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章法艺术管见

四、浓重的气氛烘托、传神的细节描写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用精炼的笔墨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白居易在叙事诗创作中独特的造诣，他笔下的人物，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长恨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翁》）。无论是杨贵妃生前的娇媚，死后的孤独，还是卖炭老人辛苦苍老的形象，虽只三言两语，然其神貌特征无不生动准确地打上了各自的阶级地位、生活条件。社会经历的印记，绝非其它阶级、阶层的人物所能代替。

《琵琶行》作为一首优秀的抒情诗，诗中穿插的景物描写对于烘托气氖、渲染感情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诗一开头，诗人就以富于季节特征的景物构成萧索的秋景，江水之滨，枫叶芦苇摇动于瑟瑟的秋风之中，秋江之中，茫茫江水起伏于皎洁的明月之下。美丽而又凄清的景色，与全诗伤感悲苦的情调和谐一致，为诗歌情节的展开和人物感情的抒发创造了浓烈的气氛。再如，写琵琶女演奏结束，在乐声戛然而止后，诗人用“东船西舫悄无声，唯见江心秋月白”两句，渲染出沉寂、清冷的环境气氛，借以烘托人们因沉浸于乐曲旋律而心神凝聚的情态，映衬乐曲余音绕梁，曲终犹在的动人魅力。诗人陈述谪居生活的苦闷，同样穿插以景物描写，如对浔阳贬所的描写（“浔阳地僻无音乐”到“往往取酒还独倾”）。“黄芦苦竹绕宅生”、“杜鹃啼血猿哀鸣”的自然环境大大加深了作者对天涯沦落之感的表现，悲凉的景境构成凄苦的氛围，衬托了悲凉的心境。上述描摹环境的诗句在诗中虽然不多，但对于酝酿气氛，增添情韵，烘托人物，深化意境都是不可或缺的。

诗中细节描写，也颇传神，不少细节取自人物富有典型意义的动作、神态，来展示人物的内心，表达人物的感情，具有形神兼备，含意深邃的特点。对人物动作的描写十分准确传神，颇能使全诗增辉。如琵琶女的出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的细节描写，都是文字省净的传神笔墨。前两句写琵琶女在陌生人面前登场，把她自惭身世的心理、含羞的神态、稳重的性格和盘托出。一个饱经世态炎凉，自卑而略带自负的女艺人的形象，浮雕般地矗立在读者面前。后两句写她熟谙技巧，信手挥弦，“目中无人”，身心沉浸在意境创造和感情抒发的忘我情状之中，惟妙惟肖，给人以浮想联翩的艺术享受。特别是琵琶女自叙身世—段。仅二十二句—百余字，为一个身世不凡的女艺人谱写了一份言约意丰的小传。她的出身、学历、才华、容貌，青春时代的恣意欢谑，年长色衰后的寂寞凄凉，昔盛今衰的变化，在鲜明的对比之中一一写出，从容不迫，不枝不蔓，充分发挥了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力量。其中，琵琶女自叙年轻时的欢乐生活，更借助于细节描写，“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些细节都是出自实际生活的典型事件，表现的是琵琶女少年时的貌美、艺高、生活豪华，红极—时。“铜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细节描写，活生生地刻画出一个青年女乐伎在逢场作戏中得意一时的情状。这种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性商业都市生活的烙印，今天的读者自然不必对之加以欣赏仿效。但当五陵年少在颠狂中挥霍其家族从下层人民身上榨取的财富，从一个乐伎身上寻欢作乐时，作为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在她的灵魂还没有战栗和觉醒时，击碎银篦，酒泼罗裙的一系列任性戏谑，正如一出蕴含悲剧意味的闹剧，令人深思。当琵琶女结束弹奏，欲述身世时，诗人又设置了这样一个细节：“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沉吟、整衣、敛容、久立这些动作神态，既与琵琶女这一饱经人事沧桑的歌女身份、性格相符，也与全诗压抑、低沉的抒情气氛相一致，同时又准确地传达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欲语不语，恭敬严肃的神情，先整衣再站起的动作，都反映出这位琵琶女内心的难言的痛楚和稳重、端庄的性格。如果把这段生活和后来的孤独、凄凉境况相比，就可看出诗人所要表现的又不仅仅是昔盛今衰的变化，更在于揭示女主人公由不理解自己的悲剧命运到意识自己悲剧命运的心理过程。

这些细节，着墨不多，但却给人以如临其境，如感其事，如见其人的感受，并由人物的外貌动作而窥见其内心。它不用抽象的概念，也无抽象的议论，只由细节表现，均收到窥一斑而知全豹，举一木而知森林的艺术效果。

通俗性和抒情性是白居易在长篇叙事诗创作中探索创新的成果。他自己说过：“诗到元和体制新”。（《重寄微之》）所谓“新”，大抵包括两方面：

一是诗歌语言的通俗优美，平易浅切，具有琅琅上口易于传唱的特色。

二是在叙事中包涵更多的抒情成分。

二者的结合，形成当时号称“元和体”新型诗歌的风格特色。在《琵琶行》中，诗人以抒情的笔调叙事状物，力求在明白如话的语言中将诗的韵味与音乐的节奏和谐结合。贯穿全诗的景物描写：大江、明月、枫叶、荻花、黄芦、苦竹、杜鹃的悲啼，猿猴的哀鸣，其凄清的色调，无不浸染着诗人遭贬爽直的感情色彩。当我们吟诵着“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这些诗句，很难说它们是单纯地写景，客观地叙事。再如诗人精心安排的琵琶演奏场景：月华如水的太空是天幕，空阔茫茫的大江是场地，一个地位卑微而造诣精湛的女艺人，当她被社会冷落，遗忘之后，只能在大自然的舞台上再次向人间献出她的艺术。听者固然心荡神移，连大自然也停止了一切喧闹，庄严、肃穆地倾听着她的演奏。一曲倾诉天涯沦落、人间不平的悲歌，与大自然浑然融合，回响在茫茫水天之间，从而获得了永恒的存在。金代王若虚称白居易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滹南遗老集》）同书还引郑厚评白诗“如柳阴春莺，深得造化之妙”的赞语。这两段话，前者是对白诗浓郁婉转的抒情韵致的描述，肯定其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后者是对白诗悦耳和谐的语言风格的形象比喻。这种通俗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风格，便于人们的理解和传唱，因而在当时就得到广泛的流传：“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