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良好
《雷雨》的语言是高度个性化的,周朴园的多情和残忍、侍萍的冷静和固执、鲁大海的鲁莽和简单、周萍的空虚和怯懦、周冲的天真和单纯在第二幕选场的对白中都一一展现出来。又由于曹禺自身有丰富的舞台经验,《雷雨》的语言极富动作性,剧中人情之所至,动作紧随其后,为排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长期以来,《雷雨》的解读被过多地赋予社会意义,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和阶级矛盾层面做了过度的阐释,而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第二幕选场应该是整个《雷雨》剧作中最能体现这种阐释的。本文无意否定这种阐释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就像曹禺事后的追认──“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但是,《雷雨》作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家庭罪恶”和“阶级矛盾”的宏大主题应该是其附加的社会意义,隐藏其间的表里结构和爱恨情仇更值得我们仔细体味,后者离话剧艺术的本位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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