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旅行役”的杰出之作

词中无论虚写、实写，总不离乎写景、写情。景是“清秋节”，情是“伤离别”，以清秋之萧飒，写离别之凄恻，即景抒情，融情入景，臻于情景交融的化境──“离人心上秋”。然而柳永这首词的情景交融，却不只是赋予客观景物以主观感情色彩，有如“寒山一带伤心碧”，“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也不只是把没有感觉的异类拟人化，有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槛菊愁烟兰泣露”。“清秋节”作为“伤离别”的环境，前者是物，后者是我；前者是宾，后者是主。从物我关系上看，由情景之交融，到达于物我一境，即《文心雕龙》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王国维提出的“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实际是不存在的。从宾主关系上看，宾只限于山川风物的“景”，而主则在人的“情”之外，兼有事、理──“离别”这事及因这事而悟出的理（“自古”云云，表明超越于一时、一地、一境、一我而推及更广）。因此，这首《雨霖铃》，乃是写景、抒情与叙事的统一，并寓含着说理成分。词人于离别的场面、进程的展示中进行写景、抒情，笔下自是由眼中景包罗了景中人、人中事、事中情、情中理。起头三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就不止于交代离别的节令（寒蝉）、时间（晚）、地点（长亭）、气候（骤雨初歇），不止于以寒秋、昏暮、急雨烘托“都门帐饮无绪”的悲苦凄凉气氛，而主要在于写出将别未别之际的痛苦心情的复杂变化：白日登程，延挨至于“对长亭晚”，表现了不忍离别，唤起下句的“留恋处”；“骤雨初歇”，无论如何也该启行，表现了必得离别，逼出下句“兰舟催发”。在具体写到分袂登舟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场面时，“寒蝉”“骤雨”却又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异乎一般诗词中以景写情那种相互映合的交融。节届霜秋，寒蝉声凄欲断，但总还能发出鸣叫；而人当离别，按理应是“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倒反成了“无语凝噎”，悲痛之极，连寒蝉那种凄切的声音也难以发出。这里写景与写情是一种递进手法。同时，空中暮云收尽，“骤雨初歇”，天色趋于霁朗，而离人却是满面愁云堆积，“相看泪眼”，雨已止但泪不止；雨只是“骤雨”，片刻消停，怎比得“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那么持久呢？这里写景与写情又是一种反衬的手法。及至登舟之后，扬帆举棹，则景随离别之进程而变换，情随景物之变换而加深。别以为“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只是借浩渺迷茫的烟波暮霭来表现离人黯淡的离愁，要看到词人在这里写行舟去处，那千里烟波之上是沉沉暮霭，那沉沉暮霭之上是空阔楚天，无边广漠之中，正另有着不见于字面的景与情：漂流无所止的一叶行舟，行舟里面的孤孑行人，以及行人无比寂寥怅惘的内心。这内心思虑得广，感触得深，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这才有过片的出首二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文笔上自然更不可能仅仅归结为一般的情景交融了。苏轼《水调歌头》的“人有悲欢离合”，把弟兄的离别提到人生哲理上来认识，未尝不是自柳永这“多情自古伤离别”生发而来的。当然，苏轼思虑得更广，感触得更深，并且由“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规律得到领悟，心胸旷放，思想通达，终于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而柳永却一直没能从“伤离别”中解脱出来，一叶行舟之上推想着“今宵酒醒何处”，于是“千里烟波，暮霭沉沉”又变换为“杨柳岸，晓风残月”。与酒醒前的梦境相对照，写江岸杨柳，分明是惋惜“垂杨只解惹春风，如何系得行人住”；写晓风残月，分明是慨叹“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词人由此更进而推想到“此去经年”：不是“清秋节”，内心或能好受一些，即使有“良辰好景”，也因无人共赏而如同“虚设”；不是“离别”之后，感情渐趋平静，不那么“伤”了，即使有“千种风情”也因无人共语而倍觉痛楚。“良辰好景”是虚景，“千种风情”是虚情，以虚景、虚情收结全篇，写出“清秋节”之实景可以随时令之推移暂告消失，而“伤离别”之实情却是随时令之推移与日俱增，反跌得极为有力而看去又似极不费力。这种别开生面的写景、写情，是柳永在词的艺术表现上的杰出创造，正如清代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所说：“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

──选自《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