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二钗”管见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会为书中所描写的众女子的悲惨命运叹息，虽然红学界至今犹对《红楼梦》第五回宝玉梦游仙境所见的“薄命册”的册数及人数意见不一，但对妇儒皆知的“十二金钗”，还是比较统一地认为指警幻仙子介绍给宝王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所列的十二冠首女子：黛玉、宝钗、元春、探春、湘云、妙玉、迎春、惜春、凤姐、巧姐、李纨与秦可卿。

但是在看《红楼梦》时。笔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曹雪芹除泼墨如水地描写“十二金钗”的命运外，还花了许多笔墨描写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丫鬟，如果认定“金陵十二钗”仅指“正册”所列的十二冠首女子，则那些描写丫鬟的文字（有的是整回）岂不成了闲散多余的冗文？

脂铨本“凡例”的作者写道：“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遍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难道真如警幻仙子回答宝玉那样：“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吗？

许多学者设法寻找“十二金钗”的本原，论者伙矣，有人从古代女子流行高鬟发式以求“十二金钗”本义；有人从古代数理思想分析《红楼梦》中的数字。笔者是红学门外汉，不敢喙舌其中，以免贻笑大方，然见有的观点仅就“十二金钗”论“十二金钗”，却忽视了对数字“十二”本原的追溯，故借鉴陈大康先生之论。加以阐述。

我们说，数字本只表数学意义，但随着时代推进，古人自觉不自觉地追寻某些数字与文化的契合，从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数字也愈来愈带上浓重的文化色彩，形成各种各样的非数学意义，这种带有文化性质的意义，对于有数干年悠久文化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更为丰富，也形成相当完整的系统。

远在先秦时代，人们以天的历数来解释人事变迁的传统观念就已形成，历代的统治阶级又多利用星象占卜来分析得失，预言未来。

《周易·说卦传》开头就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参天两地而倚数”──《周易》这本儒家经典就是通过天地之数的变化而分阴阳的，以天地之数构造筮法，通过数学结构的某种变化关系模拟整个世界的演化过程，及万物生息、规律的递演。先人之所以对数字如是看重，与数字的特点有关：数字具有极大的抽象性，便于装填实在的内容；数字又富于变化，又可以为无限变化着的事物提供某种模型。先人这种以天象附会政治人事的观念，中国古典小说鲜有不或多或少受之浸淫熏染的。

对《红楼梦》，就有人认为整部书就是“阴阳互转”“五行循环”的一秒冷冰冰的抽像演绎，这种观念有待商榷，然观《红俊梦》，曹氏确实深受《周易》的影响。如三十一回湘云与翠缕的一段讨论，作者借史湘云之口提出了“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阴阳不过是个器物，赋了成形”的阴阳观。这种影响也表现在作者对数字形式的完美整齐近乎固执的追求。

红楼开篇提到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原始神话井未写石头的数目，而曹氏创造出“三万六千五百块”，正是张衡的《浑仪说》记载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的百倍，所以脂砚斋评语指出这种描写“合周天之数”。

作者对数字的虔诚更突出地表现在对“十二”这个数字的频繁使用上。《红楼梦》中不仅正册、副册、又副册分别列了十二个女子，而且，梨香院的女伶恰是十二个；为元春省亲，贾蔷从姑苏采买十二个女孩子；尤氏上房置放了十二张雕漆椅以备贾母祭祀后休息；当周瑞家的问起“冷香丸”时，宝钗介绍药料是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夭的白梅花十二两，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还有贾母生日收到的围屏又恰是十二个，等等。另外省亲别院里，妆蟒绣堆刻丝弹墨并各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椅搭、桌围、床裙、桌套，每份一千二百件，都与“十二”有关。

陈大康先生指出，“在古代阴阳学说中，十二属阴，最为人们熟知的莫如天为阳，地为阴，地支数为十二；日为阳，月为阴，月绕地一周之数也是十二，既然曹雪芹描写的是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坤卦又为，全由阴组成，那么，他自然要以十二为金钗之数了。

“十二”的“阴”的本义首先引申出取全的意义，以地支命名时辰，一日有十二时辰，以月计年，一年又有十二个中气与十二个节气；人又有十二生肖，这些都以“十二”为周期，由此也就有全的意义。《周礼·春官宗伯》言：“（保章氏）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早降丰荒之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十二”表全之义再引申，虚化表多，这更多见于西汉至唐代的诗文中。《史记·封禅书》：“管子曰：‘古人封禅者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记者十有二’。”《西洲曲》：“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木兰辞》有“同行十二年”，“策勋十二转”，“军书十二卷”。李贺《李凭箜篌引》有“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弦动紫皇。”

我们再回头看看“十二金钗”。钗，本是指妇女头上的饰物，故旧称女子为“裙钗”或“金钗”，“十二钗”最早见于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诗中有句“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原言髻高插钗之多。随着“十二金钗”使用的广泛，到唐诗中，借代用指妇女之众多。如白居易《酬思黯戏赠》中有句“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山堂肆考·角集》卷二十三有：“歌舞之妓甚多”的注解。可见诗中的“金钗十二行”就是借代姬妾、舞妓、歌女。再如宋代黄庭坚《梦中和觞字韵》有句云：“何处胡椒八百斛，谁家金钗十二行。”则是从白诗句法演化而成的。

“十二金钗”到唐以后已愈来愈固定地借指人。宋代沈立《海棠百韵》有“金钗人十二，珠履客三千”的咏唱，到明代《再刻拍案惊奇》中，“十二金钗”已成为成语，都为笼统的称渭。清初诗文中，引用“十二金钗”的典故者屡见不鲜。朱竹《净志居诗话》称北里中十二人“先后齐名，所谓十二钗也”。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五·谢镜诗》中有一联：“三干书卷斗然如，十二金钗掠鬟鸦。”孔尚任《舞灯竹赠流香阁》有句云：“久久帘动一灯来，一灯一灯陆续吐；十二金钗廿四灯，灯光人面添媚妩。”尤可注意的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续琵琶》第三十一出“台宴”中有词云：“正是：门迎珠履三干客，户列金钗十二行。”

通过以上对“十二”及“十二金钗”本原的追溯，我们可以说；把书名取作《金陵十二钗》，这正是作者的巧妙之处，一方面包含了“十二”属阴之本义，使“十二”有明显的实体意义，更用其取全之引申义。曹雪芹曾借史湘云之口说出了选用“十二”的全义：第三十七回蘅芜苑夜拟菊花题时，宝钗提出“索性拟出十个来”，湘云却说：“十个还不成幅，索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所以，书中多次使用“十二”这个数字，均有全、多之义，从而以“十二金钗”为对象又超过了“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