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拔锋利　语警词工──谈贾谊的《过秦论》

潜义伏理，气蕴于内。作者写秦气锐势盛，是为了说明这是施仁义的结果。可是贾谊只将施仁布义隐嵌于字里行间，反而铺张扬厉地大写追亡逐北、席卷天下的声势，待到文末点题后，回顾前文一审视细察，始觉作者原来处处设伏，密而不漏。作者于第一段就带出了秦能轻取易攻的原因：“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由于采取了商鞅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司马迁也认为这属仁义之举。他说：“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作者叙秦的每一阶段，都紧扣住这点。“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因而能够“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故业”、“遗策”即为原来的仁政义举，“蒙”和“因”是说承继、沿袭原来的有效措施。“及至始皇”，最初还是“奋六世之余烈”，发扬上代遗留下来的功业，还能够威振四海。后来他“废先王之道”，抛撇了仁义──“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这实际上是不仁不义、自愚自弱的政策，因而“始皇既没”，只有“余威震于殊俗”，人心丧失，基业动摇，走向灭亡了。本文题旨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而于前文却明写、详写“攻守之势”，暗写、略写“仁义之施”，气

蕴于内，象呈于外，使人首先从气势磅礴的文辞上得到感染，直到最后才将内蕴的含义加以挑明，读者拨除疑念，释除悬念，把握主旨，则顿觉原来的潜义伏理腾跃而出，熠然生辉，戛然作响。

反复比照，导出题旨。作者为了导出论述中心，反复比照，逐步深化。先是远比，以叙述设置比照条件。作者写陈涉的出身卑微，才能平庸，不成军旅，可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随即得到天下人的响应、支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写陈涉起事如此之易，和前文写诸侯攻秦如彼之难，遥为映照，对比鲜明，为下文议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再是近比，从比较中引出议论。陈涉之位和九国之君比，尊卑悬殊；陈涉武器和九国之械比，利钝大别；陈涉之众和九国之军比，众寡极异；陈涉之谋和九国之士比，智愚径庭，陈涉和山东之国相“度长絜大，比权量力”不可同时而语，可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就激起读者急切追寻原因，为作者揭示答案蓄积了语势。最后是总比，总括前文两极对比，从而揭示题旨。总结全文时，作者先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概括了前半篇，总结了秦占地由小到大，广有天下，势力由弱到强，统制诸侯，统治由暂到久，长及百年。接着以“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与上述对举。这里总结了后半篇。一夫毁七庙，宰割天下者反身死于人手，将秦与陈涉两方面都予以极化。这样，“何也？”的设问就更为强烈。在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势下，迸发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便如水到渠成般自然，雷霆震空般有力。

贾谊写作《过秦论》是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他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就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他是借此来宣传他的所谓“治乱之道”的。关于贾谊所主张的仁义，在本篇之中还只见其强调施仁义的重要性，至于其具体内容，他篇之内释之较详。他认为要维持统治就要省刑爱民，不可暴虐残民。“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因而一定要“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否则“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天下苦之，那就要推翻他的统治了。同时，他认为还必须重贤纳谏，不呆害贤拒谏。堵塞言路，必然“壅蔽伤国”。“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样就“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贾谊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在当时却不失其进步意义，至今仍有鉴戒价值。贾谊虽不能如我们今天一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但他充分肯定了陈涉在亡秦中的作用与地位，这是十分可贵的。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贾谊这篇政论是以史立论，不是一般的论史之作，因而不必要求他对秦的兴亡原因作全面论述，那是不切合古人作论的实际。就如宋代苏洵写《六国论》，意在“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而他的儿子苏轼写《六国论》，就只从六国“不知天下之势”的角度发议一样，只是就一个问题论证，并不如写史学论文那样作全面分析。

《过秦论》作为辞赋家的政论，在当时独标新帜，这种文风并沾溉后世，象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宋代范仲淹的代表作《岳阳楼记》等，都能明显地看到其影响。今天我们学习它，也能从它别具一格的散文艺术上，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