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感时而作的师道精品──韩愈《师说》赏析

一、抗颜为师，能行古道

魏晋以来师道沦丧，士林之中以相师为耻渐成风习。至唐代中叶，此风愈演愈烈，“为人师者皆笑之”，甚至“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针对士林如此情态，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使在千载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钦佩。

韩愈“毅然为人师”，炫怪群目，士林哗然，遂得“狂名”，为人非笑。然有识之士，却响应不绝。韩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李翱是古文大家，张籍是著名诗人，他们能北面师韩，说明韩愈所倡导的“师道”，如空谷传音，回响甚大。潭州刺史韦彪之孙韦中立，虽出“高门”，但亦能“不拘于时”，恭行古道，致函柳宗元，提出从师学文的请求，大概也是受韩愈《师说》的影响吧！

当时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因拒韦中立之请，“不敢为人师”，古代学者多以二人之“道不同”释之，这实为误解。柳宗元“不敢为人师”，原因是怕“招闹取怒”，并非反对韩愈光复“师道”的主张，其《师友箴》及《序》可为佐证。《箴》曰“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序》曰“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显然，柳氏对“师道”的理解，与韩氏如出一辙。他的《师友箴》和《序》，其实就是对韩氏《师说》的支持，而且较之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显得更为有力。即使柳氏谢绝韦氏“从师”一事，也只是他不愿“以师云尔”罢了，而对其“诚欲往来见所闻”，还是竭诚欢迎，“愿悉陈中所得者”以示杀之的。这种“取其实而去其名”之论，其实也对韩氏《师说》的一种委婉支持。再看他把士人对韩氏的“群怪聚骂”比成“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亦可知他对“耻学于师”之风气，是何等深恶痛绝！韩柳二公在“师道”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柳宗元亦是韩愈“师论的同调及其抗颜为师的响应者”，勿庸置疑！

二、意在传道，重在解惑

《师说》首段即开宗明义，点出“师”的作用以说明其重要，并为下文阐述“师道”之当复张本。这种高处立、阔处行的开局法，就为全文定下了气势恢宏的基调。韩愈将“师”的作用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表面看来，这三大作用似乎平列，实则不然。韩愈以光复“儒道”自命，他为“师”所概括的三个作用，自然有其特定内涵。所谓“道”，即修己治人之道；所谓“业”，即古人六艺之业；所谓“惑”，即此二者之惑。三者之中，以“道”贯之，“传道”为宗旨，“授业”、“解惑”皆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即学“文”为明道，习“艺”为致道，释“惑”为悟道。正因如此，韩愈才在本段之末指出“择师”原则应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前人评《师说》谓通篇只“吾师道也”一句，亦为此意。不过，韩氏论“师”的作用，虽意主“传道”，但重点却在于“解惑”。韩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等儒家大师的启发式教学法，他心领神会，而这种教学法的主要手段即“解惑”，这就是他特别重视“解惑”的原因。再加之释“惑”确实是学“业”致道的必由之门，欲使弟子有“大成”，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使之通过此门径，达到“悟道”的最终目的，即使之登上“业”之大堂，进而步入“道”之内室，以完成“师”的使命。有鉴于此，韩愈才在阐明“师”的三大作用之后，又专门拈出“解惑”一端加以申述。

此外，韩愈专就“解惑”一端加以申述，还可达到针砭时弊、生发下文的作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就有如此妙用。既然人人有惑，当然“师道”可兴不可废。然而时人却或“挟贤”（以己为士人），或“挟长”（以己为长辈），或“挟贵”（以己为士大夫）而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结果是“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正因时风如许，平时以道自任、以师自处的韩愈，才不得不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叹。这样，文章就极其自然地过渡到下段。然后，他再从圣人尚从师，可见“贤”不可恃；童子尚从师，可见“长”不可恃；巫医乐师百工尚从师，可见“贵”不可恃三个方面，讽谕时宜从师解惑。由此观之，韩氏专拈“解惑”一端加以申述，就行文来说，亦有深意，决非信笔所至。

三、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本文来自

《师说》首段之末，韩愈论“择师”原则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其中“四无”实为第二段之“伏”。第二段即紧承此“四无”加以申发，除批评了当时不良学风外，还阐述了人人宜从师的道理。类此“伏笔”第二段也有，其所言圣人“且从师而问”，即为下段所言孔子师郯子等一事伏笔。第三段文字即承此而发。本文第二段得最为精彩。前人对此段写法的评述，可用“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概括之。这八字，确实道出了此段写得极其精妙的原因。

“轻重相形”法即“对比衬托”法。作者为阐明人人宜师的道理，敢于直面现实，以“古之圣人”“出人也远矣”尚重视“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下圣人也亦远矣“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其子”尚重视“择师而教”，与对“其身”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巫医乐师百工”尚重视“相师”，与“士大夫之族”却轻视“从师”相形。此外，作者还以“句读之不知”的小事尚重视“从师而问”，与“惑之不解”的大事却轻视“从师”相形。经此一比，“众人”、“其身”、“士大夫”之愚，都被衬托得跃然纸上，而其“惑之不解”宜师而问之理，都已不言而喻。由此可知，以“轻重相形”法说明事理，确能收到反差强烈、其理自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三峰插天”法即“三片并列”法。此段中“相形”之三小段，在其承接处，作者未以过度句或连接词相衔，形成三个并列的独立片，犹如三座独秀峰横插天间，屹然相向，互不统属。然而，如作仔细考察，则可知它们的地脉相通，实为同一山系，并展现相同地貌。换言之即是，这三小段文字，形如自立，实则义脉贯通，所言之理一样。这种独立成片，各片之间“硬语逆转”的“直接”法，确能给人以奇特兀立，挺拔醒目、功力深邃的感觉。

四、冲飚激浪，气势雄壮

韩愈古人，素以“猖狂恣睢”、“雄奇万变”、“奇偶交错”、“气势腾跃”著称。这种风貌的产生，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应以他“善用古”最为重要。正因他“善用古”才能做到既“复古”，又“变古”；既使其文“无所不包”，又使其文“无所不归”，达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境界，养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故前人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师说》的语言，就具有如此风采，这与作者运用大量排偶句、感叹句、对比句、反问句等修辞手法有关。这些修辞法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师说》的雄壮气势，使它产生了更大的雄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