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姆莱特》看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

四、《哈姆莱特》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鬼魂出现之后，他知道父亲是谁害死的，并立志复仇。对于哈姆莱特来说，复仇既是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又因为凶手是当今的国王，是专制王朝的代表，推翻了国王，也就扭转了这混乱的局面，拯救了这濒于崩溃的国家，因而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他勇敢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同时也深感这一责任的重大：“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一方面表达了他作为王子要为父复仇的坚定决心和作为人文主义者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的气魄；另一方面，表现了他面对黑暗现实，对所负重任的悲愁和无可奈何的心情。哈姆莱特的装疯说疯话，一方面适应了内心的忧郁，一方面针对外界的罪恶社会现象。社会上是非黑白，完全颠倒，小人得势，大才受侮。在这种情况下，真话也只能当疯话来说，于是哈姆莱特从全面讲来倒是最清醒的。装疯可以迷惑阴险的克劳狄斯和廷臣的视听，装疯可以畅所欲言，暴露丑恶的现实，揭发黑暗的社会，借此作弄国王和他的左右，看他们的反应，给他们以鞭挞。因此，忧郁并不是绝望，而是正视现实，深入思考，寻找答案。他在忧郁的沉思中，因个人的不幸看到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从为父报仇认识到改造社会，从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的苦难形象，感染到一种超乎个人的力量，同时他指出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并决定肩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但就如何行动的问题上，他反复思考，一再延宕，成了一个延宕的王子。他这样拖延并不是他不爱父亲或对父亲被害不感到憎恨，而是他的敌人是一个掌握了政权而又奸诈阴险的国王，周围又布满爪牙暗探，他在斗争中不可能轻举妄动，因此他借父亲之死而悲痛的时机假装疯颠。这样既可以迷惑奸王和朝臣，以使敌人对自己能够放松警惕而伺机报仇，又可畅所欲言地揭露社会罪恶和谴责敌人。哈姆莱特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老同学，甚至心爱的情人，也竟然变成了奸王的帮凶。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丑恶的现实面前完全破灭了，他说“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他甚至考虑到“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尽管如此，他没有一刻忘记复仇的任务。在安排了“戏中戏”之后，他行动起来，但变革现实的途径仍未找到。最后在一场比武中杀死了克劳狄斯，自己也牺牲了。“重整乾坤的责任”最终未能完成。他虽然杀死了敌人，但仅仅是除掉了一个恶人，而不是整个人文主义者整个理想和事业上的成功。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临死前他希望好友霍拉旭把他的故事讲述给世人，让人们认识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好地正视它、改造它。哈姆莱特所处的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腐朽但仍占统治地位，并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新的罪恶势力与之结合，在力量对比方面暂时还大大超过了人文主义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而哈姆莱特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把社会的斗争看作“善”与“恶”的斗争，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在行动上是孤军作战者。这就决定了哈姆莱特只能以悲剧告终，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莎士比亚善于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哈姆莱特》对自然和人的赞颂也都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同时莎士比亚很注意情节的安排，他的戏剧常常包含几条平行的或者交错的情节。《哈姆莱特》中三条复仇的情节交织在一起，而以哈姆莱特为父复仇为主线，以雷欧提斯和福丁拉斯为副线，三条线相互联系，又彼此衬托，在复仇这个主要情节之下，还配合了爱情、友谊、家庭关系等次要情节，起着充实、推动主要情节和提示人物思想性格的作用。

人文主义在中世纪被广大学者提出，人文主义的巨著在这一时期也层出不穷。这是人类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摆脱封建神学的束缚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正将人类发展过程中自身的问题展现了出来。权力、地位、仇恨、愤怒、战争等等，这一切都是长时间困扰人类发展的难题。当我们为了目标奋斗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我们最终会得到什么呢？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剧中争夺王位的人，王位的守护者，为正义奋斗的人，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死亡。这不意味着莎士比亚的悲观，而恰恰相反，正是这样的悲剧才能够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发自内心的深省正是莎士比亚悲剧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的悲剧的感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