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齐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是本文的结论,也是本文的中心论点。贾谊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显然是不全面、不深刻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制度本身就是罪恶的渊薮。地主阶级是靠压迫剥削农民而存在的。不管封建统治者实行什么政策,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都是不可能调和的。秦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秦的统治方法不对头,而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秦的残暴统治,只不过加速了这一矛盾的发展进程而已。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贾谊作为封建政治家,能够正视“官逼民反”的现实,并从而得出封建统治者如施暴政于人民,就可能被人民所推翻的结论,还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贾谊这一思想,并不是他对人民特别仁慈。他“仁政”思想的基础,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他总结秦亡教训,只不过是希望汉朝统治者能通过减轻对人民的压迫,来调节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人民的反抗,稳固汉帝国的统治而已。尽管如此,贾谊的主张,在当时还是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的,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贾谊是汉初最富辞采的散文家,而《过秦论》又是他的代表作,它充分体现出贾谊散文“雄骏闳肆”(姚鼐《古文辞类纂》)、理切辞畅的艺术特色。
读《过秦论》,你首先会被文章浩翰的气势和溢荡在字里行间的强烈感情所打动。起自下层、具有改革政治抱负的青年政治家贾谊,把他改革时政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说服汉文帝实施正确的政策上,因而在文章中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热情。字里行间,你仿佛感到作者心脉的搏动,恍如见到作者那种勃勃英气、挥洒自如的自我形象,读来浩浩如江河,沛然而下,令人不自觉地顺着文章的波澜浮沉,并为它的雄辨所折服。这正是贾谊散文的一大特色。
《过秦论》所以如此感人,还在于作者对文章的精心结构。篇末的结论,也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这种篇末点题的结构方式,又借助于欲抑先扬、铺陈排比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更富有说服力量。文章为了说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中心论点,从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始强大说起,写到击败九国之师;从取得诸侯霸主地位,写到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统一全国,用浓笔大彩极力渲染、铺陈,把秦强大的形象层层垫高,一步步推向顶端,给读者造成极为强烈的印象,然后笔锋一转,写秦亡之速,秦亡之惨,文势一下子跌落下来,于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自然托出,令人信服。从篇幅上讲,写秦强大占了文章的大半,而写秦亡的过程,却仅寥寥数语,但前者是虚写,是衬垫,而写秦亡,则是实写,是正文。写秦强大,意在说明秦统一中国的根基之深、力量之强,以便突出强调秦亡之速,秦亡之惨。
《过秦论》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它的语言。文章大量使用对仗句型、排比句法,形成一种自然流畅、明快而错落有致的抒情节奏,读来富有音乐感。全文用对偶的地方占三分之二以上,但毫无堆砌呆板之感,相反,它加强了文章的气势。若干对偶句形成一组排比句,排句之间,又巧妙地运用虚词相关联,辗转成文,连贯而下,犹如长江大河,波澜迭起,使文章气势贯注,雄浑有力,表现出贾谊驾驭语言的高度艺术技巧。
《过秦论》是史论的滥觞。文章托古喻今的手法及陈古刺今的作用,对后代史论,诸如三国魏曹肴的《六代论》、晋陆机的《辨亡论》以及宋代文学家苏洵的《六国沦》、清初王夫之的《谈通鉴论》的附录《宋论》等,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
以上介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上篇。今天我们对秦亡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的认识,尽管与贾谊有所不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阅读和欣赏《过秦论》这样优美的文章,因为,对于我们,贾谊的结论并不那么重要,而其艺术造诣却可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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