜夔的印章谜是一种创举,它为后来印章谜的发展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人名为谜底素材的人名谜在宋代已是见其形,日见其多,在谜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宋.彭乘《墨客挥犀》录有这样一条人名谜:“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词语含蓄艳丽,情意缠绵,每句隐含一位唐代诗人,他们分别是:贾岛(假倒)、李白(里白)、罗隐和潘阆(拼浪)。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谜语在宋以后并没有中止和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在各种各样的谜事活动中,文人学士一直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宋、金、元三代都有谜集刊行,宋元年间有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和王安石等人刊集成四册的《文戏集》,金章宗年间有四川人杨圃祥主编的《百斛珠》,元至正年间有浙江人朱士凯编集的《包罗天地谜韵》。由于受时代风云和区域文化的影响,元朝时期的谜语暂处于低潮,数量不多,虽然这样,但当时仍不乏上乘之作,如大诗人萨都拉创作了一则物谜,见于他的《雁门集》:“开如轮,敛如槊,剪纸调胶护新竹,日中荷盖影亭亭,雨中芭蕉声肃肃,晴天则阴阴则晴,晴阴之说诚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履东西南北之行人。”谜底是“伞”,以谜言志,制谜技巧非同一般。
正月十五观灯作为民俗始于隋唐,而谜语作为元宵佳节的游艺则始于宋朝,以后历代相延成风,到了明朝已遍及各地,成为元夕不可缺少的点缀品。元宵期间,猜谜语的气氛异常热闹,盛况也是空前的。据刘侗《帝京景物略》:“正月八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有以诗隐物幌于寺壁者,曰商灯。立想而漫射之,无灵蠢。”又据阮大铖《春灯谜传奇》:“打灯谜闹场,拆灯谜搅肠。纸条儿标写停停当。金钱小挂,道着时送将,那不着的受罚还如样。市语儿几行,人名儿紧藏,教你非想非非想。”这展现了当时猜谜活动的情景。
明朝的谜语形式丰富多采,在继承了宋以来的文字谜、人名谜和事物谜等几种形式的基础上,谜语的体例制式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如文学家黄周星首创了酒令体谜语。这种酒令体谜语,谜面如诗似词,在酒席中轮流出谜猜射,以代酒令,猜中为胜,猜不中为输,输者罚之以酒。酒令体谜语的创立,使得谜语不受元宵、中秋等节日的时间制约,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进行活动。黄周星有条人名谜:“忽然冷,忽然热,冷时头上暖烘烘,热时耳边声戚戚。”打三国人名一,谜底:貂蝉。古人常以貂皮制帽,故以冷时头上暖烘烘隐射“貂”。每逢热天,蝉就在树上高声鸣叫,故以热时耳边声戚戚隐射“蝉”,开头两句与后面两句相互呼应。
明朝的谜作大多出自文人之手,当时已采用了四书上的文句作谜,制作技巧有很大的进步,谜语的质量不断提高,有些谜作,堪称一代佳品,至今仍脍炙人口,玩味无穷。如徐渭的几条字谜,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猜“佯”,以“两下里作人难”猜“入”,以“问管仲”猜“他”,以“月字去了一直”猜“脚”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既是戏曲大家,又是谜语行家,他的一些谜作揉合着禅理,如镜子谜:“知人知面不知心”,又如虱子谜:“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被人发觉,无大小首从皆死。”构思新巧,寓意也很深远。
谜语发展到明末,出现了灯谜谜格。由于谜语的普及,尤其是文义谜的盛行,不仅元宵、七夕和中秋有张灯街巷的猜谜风俗,而且在其它节日和空闲时间也有猜谜凑趣,谜事活动一频繁,谜语素材就显得紧缺,又鉴于一些文人故弄玄虚,喜欢钻牛角尖,在这些情况下,谜坛上兴起了创格新潮,据《韵鹤轩笔谈》所载,明末马苍山在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首创了“广陵十八格”,即卷帘格、徐妃格、会意格、谐声格、典雅格、传神格、碑阴格、寿星格、粉底格、虾须格、燕尾格、比干格、双钩格、钓鱼格、含沙格、锦屏格、碎锦格和回文格。谜格的创立,标志着灯谜的成熟,它已经跟民间谜语分开,自成体系了。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如同当时的小说戏剧一样,谜事活动也非常活跃,谜风远远胜于明朝。清朝初期,谜语因袭的多,创新的少,如褚学稼的“尹”字谜:“伊无人,羊口是其群,斩头笋,灭口君,缩尾便成丑,直脚半开门,一根长轿杠,打个死尸灵。”句句成扣,可见东汉以来离合体、增损体的遗风。清自中叶以后,灯谜向前迈了一大步,虽然谜面和谜底的素材仍以四书五经居多,但在制作技艺上已益加新奇精巧,力求别解传神。如以“人在人情在”猜《诗经》句“逝不相好”,以“绝代有佳人”猜《左传》句“美而无子”,又以“霍去病卒”猜《礼记》句“疾止复故”。
晚清以来,谜语,特别是以文义为特征的灯谜达到了空前的普及,谜格不断增加,谜学上有很大的突破,谜语行家们勇于改革,开创了一些新颖别致的谜艺,如梁章钜设红虎,张起南设外文谜。据《归田杂记》记载,梁章钜曾以朱笔写一字"词",猜古文二句,谜底: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谜底首句紧扣谜面,而后一句呼应书写谜面所用的色彩。灯谜大师张起南有一外文谜见于他的力作《橐园春灯话》,以“GOOD MORNING”为谜面,猜“谭”字,意为“西方言早”。晚清的谜语以灯谜见多见长,当时灯谜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有文字、俗语、成语、诗词、人名、国名、地名、花卉和中药等。
清代谜风之盛,在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五色石主人《八洞天》、曹雪芹《红楼梦》、李汝珍《镜花缘》、陈森《品花宝鉴》、尹湛纳希《一层楼》、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魏子安《花月痕》,以及韩邦庆《蕊珠宫仙史小引》等书,都有不少关于制谜猜谜谈谜活动的描写。以理论为主的谜话和以作品为主的谜集,这一时期也有大量出版,刊行于世,如周亮工《字触》、毛际可《灯谜》、费星田《拟猜隐谜》、俞樾《隐书》、张文虑《廋词偶存》、高超汉《心园谜屑》、杨小湄《围炉新话》、顾震福《谜隐初编》、唐景崧《十八家灯谜》、张玉笙《百二十家谜钞》、拙园老人《揉园灯谜草》、张起南《橐园春灯录》、薛凤昌《邃汉斋谜话》等近百册,这些谜籍是清朝谜语大发展的见证和总结,是我国古代谜语遗产异彩纷呈的一部分。
自南宋临安出现了南北垢斋和西斋后,谜社经历了元明两代,到了清末民初,已是遍布各地,蓬勃发展,当时最为著名的有竹西后社,北平射虎社和上海萍社三个灯谜组织。竹西后社是清光绪年间成立的,寄寓扬州的福建籍谜家高乃超,利用在校场开设的酒家,为竹西后社的组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该社人多势众,高手云集,拥有马趾仁、王绍俞、孔剑秋、周亮工、张剑南、陈天一、李伯雨等数十位专门从事灯谜研究和创作的行家,实力强大。他们每每以茶馆酒肆或自家私宅作为灯谜活动的场所,或聚首商榷切磋,探讨谜艺;或张灯悬谜招引猜射,娱乐民众。北平射虎社是由樊樊山、韩少衡、高步瀛、刘春林、薛少卿、易实甫等谜界上流人物发起的,于光绪三十二年在北平徽州会馆成立,韩少衡为社长。该社有社员三百余人,中坚人物有顾震福、陈屯、吴玉林、张起南、张超南、俞赞侯、金子乾、吴颖人、宋敦甫、张郁庭、钱南扬、高阆仙等一批谜坛豪杰。他们除了召开月会、年会外,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办大规模的谜会,能人高手,设坛征射,参观者数以万计。与北平射虎社同时成立的,南方谜坛影响深远的上海萍社,其浩大声势并不亚于北平射虎社。该社由孙玉声和王均卿主持,团结了陈逸石、况蕙风、谢不敏、毓生、朱觉厂、张子良、黄楚九、汪闲闲、朱染尘、刘介玉、徐枕亚、施济群等一大批谜界精英。他们在新世界、大世界等游乐场所大张旗鼓,或互制互猜,自娱自乐;或轮流张灯悬虎,设擂征打。
清末到民初的灯谜组织多如繁星,全国较有影响的谜社还有扬州的竹西春社、北平隐秀社、学余社和丁卯社、上海的玉泉轩谜社、大中谜社和松江隐社、苏州的西亭谜社、厦门的萃新谜社、晋江的谈虎楼、龙海的文虎社和龙门社、兰州的水晶谜社、枫溪的浣花谜社、潮州的莲社和谜学俱乐部等等。众多的灯谜组织,在普及灯谜知识,促进灯谜创作和培养灯谜人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使灯谜由文人阶层扩展到有一定文化的平民阶层,大大加快了灯谜的发展和繁荣。
民国初期,灯谜形成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派别--南宗和北派。当时,谜学家张郁庭提倡以平仄协律的五言或七言近体诗句为谜面的灯谜,主张谜带诗意,独树一帜。一时间,北平地区呼应附和的谜人甚多,因而形成北派。为了便于区别,人们把运用传统的灯谜技艺的表现手法称为南宗。一般来说,南宗的主要特点是虚拢大意,注重典雅,而北派的主要特点则是字字紧扣,注重叶韵。如以“蜜月旅行”猜五言唐诗句“此去随所偶”,又如以“一弯旗影动龙蛇”猜聊目《尸变》,前者属南宗,后者属北派。灯谜技艺的表现手法虽有南宗北派之别,但在实际创作中,却是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民国期间,谜社谜家所编撰的谜书相当丰富,如张郁庭《谜格释略》、蔡三省《商灯初步》、许德邻《文虎》、韩振轩《古今谜语集成》、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语》、钱南扬《春灯余话》、徐枕亚《谈虎录》、韩少衡《莺嘤社谜集》、谢云声《灵箫阁谜话》、谢会心《韵谜三百则》、汪雨人《嬉春阁廋词》、邢楚樵《款月轩谜稿》、孙玉声《萍社谜粹》和顾震福《跬园谜刊》等一百六十余册,是十分珍贵的谜语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灯谜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灯谜活动蓬勃发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雅俗共赏,寓教于乐。在节日或联欢晚会上,猜谜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娱项目。近年来,灯谜爱好者的队伍日益壮大,全国众多城市和乡镇企事业单位的群众性灯谜活动频繁,灯谜组织纷纷组建,谜协林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5月,全国规模较大的灯谜组织已近二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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