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琵琶行》中读到的三类人的生活遭遇

《琵琶行》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诗中记叙了作者在浔阳江送客时，听到一位曾在长安红极一时的歌女弹奏的琵琶曲，以及她“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凄凉经历，从而感慨自己被贬江州的遭遇。读该诗，我们在领略行云流水的语言美、如泣如诉的音乐美的同时，也在为三类人的生活遭遇而感叹不已！

一、乐妓生活卑微

乐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歌女，在反映旧社会风貌的影视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歌女卖唱糊口的场景。这些歌女天生一副好身材，一副好嗓子，靠在酒席上卖唱为生。《琵琶行》中的这位琵琶女可谓歌女的优秀代表了，她曾找过当时著名的乐师学过琴，“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位琵琶女可谓是才貌双全了，但即便是这么优秀的一名歌女，从她的琴声中、话语中我们分明听到了她的哀怨，她的不幸。

原来，古时的乐妓地位十分低微悲惨，没有自由，甚至连自已的命也不属自已的。元代的关汉卿喜欢上一个唱戏的名字叫珠帘秀的乐妓，这位乐妓的才艺非常好，关汉卿对她关爱有加。可是，世俗并不认可这种婚姻，乐户的子女是不可以跟普通的老百姓去通婚的，结果他们只能是私奔了。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乐妓是被历史淹没在烟花巷中，如园中鲜花，开放时娇艳瑰丽，可是好景不长，等到春残日暮，花落香散、随风飘零，再无人顾惜。

唐代是我国的强盛时期，经济发达，文艺繁荣，社会开放，统治阶级追求欢乐享受，不论皇宫、官府、或民间，凡举行庆典、宴会、游乐、诗会、甚至几个人的聚会，往往要乐伎到场助兴，或歌舞，或奏乐，或陪酒，或赋诗，或作曲，或表演杂技等。

在唐代，属于皇宫的乐妓，称为“宫妓”；属于各级官府的乐妓，称为“官妓”；属于军队的乐妓，称“营妓”；属于私人蓄养的乐妓，称为“家妓”。前三种乐妓均在国家编制之内，名列编制的，就叫“入乐籍”。以上这四种乐妓，有时也简称为“妓”，但她们都要是卖艺不卖身。在唐代统治阶级的眼中，不论“乐妓”或“娼妓”，都要是“卑贱女人”，可用一个“妓”字去概括她们，去称呼她们。

由此可见，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乐妓的生活异常卑微！

二、商人地位低下

琵琶女年纪大了，风华不再，“委身”嫁给一位商人。嫁给一个商人还是“委身”，琵琶女还很不愿意，是何道理呢？照今天来讲，商人的地位很高，嫁作商人妇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是唐代却并非如此。

在唐代，乃至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都很低。古代阶级等级排列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在读书人眼里，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种地放羊的农民，所以在白居易的笔下，风华不再的琵琶女被“嫁作商人妇”。

商人经商，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得，但在政治上却遭压制。中国是一个重道德的国家，最重仁、义、礼、信，但商人几千年来却被烙上了“奸”字，“无商不奸”一下将所有商人打下了十八层地狱。李白出自商人之家，但他毕生追求就是能取得功名。才女李清照嫁给商人后，写下了多少凄凄惨惨的词句。，

商人地位地下，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为国家之大利，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害。任何一种工商业，只要稍有利可图，就可能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管仲相齐，“管山海之利”，商鞅变法，实行“壹山泽”；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仅汉一朝，改币制达六次之多，此后直至清末，朝廷进行了数十次币制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改变铸币的金属成份、重量、发行量来使货币贬值，以搜括民财（主要是商人之财）；明太祖亦曾下诏：“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三、作者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８１５年），泽潞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公然在京城长安把坚持主张削平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刺死，刑部侍郎裴度刺伤。白居易当时任左赞善大夫──一个陪侍太子读书的闲官，当他闻知此事后，挺身而出，上书要求捕杀杀手，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贬到江州，做一个实际无事可干的闲官司马。言为心声，《琵琶行》创作于他遭贬的第二年，诗中对歌女身世的生动描述，实际上抒发了自己被排挤打击的悲愤心情。

白居易是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诗很自然地反映了他的心境落寞凄凉。《琵琶行》明写琵琶女，沦为商妇，实写自己怀才不遇，难遇名君的悲叹。诗中，琵琶女早年曾盛极一时，到后来年长色衰、飘零沦落，而诗人自贬官九江以来，孤独寂寞，举目伤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人把一个乐妓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和为一体。

《琵琶行》作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深刻的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的三个方面：乐妓的生活卑微，商人的地位低下，作者的仕途失意。我们在欣赏这首诗的语言、韵律美的同时，更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